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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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饱啦。说的人很有风趣，听的人也很兴奋。好办法！ 居然能感动上听，受到毛主席的称赞，还请吃饭。毛主席请他吃一个苹果，他不肯吃，要带回去让全村全队的人们分着吃。听的人热烈鼓掌。但是后来听说，那人是个骗子！
没有粮票就没有奶水
作家白桦的儿子出生于1959年底，那是继大跃进之后的第一个饥饿的年份。母亲因病手术后没有奶水，当时的牛奶早已属于特权控制的配给品了，有钱也订不到。
1960年，拿着婴儿出生证，只能购买红糖1斤，猪排骨2斤，怎么催得出奶水？根本无法满足产妇补充身体之需。假如到黑市上去购买，1个鸡蛋就卖8角或9角钱（比平价贵十几倍），还要到处寻找，因为不容易买到。上海周围全是饿乡，只要不带口粮，给饭吃，工钱都可以不要。奶妈为了求生，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乡下喝米汤，恐怕大部分连米汤也没有，只好喝野菜汤。
扬州奶妈，年龄在30岁上下，白桦的月定量是28斤，妻子（电影演员王蓓）的月定量是25斤，一共53斤粮。白桦当时在工厂当钳工，他的一份粮要带到工厂里去，家里只剩下妻子的25斤定量。这困境被王蓓的同事们知道了。于是上海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们纷纷解囊相助，真是大旱逢甘霖！有的1两2两，有的1斤2斤，有的8斤10斤……
90年代初，儿子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白桦问他：“你知道你小时候喝的奶水是谁的吗？”儿子答：“知道，是一个扬州妈妈。”白桦说：“也对也不对。在你刚出生的时候，许多曾在中国银幕上大放光彩的电影演员，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口粮定量里克扣出一些粮票来给了我们，这样才能首先让你的奶妈吃饱，奶妈吃饱了，才有足够的奶水喂养你，你才得以长大成人。”
儿子先是笑了笑，而后，就黯然了……
牛奶证
历史学家王春瑜的妻子过校元，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与王春瑜同届。他们在1956年相识相恋。1958年她提前毕业，留校工作。从1959年冬开始，复旦大学的食堂越来越紧张，靠每月25斤的定量粮票吃饭，副食品又少得可怜，根本吃不饱。校元吃饭时，每次总要将她碗里的饭拨一些到他的碗里。
1961年秋，王春瑜留校读研究生已经一年。结婚后，便有了副食品供应证，每周可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还另有一些票证。积蓄很少，凭工业券（工业品购物证），购买到一张双人铁床、一只热水瓶、一个洗脸盆、一只痰盂。
1962年夏天，妻子在上海医院生下婴儿。全国大饥荒，像瘟疫一样蔓延。校元怀孕期间，营养不良，没有奶水。找医生开出证明，病妇确实毫无奶水，按规定可以适当照顾，争取订一瓶牛奶。牛奶供应非常紧张，王春瑜立即去牛奶供应站，好心人帮助办了一张牛奶证。
大学同学的无奈
1960年的上海大学生龚勇回忆：上大学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紧张。小伙子饭量大，经常是上课到半节，肚子便唱起了空城计。那时，城镇人口的粮票就如同命根子，真是无价胜有价。“粮票加钞票”就有了基本口粮维持活命。踏上工作岗位直到成家之后，都难舍粮票情结。有了孩子后，夫妻俩总是未雨绸缪，千方百计节约粮食，积攒一点粮票存起来。直到如今，孩子们还经常笑话家里“吃用特抠”，大人则坦言“习性难改”。这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百姓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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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实在是命根子（2）
70年代有一次到闽浙出差，少带了粮票，跟同伴勉强维持到杭州便面临挨饿了。幸好浙江粮食相对宽松些，有“议价”供应，于是连着吃免票的“菜下面”度过难关。还有次忽然收到一份加急电报，战战兢兢拆开一看，原来是大学同窗出差到四川，钱和粮票被窃，慌不择食，落难求救。真是哭笑不得，赶忙凑数邮寄“全国粮票”去救了急。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人不分贵贱，都凭票吃饭，所以出门要常检点身边两票（钞票和粮票）是否带全，比今天带护照或身份证还更重要。到80年代，省吃俭用积下一些粮票。用来换几斤鸡蛋。
揣着粮票游长江
一位教员回忆：60年代一个暑假坐上了从成都到重庆的火车。身上揣着的主要财富是粮票。上路没有粮票是不行的；光有钱，买不到食物。多收一些钱以代替粮票叫“议价粮”。无价的粮票，实际上成了有价的证券。用了粮票十余斤吧，换了一条大床凉席。
第二天，轮船在193公里长的三峡中穿行。船过葛洲坝，很快到了宜昌。上了岸，街边有卖粥的，要一毛钱一碗，给粮票也要六分钱一碗。想起一年前在重庆的饭店里吃粥，只要二分钱一碗，每碗粥半两粮票。
斤斤计较着粮票
作家马波（杨沫的儿子）回忆：1961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商店里食物柜台一空如洗，连糖块都很少。往日没人买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全都消失。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按本定量供应，每户只卖几棵，烂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2两白糖。猪肉、盐、淀粉、肥皂、芝麻酱、粉丝……全要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人凭本可买3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据说全出口换了外汇。
全靠每天一斤粮食，缺菜少油更无肉，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最不饿？
