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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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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都是知识分子。再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哪一个不是知识分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现实都得不出仇视知识分子的结论。……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明,知识分子是建设国家的主要力量。(引自吴祖光《要信任知识分子》,在全国政协的发言。)
  现代化的知识必需跟廉正高效之“权”、合法稳定之“钱”密切结合起来。新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绝不是依靠无知、无赖、无聊、无耻的流氓痞子们吹牛拍马所能“包装”“炒作”起来的。知识分子们,必须优化我们自己,强化我们自己!因为现代化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决不是假大空的豪言壮语,而是求真、务实、积极建设、提高民族素质。以自己掌握的现代化知识为强大资源,确保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从而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支柱。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作者 2002年春节于北京——上海
  2004年修订
  

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
内战期间,国共两党一直在争夺知识分子。这种剧烈的争夺,不仅体现在思想政治体制方面,而且体现在经济生活、工作条件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的“###之命运”生死存亡的争夺战中,多数青壮年知识分子(主要是学生)纷纷倒向共产党一边,而大多数中老年知识分子经过犹豫观望,也终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历史的选择,绝非出于偶然。
  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促进了我国迎向现代化的世界潮流。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并不低于日本,在京津沪宁杭一带的高等教育和出版事业是跟国际水平接轨的。根据《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考证——
  1927年规定,教育界待遇如下:
  教授月薪400—60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0—18000元)
  副教授月薪260—400银圆(合今人民币7800—12000元)
  讲师、中学教师月薪160—260银圆(合今人民币4800—7800元)
  助教月薪80—160银圆(合今人民币2400—4800元)
  小学教师月薪40—12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3600元)
  1935年新闻出版界待遇如下:
  社长月薪200—400银圆(合今人民币6000—12000元)
  总编辑月薪150—300银圆(合今人民币4500—9000元)
  编辑部主任月薪120—200银圆(合今人民币3600—6000元)
  特派记者月薪约100银圆(合今人民币3000元)
  一般记者和编辑月薪40—8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2400元)
  当时多数文化人可称“安居乐业” ,文教学术硕果累累。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内忧外患、战乱不断,破坏了中华民族文明建设的进程。到40年代以后,国民党政府的“法币”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持续飞涨,造成经济上的致命伤。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下降、物质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法币和金圆券时期的实际薪津
我国知识阶层的贫困化,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
  1935年11月“法币改革”之初,1元法币可兑换1银圆,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0—40元。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国防政府在财政上施行了“以法币为筹码”的通货膨胀政策;加上贪官污吏的腐败、不法奸商囤积居奇、靠投机生意“发国难财”,造成物价飞涨。整个40年代,知识不值钱,知识分子待遇一直滑坡。
  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底薪为基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实际薪金 = 底薪基数 ×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
  1946年3月,国民政府###通知: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5万元,物价加成倍数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17万元,物价加成1100倍。
  所以底薪为600元(抗战前银圆数)的教授实领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万元法币,实际收入合抗战前53银圆;可买23袋面粉,每袋44斤,共101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 副教授月薪法币400元,实领薪金(400元×1100+170000元)=61万元,可买18袋(合79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200元。底薪170元的助教,领薪金万元,可买10袋面粉有余,约合今人民币660元。底薪法币100元的小职员,实领薪金28万元,可买8袋面粉,约合今人民币550元。但这样的生活水平总比抗战时期好些。
  1947年5月上旬,由于内战军费激增,嫁祸于民,国民党统治区物价猛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物价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但是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660元;下降到一个清洁工的水平。底薪150元的助教,实领的薪金61万元,不够买4袋(176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280元,下降到最低的贫困线。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1947年9月21日,胡适校长致电###,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
  1947年9月,物价总指数为56000倍,10月份则达85000倍,……
  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按照3个月调整一次生活指数发薪,以底薪中的30元为基数、照生活指数计算发给;超过30元部分、以十分之一的照生活指数支给。1—3月份生活指数为万倍,底薪600元的教授领薪万元,还不够买5袋面粉,实际收入只合抗战前17银圆;合今人民币510元。
  知识分子怨声载道,对于国民党的###和贪污腐败,深恶痛绝!
  

金圆券的穷途末路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全国经济面临崩溃,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发布“总统紧急命令”进行币制改革,开始发行金圆券。把物价和薪津、工资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新发行的金圆券1元币值应相当于抗战前银圆5角左右。规定:
  文武公教人员之待遇,一律以金圆券支给。其标准以原薪额(注:抗战前夕的基准法币)40元为基数;超过40元至3百元之部分,按十分之二发给金圆券;超过3百元之部分,一律按十分之一发给金圆券。
  这就是说,一个刚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按照抗战前标准领取40圆月薪,这时得到金圆券40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0圆 (金圆券1元= 标准银圆5角= 标准人民币1元5角);实际收入比战前降低一半。
  刚毕业求职的大学生、或已经工作数年的职工,照抗战前标准如果领取80圆月薪,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48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4圆(合今人民币720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三分之一。
  照抗战前标准领取300圆月薪的普通教员、记者、编辑等,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9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46圆(合今人民币1380元);实际收入约为战前标准的七分之一。
  而照抗战前标准领取600圆薪水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等,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12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61圆(合今人民币1830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十分之一;有的教授加薪40 % 实际得到150元,也只相当于战前银币75圆(合今人民币2250元)。
  这对于全国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是歧视性的限制和压榨式的打击。
  1948年8月19日上海市限价如下:米价每石金圆券20元9角(合每斤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猪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但是从10月以后市面上就没有“限价”商品了。物价又急速飞涨(详见《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
  到1949年10月底,中央银行已经从民众(特别中产阶级)和工商业主手中收兑了大量金银外汇。仅上海一地,就有黄金114万余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圆369万余元,白银95万余两。全国被掠夺的金银外币数字,据美国白皮书透露,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方面报告,金圆券所收兑的外汇,已经超过1亿5千万美元(参看《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中译本332页)。事实上是决不止此数的,一般估计约达2亿美元。
  这是一次财政大洗劫。所得财物,后来大多运往台湾。
  

