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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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连波1982年回忆：解放初解放军画报社田野社长虽然不认识沙飞，但他不止一次对全体干部说，沙飞的女儿小力经常来画报社，她是咱们的亲戚，来了要热情接待关怀。（王笑利当天日记：我有病住院是田野社长打报告送我去的，他还坐车去通县医院看望过我。）
白世藻1980年回忆：文革中我的罪状有一条是为沙飞翻案。林彪事件后徐灵说，沙飞问题该解决了。白求恩给沙飞4件东西，一是照相机，一是钢笔，一小本，小本在抗战中丢了，一是像册，像册原是缴获日本人的。
吴群1980年回忆：我1966年1月写的“接受鲁迅教诲的摄影家沙飞”一文，当时不给登，文革中被抄走了，为此还是我的一条罪状，为叛徒翻案。文革后才还给我。
江一真1983年回忆：我后来到新四军。1956年我见到殷希彭，问老沙情况，才知有事。
胡忠1980年回忆：1950年华东局任第三书记的舒同，来京时几个战友吃饭，有兰矛、王平、唐延杰、杨成武等，舒同向朱良才问沙飞情况。朱良才说，沙飞杀了日本人，被处死。舒同表示惋惜。
穆欣1980年回忆：我与沙飞是只通信、没见过面的朋友。解放初我到华北军区有事，我打听他，想见个面。但人家含糊告诉我，他已不在了，什么原因没说。
和平医院行政科干事周保山1997年、2001年、2003年回忆：1951年我到和平医院。原来医院的病人、烈士都埋在烈士陵园外边，从那挪墓到药厂不是我经手的。第一次迁墓后，交给我管。我见到沙飞墓有块木牌子，写了名字，看不清是哪个飞字。我写报告说，以后家属来人找不到坟怎么办，上级批了，给沙飞定了个二三十厘米宽，一米高的石碑。从药厂再挪墓是我经手，找人刨开土后，我一看沙飞的棺材烂了，我到南马路棺材铺，有十多顶棺材，我给沙飞买了一个最好的、五寸半厚、四块整板的松木棺材，是个订给老人上了油还没拉走的寿木，很贵，相当于当时价格130多元，我给拉走了，我让人把沙飞的原来整个棺材连人一起装进新棺材里，和平医院的人都是镇头村那个人埋的。医院常在那买棺材，一般规定，棺材规格板厚2寸半，其他人都是原来一般的对半、6块板的松木棺材，与沙飞的棺材大小一样，质量不一样。我是临时抓的，不是谁叫我这么干的，组织上说过，沙飞是老革命，要照顾，大家对沙飞都很尊敬。以前说沙飞的是楠木棺材，不可能，石家庄那时哪有楠木棺材，院长的老婆死了，想买个好棺材也没有。把沙飞挖出来再埋，我在场监督，指挥其他人干，我代表家属方。埋好后把以前的碑拿过去立上。以后地平了，我就不清楚了。第三次往动物园挪，非正常死亡的几个人没再动，留在那了。移墓是1958以前的事。迁墓时我画了准确的图，交给了行政科盛少候，他后来交给刘富堂，另一份交给组织部门，图纸是2份。
焦恩2003年回忆：与沙飞埋在一起的几个人情况，黄玉胜在收发室当通讯员，弟弟在总务科，他家乡来举报信，说他们是还乡团，他夺了站岗战士的枪，开枪打死张之及院长的老婆。一个志愿军连长强奸女人未遂，把人家扔井里淹死，3天破了案。他俩的审判大会在大操场，宣判后马上执行，两人一个车，也是我开车送去刑场，黄玉胜走不动，两个人拉着他上车。肃反运动开动员大会叫有问题的人交代，晚上小儿科主任赵力跳井了，七八天后找到，我和周保山捞起他，已经腐烂（作者附记：赵力的儿子是八一学校的同班同学）。另一人是冤案。
王笑利1985年8月3日日记：到阜平上庄看望乡亲们。在李玉忠夫妇家，大家都来了。他们说，沙飞的警卫员李有志来接沙飞的儿子时告诉我们，他得了精神病，他住院时，不让我们跟他一屋，有事没事都摇铃，闹得我们不能睡觉，他让老婆做衣服，要求白天穿是衣服，有袖子、有腿，晚上是被子。他打死日本医生，保不住，死了。我们大家都哭了。他的病把他的功劳都抹了，人们心痛他，好人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好几天睡不着，三人一群，两人一伙议论分析，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没死，他有大功劳，毛主席舍不得枪毙他，把他藏起来了。他的老婆王辉说要把孩子聚到一起到南方，当时可能杀了个替身，让他到南方去了。我们一直打听他到底还在不在。抗战时画报社在我们村，他们节约粮食救济我们。一个老乡讲，我头上长牛皮癣，石家庄解放后，沙飞买了药给我送来，他对我说，你以后有什么困难来找我。王毅强的干爹耿同金说，1949年春天我到石家庄卖猪棕，还去看王辉。大家都说，沙飞要是活着，就不会忘记我们上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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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始终爱着自己生命中惟一的男人（4）
司徒慧敏1980年回忆：我1952年从国外回来，在满州里时陈叔亮（曾任罗马尼亚大使）跟我谈到沙飞后来的情况，许多人都跟我提到沙飞。
