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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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本按照小米斤数发给月薪（折合当月人民币）的办法，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欢迎。因为当时老人民币仍然经常贬值，以“小米斤数”为工薪单位，近似一种实物工薪，照顾到生活费指数上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损失。
把留用的知识分子统统包下来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职工薪资问题的指示》决定了临时措施，认为 ：
“新解放城市中关于职工与留用的公教人员的工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问题，不能草率地制定新的工资标准。而且，目前的形势又不允许我们召开带全国性的会议来通盘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凡留任原职的职工和公教人员，只有暂时一律照旧支薪，即按解放前最近三个月内，每月所得实际工的平均数领薪。只有在个别地方三个月的平均数仍嫌太高或太低，才可以稍为削减或增高。”
一般说来，对于留用的公教人员、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统统“包下来”的政策；而所发薪金，相当于战乱期间的最低薪金。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造旧职员问题给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中指出，“对于企业的旧职员，在原封不动的接收以后，一俟生产恢复，秩序安定，在薪资待遇上就要着手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对一些技术不高，工作能力不大，但因接受国民党负责人而占着高级位置、领取高薪的，则应降低其位置和薪水。”
与此同时，对国民党公务员的薪资政策，中央也作了明确规定，指出：“旧职员加入我们行政机关工作者，原则上和我们工作人员同等待遇，实行供给制。但有特殊技术的人员，原有高薪，又为我们必须任用的，则需要以高薪，继续任用。决不可向这些旧职员提出原职原薪的口号。”
“薪资”或“工薪”是薪水（即薪金）和工资的合称。两者本来是有区别的。通常，“薪水（金）”是付给职员、教师、公务员等脑力劳动者的报酬；“工资”是付给工人、体力劳动者的报酬。“薪水”按聘用合同付给，计算方式分为年薪和月薪；工资分为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等。1950年以前的文件称为“薪资”或“工薪”；1950年以后，就一律称为“工资”了。
解决薪资问题的两种办法
根据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除少数地区发放生活维持费外，一般采取了两种办法来解决当时的薪资问题：一种办法是实行“原职原薪”政策；另一种办法是在“原职原薪”的基础上，对工薪进行适当调整，规定新的工薪标准。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经济文化事业集中的城市，基本上实行第一种办法，一般只是以解放前三个月的平均薪水为标准，旧的奖励制度也加以保留。只对显著不合理的作了个别调整。例如，对于不学无术、依靠亲朋势力和裙带关系领取高薪者，或具有较高技术能力而同主管要员不合，遭受打击，薪资特低者，分别给予适当降低或提高。在群众要求下，还取消和降低了一些高级职员不合理津贴。
太原采取了第二种办法，由于该市解放前职工的薪资过低，至解放前夕，大多数职工的薪资 已经不能维持最低生活。1949年4月太原市解放后，于同年5月，即参照当地原有的薪金制度 ，拟定了各部门临时的薪资办法。其标准为：技工197…288斤小米；正工149…192斤小米；副工108…144斤小米；徒工80…96斤小米 （1斤小米折合今日人民币1元5角左右）。
1949年9月，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又公布了新的工资标准：重工业工人从300斤小米到320 斤小米；轻工业工人从270斤小米到285斤小米。
武汉市1949年5月解放后，市军管会决定暂发生活维持费，分别为5银圆、8银圆、10银圆等三个标准，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银圆牌价发给。（注：1 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元。）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行了“三个统一”即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开始扭转经济困难的局面，使财政收支逐步接近平衡。为了保证职工的实际收入基本稳定，在发放工薪时，大都采用实物（如北方用小米、面粉，南方用大米）以及“折实单位”来计算，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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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组缃、宋云彬、何兹全的薪给