广东海南的银圆券
1949年7月,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等地开始发行“银圆兑现券”即银圆券;9月,由广东省海南特区行政公署(长官陈济棠)筹建的海口银行也发行银圆券,是在香港印刷的,面额有2分、5分、2角、6角、1圆等五种。规定银圆券1元兑换一块银圆,折合金圆券5亿元;而市场上银圆券1元折合金圆券8亿元。
  当时包天笑对广州国民党当局发行银圆券,作过评论:“问他能否立即兑现? 若能立即兑现,或可支持,否则仍蹈金圆券的覆辙,不过将金圆券降级为银圆券耳。有人说:能兑现也不成。兑现以后,可以将白银完全抢光,这种币制可行得吗?”
  10月13日包天笑记载:“银圆券,广州中央银行挤兑,本来每一银圆券值港币4元者,今日仅值5角。美钞在台湾本值官价5元,前日黑市已涨至7元2角”。银圆券比起金圆券来,更加丧失信用,被人民唾弃,很快地成为废纸、垃圾。
  1950年4月23日解放军进入海口市。银圆券在海南仅仅流通了几个月,就销声匿迹、跟国民党政权一起在中国大陆彻底完蛋。金圆券、银圆券,在现代世界货币史上是最短命、最无信誉、最卑劣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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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在北京大学
1948年8月20日,北京大学秘书处通知全体教职员,北大遵照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即日起,会计出纳一律以金圆券为单位。又,国民政府###训令:自1948年8月份起,公教人员薪给一律改发金圆券。
  此后物价飞涨。10月17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学生自治会16日上书训导长。因公费“不足维持最低之伙食”,要求“公费全部配给面粉,副食费亦按官价配售。”
  10月23日,北大秘书处通告:“查公教人员9月份配备面粉,本校业向平市配委会借到每人半袋(22斤)。定于25日至下月5日配发,请携私章、面袋一个、手续费、运费、出库费等共金圆3角,至庶务课领取。”
  10月25日,北京大学教授发表《停教宣言》:我们每月收入不过维持几天的生活……难于安心工作”。“政府对于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日,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同日致函胡适校长“要求学校在1周内借支薪津二个月,以免冻馁。”在宣言上签名的有82人。北平各院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支援师长停教宣言》。
  同日,###代电:奉行政院核定,学术研究补助费,自本年7月份教授每月法币500万元,副教授400万元,讲师300万元。助教200万元。自8月份起改发金圆券,教授每月20元,副教授15元,讲师10元,助教5元。
  10月27日,###代电:各校教授电请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并增加学术研究补助费为金圆券100元。行政院1948年10月11日指令均应从缓议。同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也发表《停教宣言》:“币制改革以来,物价上涨10倍。而我们的薪给被冻结着,……我们和我们的眷属为饥寒所迫,不得日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谨此宣言。”
  11月1日,北京大学沙滩四院的自费和半公费学生致校长函:“四院冷清清的整个在饥饿中,一天每人吃到3/10两油,一餐每人吃三块丝糕以及十几块苦味的萝卜。下月预算说:除2/3袋面粉(30斤)外,还要40多金圆券。面粉何日运来还遥遥无期,至于40多金圆券,那也更不是我们所能负担的。我们吃不饱饭,不能安心上课。万不得已,请校长立即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要求是:(一)给我们特种救济金,与全公费待遇相同。(二)特种救济金###未答复前,请学校暂垫。”
  11月21日,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致胡适函:“同人们真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请校长向政府据理力争,从11月份起按实际物价指数发薪,以维持低到无可再低的生活。还请求学校设法立即每人借薪一月,分期扣还,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11月22日,胡适为职员生活问题致函###,提出:教职工役等自改行金圆券后,物价又复上涨,员工实感不支,请设法予以调整。
  这时,解放军已重重包围文化古城北平市区,国民党政府妄图将一些知名教授学者送至南京。12月11日,###长陈雪屏自南京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发来电报,嘱立即组织第一项名单所列各院校有地位之教授、中研院院士、各院校馆行政负责人先走(去南京)。其中特别提出:“适师及师母必须先行,无论空军专机或航机先到,立即动身。”其余“一俟场可着陆,即派机来迎。”“大抵每机可坐40人,拟用四机分两批”,何人先走,“排定次序,秘密通知,立即出发。”
  12月14日,北大校长胡适给汤用彤教授、郑天挺秘书长留下便条:“今日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15日,胡适离北平飞抵南京,同机有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一家。
  北大师生员工在饥饿煎熬中盼望着北平的解放。
  

金圆券在清华大学
1948年12月下旬,位于北平西郊的清华园成了“三不管”地带。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发放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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