司徒汉2000年回忆：沙飞、司徒美堂、司徒乔先后去世，司徒奇出国了。50年代末，有一次我到北京，司徒慧敏、司徒杰和我三个人在一起时，慧敏说，他们都走了，就剩我们几个人了。
作者附记：
父亲去世后，遗物里没有鲁迅底片。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父亲并执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有关方：“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他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
战争年代父亲及战友们拍摄的几万幅原版底片在解放军画报社，那是他和战友们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保存下来的。
父亲的战友、学生们在新中国的重要新闻摄影机构担任领导及业务骨干。
父亲与石少华，是老乡、战友、影友、兄弟、知己；父亲走后，我们两家始终来往密切；小时候我在感受到石叔叔关心与温暖的同时，不觉会掀起对已逝父亲感情的波澜。1995年我策划在广州、深圳、汕头举办《沙飞、石少华摄影展览》，就是回报石叔叔对我们全家多年来始终如一的关怀。
罗光达是父亲的第一任助手、亲密战友。他在离休后，主编出版了《沙飞摄影集》、《人民战争必胜——抗日战争中的晋察冀摄影集》、《晋察冀画报影印集》等大型画册；而《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直到1995年8月才出版。
顾棣是父亲的学生，名副其实。
……
1949年9月美洲爱国侨领、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从美国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在国共两党中，他选择了共产党。晚年他居住在北京，府上经常高朋满座：章士钊、梅兰芳、蔡廷锴、何香凝等。司徒乔、司徒慧敏及方林等司徒家族的晚辈常去看望他。1950年美堂对土改没收华侨地主的土地、房屋，提出不同意见，他说这些是华侨们在海外用血汗赚来的，应区别对待。1951年3月他到广东考察土改时，接待规格高，但他每天的言行都有人上报有关部门。1955年5月8日美堂在京病逝，周恩来、林伯渠等扶灵，安葬在八宝山。
2003年10月11日中国致公党、广东省政协、江门及开平市政府在开平联合举办“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35周年大会”。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个侨团200多名代表、美堂的孙子孙女及司徒氏海内外的宗亲代表参加了大会。
司徒慧敏抗战胜利后，去美国学习电影，6年后回国，担任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87年去世。
司徒乔于1950年从美国回到北京，创作不少作品，为鲁迅小说《故乡》等画过插图。在他去世前一夜，即1958年春节前夕，他还在画他的家乡《潭江夕照》。
司徒奇旅居加拿大，1982年，两幅作品《雪松》、《晴雪》入选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各印两亿份明信片、圣诞卡，获得中国画家少有的光荣。1997年去世。
司徒慧敏的儿子司徒兆光、司徒乔的弟弟司徒杰都成为一代雕塑大师。100元人民币票面上毛、刘、周、朱的浮雕像是兆光的作品；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白求恩雕像及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白求恩纪念馆白求恩浮雕，是司徒杰雕塑的。司徒杰1980年代初回故乡遇到王达理，才知道在创作白求恩雕像过程中，参考多幅照片，作者沙飞就是司徒传，是自己早年认识的“传哥”。在白求恩和沙飞去世后，白求恩雕像由司徒家族的人来完成，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司徒乔的弟弟司徒汉成为著名指挥家、作曲家，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他应邀赴美国芝加哥，指挥当地华人合唱团联合演唱“黄河大合唱”，被誉为盛况一时的历史性演出。2004年去世。
司徒梦岩家一门四子，曾于1949年在上海举行司徒家庭音乐会。儿子司徒华城是中央乐团小提琴独奏家兼乐队首席，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女儿司徒志文，是世界大提琴大会名誉会员，北京爱乐女乐团团长。
祖父在解放初，经营百龄药房，划成分为工商业者。祖母卒于1963年4月13日，祖母卒于1967年2月29日。
二叔司徒铃，广州中医学院针灸教授，全国中医协会理事，省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1993年病故。
