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历史人物-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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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有一本算卦用的诸葛神课，他一直奉若神灵。这本书在装箱时，不知怎么的被红药水染红了一角。照着宫里的老规矩，红色本来是代表吉庆的，可是在这兵荒马乱之际，被当成了血的象征，使得溥仪大为烦恼，认为是不吉之兆。
在逃亡途中，据溥仪和侄子毓赡在《亲历“满洲国”崩溃》一文中写道：
那几周的日子过得昏天黑地、浑浑噩噩。大概过了有一周吧，那天一早，我醒来，就觉得气氛有些异样。一个个日本人都无精打采，仰天躺在榻榻米上。我赶忙跑去见溥仪，正碰见日本军官吉冈安植来见溥仪，垂头丧气地代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通知溥仪：日本天皇已经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溥仪一听，马上跪地向东边“碰头”，批其颊十数下。当然不会用力，但很脆，很快。这犹之乎“讣闻”上的老套子，“不孝男某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先考”，于是便来套“批颊请罪”的表演。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日本人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原来，溥仪胆子特别小，而疑心又特别大。今天日本人垮台了，他的傀儡戏也唱完了，没有用了，他害怕日本人害他灭口，刹那间，极度的恐惧和绝望的心情交错在一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6）
吉冈随即拿出了一份“退位诏书”，叫溥仪签署，开头也还是写上“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曰”，这也是溥仪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退位。次年内战爆发。那是国共两党的战争。毛泽东用4年的时间打败了蒋介石。
1950年8月3日，毛泽东派人将溥仪、溥杰等从苏联引渡回国，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7年，溥仪在狱中见到了七叔载涛。载涛告诉溥仪说，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和青年一代，都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力尽所能；载涛更是当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并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载涛来见溥仪时，毛泽东还要他代问这个“皇上”好。
1959年，溥仪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签发的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仪被释放，回到了阔别35年的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工作，后来又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并开始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
此时的溥仪，已经是孤身一人，原来的皇后婉容成了疯子，而淑妃文绣，则与他离婚，成为历史上唯一敢于与皇帝离婚的妃子。日本人还曾给他找了一个妃子，但随着日本的战败，这个妃子也离他而去。因此已过天命之年的溥仪，仍然过着单身生活。直至1962年，才与北京一家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
这位曾被作为《时代》封面的废帝，在他成为公民后，却与另一位《时代》封面人物见面。
这人物便是毛泽东。
当溥仪回国之前，就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处处在进行翻身斗地主的中国人民，肯定会将他这个头号大地主碎尸万段。可是他又一次错了，回到国内后，政府并没有处死他，而是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溥仪受到了与其他战犯同等的待遇，洗澡、换衣服、发生活必需品，甚至还给配发了香烟。这使溥仪感到非常震惊，但接下来的事情，又让他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战犯管理所看见他仍然暗地里享受着唯我独尊的生活，于是便将溥杰等家族成员分开，安排他和其他战犯住在一起。从此，这个战犯皇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面对从来没有碰过的牙刷，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去把牙膏挤出来，涂在牙刷上，他还得自己穿衣服、吃饭、整理床铺、洗脚、洗衣服，甚至还得和别人一样值日，打扫房间卫生，提倒马桶。面对这些难题，溥仪开始选择的是抵制，他认为这是人民政府给他的难堪，但同时他也为自己事事落于人后而痛苦不已。这时，战犯管理所的同志终于来找他谈心了。溥仪终于明白，共产党是不可能杀他的，而是要把他改造成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让他做新人，进入新社会，过新生活。
在战犯管理所同志的帮助下，溥仪渐渐学会了生活自理，再也不会出现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就已经出操；他还没洗漱完，别人已经开始吃饭的情况，他已经能够满心欢喜而又骄傲地站在别人面前说：“瞧，我已经能够自己补衣服了！”
溥仪见到毛泽东是在1962年新春的一天。那天，毛泽东以私人的名义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四位社会名流乡友作陪。家宴设在颐年堂内。
那天上午8时许，当章士钊等人入席后，毛泽东雍容大度，诙谐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钊环顾四座，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问道：“主席，客人是谁呢？”毛泽东故意神秘地吸了一口香烟，环顾大家一眼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他的话为家宴抹上一层神秘色彩。这样一说，大家更糊涂了，都在心中揣摩：这人是谁呢？
正在这时，一位高个儿、约摸50多岁的清瘦男人，面含微笑，举止落落大方，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步入客厅。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客人身上，其实都不认识他，既不是人们熟知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刊上常登载照片的著名人士。毛泽东显然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却像老朋友似的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人打招呼；用他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他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恍然大悟。原来正是前年大赦的要犯，今天万万没想到这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就坐在眼前。那年章士钊主持《苏报》还骂过他呢。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四位老人给溥仪作了介绍，溥仪态度极为谦虚。每听介绍一位，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是那样的谦卑和善友好，从他身上已经没有半点皇帝的架子，似乎已经醒悟到：帝国不是沉沦了，而是崩溃了，沉沦之后，还可努力崛起。可是崩溃，则无法崛起。他试图一而再地重建崩溃的帝国，结果是把灾难引向自己，引向中国。他不再是那个一心想恢复祖业的废帝。
何况，他的资本全部赌得精光。
他只剩下一个足可以闲云野鹤般的自己。
或许时不时回忆一下当年的封面人物。
那是已作壁上观的人物，那是已经谢幕的人物。
。。
宋教仁：醉心“政党内阁”（1）
他没有阻挡住政治危机。
他在危机之前死去。
他带着政党政治的理想幻灭了。
这是历史的悲哀，不是宋教仁一人的悲哀。
组建国民党
宋教仁当初为国民党领袖，是年轻的政治家。