我查阅到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给清华大学的通知，为该校新聘教授吴组缃重评薪给：“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移交未了案内，……你校新聘教授吴组缃前次呈报，已经前华北高教会核准，薪给评定数因年资计算略有差误而重评，改定为小米985斤（注：合今人民币约1478元），应予照准；前送评定薪给数准予注销，望即按重评数发给。特此通知。”
1949年7月开始，“教科书编委会”的待遇从供给制改为薪给制。在编委会工作的宋云彬先生6月29日有日记云：“本会同人待遇将改供给制为薪给，上午与金灿然等共同商讨，大抵以北平大学教授为标准，余可得小米千斤有余。”我考证得宋云彬所定月薪为1040斤小米（合今人民币约1560元）。
据记载，宋云彬8月5日领取7月份全薪为小米1040斤，按照时价每斤88元（老人民币）折算，共91500元。但是在市场上很快涨价到每斤小米120元，因此要求每半个月发一次薪水。同一时期，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每月工资300斤小米。当时理发一次400###人民币，折合3斤多小米。9月10日宋云彬日记：“今日领本月份上半个月薪水，小米520斤，每斤171元，折合人民币88920元。”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对《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薪津暂行标准》进行了修订。1951年，部分人员调整工资，清华大学教师214人（占教师总数435人的49 ％）增加小米11 805斤，人均月增55斤小米；职员67人增加小米2 360斤，人均月增35斤多；工人205人增加小米9 050斤，人均月增44斤多。
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说：从美国归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时工资是每月800斤小米（专任讲师、合今人民币约1200元）；后来升级，任副教授时月工资为1000斤（合今人民币约1500元），升教授时月工资1200斤（合今人民币约1800元）。
1955年大学教师定编时，何兹全评为4级教授，月工资204元（合今人民币约2040元）。那时候猪肉大约5角钱1斤。出门购物买书，口袋里的人民币大把往外掏。钱还是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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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吴冠中回国后的经济生活
吴冠中1919年生于江苏宜兴农村。1942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考取###公费留法，1947年至1950年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进修。根据吴冠中晚年回忆：
1950年的秋天，吴冠中从巴黎回到北京，住进西单旧刑部街###归国留学生接待处，第一件事是到东安市场买了一套蓝色制服，换下了西服和领带。很快地，吴冠中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但美术学院住房紧张，一时没有吴冠中的宿舍，靠友人帮助，暂租到东四魏家胡同一个四合院的两小间南房。南房朝北，不进阳光，房中无隔断，似堆杂物的仓屋。房门口有棵不大的树，院子极窄，这里属进入正院的入口处，大概原先是看门人的住处。
吴冠中匆匆赶回宜兴老家，接来久别三年的妻和未见过面的孩子可雨。吴家三人就落户在这小屋里，除了吴冠中从巴黎带回的三大铁箱画册和法文书籍，什么家具也没有，开始买双人木床、木桌、木椅、木书柜、煤球炉、煤、米、油、盐。妻子学习如何用煤球炉生火、封火，用一只桶到里院打水。他们开始在不习惯的北京做自己南方口味的简易饭食，往往中午做一顿饭，晚上将剩饭煮成泡饭，保持老家农村的习惯。人地生疏，门庭冷落，几乎没有客人，只有老同学董希文和罗工柳来作过客，妻子做饭招待他们，炖了红烧牛肉……
吴冠中被定级的月薪是700斤小米（注：合今人民币约1000元），并须给在故乡的父母按时寄去生活费。土改前后，他们的生活困难极了，还抚养着几个未成年的妹妹。吴冠中节省下不多的美元存在东四一家银行里，每月工资用完时，便到银行去取一点美元兑成人民币。
从魏家胡同到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并不远，吴冠中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每天骑车到校上课。 课外，骑车上街办事、买菜、写生，此后三十余年，吴冠中前后骑破了三辆飞鸽牌自行车。
不到一年时间，美术学院给他分配了住房，就是那大雅宝和小雅宝胡同间的古老院落。吴冠中跟李可染对门而居，同院尚有李苦禅、王朝闻、张仃、董希文、彦涵等等。有一次齐白石到李可染家作客，可染先生请吴冠中过去相见，这是他见齐老先生惟一的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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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米”为工薪单位的过渡时期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周扬、副主任陈微明）下发了“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警薪给暂行标准（草案）”，对于薪给数额（为每月多少斤小米）作出规定。