三叔司徒强，抗战胜利后是国民政府国防部中校电台台长，后来随国军到台湾，与家人一直没有联系，1987年在台湾去逝，终身未娶。海协会将他的骨灰及几万美元遗产转给广州的家人，骨灰葬在父母亲身边，部分钱捐给开平司徒氏图书馆，余款给兄弟妹妹们。
2000年到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查阅“沙飞案卷”，从石少华的谈话记录中才知道，母亲要求与父亲离婚的报告“当时就已批准了”。回广州问母亲，她说，交离婚报告时，组织对她说，沙飞的问题不株连妻子儿女，最好不要离。她似乎不知道离婚报告已批准。
她始终爱着自己生命中惟一的男人（5）
2003年底看到一份母亲于1980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原稿。关于“爱人情况”一栏“姓名：沙飞，又名司徒传，已离婚。有何政治历史问题、结论如何：1949年因长期患肺病，住医院神经不正常，打死了一个日本医生，华北军区处以极刑。”她亲笔填写的这份表说明，她从来就非常清楚：1。沙飞当时神经不正常；2。他们已离婚。作者问母亲，她头脑很清醒，承认当时知道组织批了离婚。再问大哥，他说只知道母亲写了报告，不知道批了。分析的结论是，当时母亲怕自己和孩子们受牵连，提出离婚，领导做工作后，她不想离了，但并未想到要撤回报告，当她被告知，离婚报告已批准时，再次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这是她心中永远的伤痛！可是她的心、她的感情，仍然与第一次“离婚”一样，从未真正认为自己与沙飞已经离婚。沙飞走后，她几次去石家庄找他的墓；这么多年来，5个子女都不知道他们离了婚；为争取为沙飞平反，当时已70多岁的母亲，多次写证明材料，亲自去北京军区法院。她始终深深地爱着自己生命中惟一的男人。
母亲是强者、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作者从小不在她身边，50岁以后才逐渐与她亲近，90多岁的母亲，知道我在写父亲的书，有时会主动谈起父亲及自己。她不再回避了，她希望孩子们了解她，、理解她！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父亲、母亲感悟得越来越深。
我爱爸爸，他给了我生命。我爱妈妈，她那么坚强、深沉，那始终不渝。她为她一生中的至爱，付出的太多了；何况，没有她的努力，就没有我们全家的今天。
我爱爸爸和妈妈，而且，越来越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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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过来一个沉重的历史担子
对于摄影家沙飞，人们是陌生的。有的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但提起代表作，总还见过几幅；有的知道他的死；有的认为他是御用摄影师；有的认为他是英雄；有的说他是中国革命摄影的奠基人。
2000年初，广州的吴少秋对我说，对于一般摄影家，人们只对其作品感兴趣，而对沙飞，人们既对他的作品、也对他的人生感兴趣，你应该写关于你父亲的书。我从来没想过，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一直希望有水平高的作家写沙飞。这次谈话后，我想了很多。
1997年7月我在上海搞沙飞影展时，知道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主席蒋齐生去世的消息，赶去北京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会，姐姐王笑利把一个写了我名字的小纸箱交给我说，6月初蒋老把收集的有关父亲的照片、资料全部整理好，专门叫我去他家，郑重其事地委托我转交给你。1999年姐姐把她写了8年的采访笔记、日记和资料全部给了我。蒋老放心地走了，姐姐也轻松了。我接过来的却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担子，然而我不可能有其它选择。
从1995年起，我开始追寻父亲的遗踪。我采访他的战友、家人、有关的人，到国家图书馆、中山图书馆、桂林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京沪旧书市场寻找有关书刊。妹妹把母亲家中的资料信件、包括文革中母亲的交代材料给我。桂林、太原、张家口搞文史资料的朋友给予帮助，还有顾棣等人提供日记。在安哥、鲍昆建议下，我努力收集整理父亲的摄影作品。
1980年代，蒋齐生采访了石少华、章文龙、张进学、罗光达、王辉等人，王笑利采访了家人，并与顾棣共同采访在京的老同志。注明“沙飞案卷”部分，是1981年曲华明院长、赵保杰庭长等人的调查记录，我于2000年到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摘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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