宋教仁，原名炼，字遁，湖南桃源人，自号“桃源渔父”，世称宋渔父。1903年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学习。1904年分别与吕大森、黄兴等组织湖北科学补习所和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准备在长沙发动起义。事机泄露后逃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校、早稻田大学留学，1905年创办杂志《二十世纪之###》宣传革命。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国同盟会，任同盟会检事长。改《二十世纪之###》为《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报。1906年，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发动起义，未成，旋回东京主持同盟会本部。1910年回上海出版《民立报》，宣传革命。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与谭人凤、焦达峰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组织长江流域各省起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法制院院长。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同年任农林总长。不久辞归上海。
1912年夏天，正在北京活动的宋教仁接到孙中山的来函，孙中山在信中说他准备到北京去一趟，“以觇人心之趋向”，并争取他的铁路建筑计划取得“参议院之赞同，政府之特许”。这时，袁世凯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也再三邀请孙中山北上会商国家的内政纲领。因此，孙中山在8月18日，自上海乘轮船经天津赴北京。同月24日抵京后，袁世凯隆重地按国家元首的待遇接待了他，并对他“百般地曲意奉承和推崇，极尽拉拢欺骗之能事”。孙中山认为既然将政权让与袁世凯，且“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主张“尽可使之负责”，在思想上准备加以支持，也就不再对袁世凯有所警惕。加以袁世凯表面上对他极为尊重，孙中山又缺乏和袁世凯这样奸诈的人物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很容易为他所欺骗。他与袁世凯才会谈过两次，就对袁世凯大生好感，并立即发电报给上海的黄兴，认为对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敦促黄兴“千万先来此一行”，以实现南北“统一”。这样，黄兴也在9月11日来到北京。
孙中山这次在北京逗留将近1个月，他和袁世凯晤谈了13次。每次谈话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或12时，有时一直谈到次晨2点钟，谈得非常融洽。所谈皆国家大事，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等问题。袁世凯口口声声“以国家和人民为念”，对孙中山提出的每项主张，几乎无不表示同意。孙中山对于和袁世凯的会谈甚为满意，上了袁世凯甜言蜜语的当，把这个狡猾的大阴谋家误做好人，完全信赖了他。孙中山甚至天真地对袁世凯表示，支持袁世凯当10年总统，练精兵百万，声明自己辞去正式大总统候选人，不再厕身政界，打算“十年不预政治”，“专求在社会上做成一种事业”，即建筑铁路的事业。并于9月9日，正式接受袁世凯政府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立志要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
然而，就在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8月25日），他便出席了宋教仁将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的成立大会。有部传记说：在辛亥革命后，同盟会的组织由于妥协和各种遭遇，以及内外敌人的拉拢、瓦解活动，很快走向涣散，并发生了分裂，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就不大过问同盟会的活动。实际上，此时的孙中山已是自由党总裁，黄兴为副总裁。
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所抱的政治主张是摆脱同盟会，另组###，建立政党内阁。他以为只要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在国会里面争取多数，就可以掌握到实际权力，就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为了实现所谓“政党政治”，积极活动，以同盟会为基础，与官僚政客组成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政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而且，特意安排在孙中山来京的时候召开，地点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发布了《国民党政见宣言》。
宋教仁：醉心“政党内阁”（2）
改组后的国民党，将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部分放弃殆尽，甚至把“男女平权”也从政纲中取消了；并且滥收党员，把许多投机政客、封建官僚，以及向来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都拉进国民党。这样一来，本来就由于成员复杂而十分松懈的同盟会，完全变成一个庞杂的改良主义的政治团体，很难发挥什么战斗作用了。
有传记称：“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不满意的，但他为了维持大局，希望政治能上轨道，还是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在这次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为理事，胡汉民等29人为参议，还有名誉参事7人和各部干事300余人。许多国会会员、内阁成员、各省代表和长官，均被列名为党员或干事。当时孙中山表示不愿过问党事，实际并未担负责任，他不久即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自己去专心致力于铁路建设事业了。
另据吴玉章回忆“辛亥革命”：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宋教仁等已经组成了国民党，正在为实现他的政党政治的幻想而日夜地忙碌着。他以为国民党只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组织责任内阁，中华民国即可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得到“长治久安”，袁世凯的大总统就只剩下一个元首的空名了。他为了在选举中取得多数，不惜把大批的政客和封建余孽拉入党内。他为了使这些人能够接受，又不顾许多同盟会员的反对，把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尽行删除。“平均地权”被改为“注重于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被改为“维持国际和平”，这就是说，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完全被抛弃了。甚至连“男女平权”的主张也被取消，因此更遭到女同志们的反对。有个叫唐群英的女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刚打下南京的时候曾经当过女子北伐队的队长，这时即因反对宋教仁取消“男女平权”的纲领而要打倒他，以致闹了一场风波。但这不是最大的风波。
宋教仁挨打
在同盟会中，宋教仁被誉为两大智囊之一（另一位是孙中山）。他口才既好，理论功底也深，组织能力又强，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他一夜之间就草成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评价说，当时，袁世凯不怕孙中山，却怕宋教仁。但就是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竟然两次在公开场合被人扇了耳光。
第一次是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定推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与部分开国元勋，主张一定要袁世凯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以对袁世凯进行钳制。可另一些革命###却不以为然。双方为此互不相让。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争论这个问题，一人提议，干脆让黄兴带兵北上，以迎袁为名，将其北洋军消灭掉。宋教仁不赞成这样做，他说北洋军有重兵把守直隶、山东，革命军根本无法北上。他的话音刚落，同盟会###、广西才子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他左眼流血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