大学校长：月薪小米1300斤至1500斤；
专科学校校长或独立学院院长：月薪小米1000斤至1300斤。
教授、副教授：月薪小米800至1300斤；
讲师、教员、助教，月薪小米400至850斤；
职员：月薪小米250至750斤，工警180至450斤，学徒工120至180斤。
（注：每斤小米约合今人民币1元5角左右。）
国立清华大学职员公会讨论后，于4月16日呈报《建议书》，提出要求：
Ⅰ、将最低薪额250斤小米拟改为350斤。理由：（1） 维持最低生活水准：根据本校生活委员会调查所得，工农每人每月最低生活所需63斤小米（不包括衣、住、教育、医药及其他）；该会调查本校职员实际平均负担家庭人口数额为口（包括本人、十岁以下儿童每两口算一口）以成数4口计；则每月应需252斤小米；又据悉华在大学生每人每月所需为106斤小米（不包括房租捐税）以4口计每月应需424斤小米；照此两种标准之平均额约为350斤。本校所拟4口实为最简单之家庭而350斤小米亦实最低之生活水准。（2）三月份下半月本校职员所支之最低额底薪55元折合小米353斤，调整待遇之时不应低于原支额，以影响工作情绪。
Ⅱ、原来待遇确不尽合理、最低职员之所得，按其工作性质已感过少。希望提高薪额。
Ⅲ、补充意见：（1）每年应视同人工作成绩，拟请酌加薪俸；（2）拟请政府以救济或贷金方式补助家庭人口过多，而无生产能力或生产机会之人员。理由：在此过渡时期，生产机会，尚不普遍，而家庭负担沉重，生活不足维持者甚为影响工作情绪。……为使每人均能安心服务，则必使之生活安定，则最低要求实应满足。本会已成立研究调查机构，作更深刻，更进一步，更于具体事实相接近之探求当可随时提供意见，以供采择。
从1949年5月份起，北大、清华等院校依据文管会下发的《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薪给暂行标准》，制定了教职员的支薪评定临时办法，评定教职员工的月薪。具体规定如下：
专科学校校长或独立学院院长：月薪小米1000斤至1300斤。
教授875—1300斤，副教授825—1080斤；
专任讲师630—850斤，教员570—800斤，助教400—680斤；
教职员工年功加俸，及考勤考绩加薪，每年最高小米40斤为限。
我还从历史档案中，查到了中华民国38年（1949年）8月11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文件（高教秘字第873号）：关于评定薪资的指示”，签发者为华北高教委主任委员董必武、副主任委员张奚若、钱俊瑞。这个文件比较审核了“平津各院校评定薪资结果”，点名批评了北洋大学评薪结果“过高”，作修正如下：
一、教授方面：为使北洋大学不高于其他院校，除校委会主席保留月薪1300斤外，其他一律减35一40斤，教授平均每人月薪1100斤小米（与清华、北大等校平均数相同），最低薪减为月薪800斤。
二、讲师助教方面：讲师最低610斤（比较北平各院校：清华610斤，师大550斤）；助教最高薪650斤。附小教员月薪金350—550斤，参照：清华大学附设成志中学教员薪金为350—670斤。
可见，新中国成立前夕所定的教员薪金（以小米数发给）一般标准偏低，因为这是以1948年经济最困难的战乱时期的月薪收入为参照基点的；后来稍有调整。由此知识分子的工薪虽然并不高，但是收入比较有保障，逐步摆脱了物价飞涨的困扰。十年战乱以来，他们头一次过上了平稳的物质生活，认为可以安心从事文化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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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斤小米”的故事
张元济先生（1867—1959）是商务印书馆的###。1949年9月，他应邀从上海到北平，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写了一本书《中华民族的人格》广为散发。书里说：
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与国人普遍“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有关；如果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把人格的扶植放在脑后，那就很容易诱导人们置良心于不顾，去竭力追求物质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便以为“只要抢得富贵，免得贫贱……什么都可以不管了。长此下去，将造成整个民族的堕落”。（引自傅国涌《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22页。）
1949年，在新中国诞生之际，张元济先生恪守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小事上也绝不含糊。
9月14日，张元济曾托政协会议招待处给商务发过一份电报。事后他多次向招待处邓主任询问费用，邓都不肯说。无奈他只好让人去电报局了解价格，134个字，共28140元，按照招待优待，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