每人都饿得眼冒金星，粮票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没粮票寸步难行，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通行的规矩。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粮票的价值，丢1斤粮票可比丢10块钱还糟糕！在大街上若乞讨钱，或许能要到1毛甚至1块；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1两！
每月学校退还马波6斤粮票，要给家里4斤，剩下的2斤，马波就上饭馆吃了。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马波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菜，热爱解馋。这饭馆里还有1两粮票、5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马波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资产阶级腐化，可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马波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小饭馆里，有穿得很破很脏的人，舔人家吃完了的身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剩菜汗。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给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的嚼不动的肉皮，全捡起来吃掉。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免子（因免子繁殖快，只吃草）。据说一只免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当时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它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蛋白……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宣传得沸沸扬扬。最后却大大失望了，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
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让胃的体积小一点。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一样，把碗舔得溜光。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饿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算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有时本月的粮票都用光，就得半饥半饱地熬。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碗萝卜汤喝，望着周围人津津有味吃饭，无比凄凉。
父母（杨沫夫妇）为了保命，他们得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10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定量低，只有20来斤，家里客人多，有人吃饭不交粮票。事实上，父母也吃不饱。多年后，从母亲的日记中发现，当时父亲已经饿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眼昏，根本写不了东西。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的深深界限，终生难忘。至少马家是这样。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粮票、粮票……
一顿饭9分钱外加4两粮票
邢燕子下乡务农的50年代，实行了粮食凭票定量供应政策。从那时起，吃粮要粮票，穿衣要布票，还有肉票、糖票、棉花票，就连做衣服缝被子的棉白线也要凭本（购货本）供应，买啥都要带着票、拿着本。
1961年结婚，正赶上灾荒时期，在农村也叫“吃低指标（即人均每天八两粮，瓜菜代）。商品奇缺，生活特别艰难。结婚总要买件新衣服做些新被褥吧？这布票就成了最大的难题！那时供给农民的布票比城市居民要少，买了衣服添不了被子。全家的布票凑到一块儿，只做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此外，邢燕子仅买了一件在当时不用布票的人造棉上衣。也可能出于邢燕子的身份，这事被当时的公社领导知道以后，几经周折，又通过上级特批给邢燕子一些布票，才又添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当时宝坻县委的一位副书记，送给邢燕子一件凭票供应的衣服，这在当时就是很重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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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实在是命根子（3）
结婚后新被子舍不得用，新衣服舍不得穿。把亲朋送来或买来的碎布头下角料，用缝纫机一块块拼接成了被面、床单、枕头。一个床单竟是百多块碎布接成的。60—70年代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票证年代，粮食对于每个人都是最重要的。那时农民种粮却没有粮票，只能是种啥吃啥。城里人有油票；村里人吃油，只能靠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种蓖麻子、黄豆、芝麻换油吃。那些年邢燕子曾多次到县、市、省和北京开会或学习，每次外出都要带上粮票，而邢燕子又没有粮票，要从家里带上粮食，到公社的粮库去兑换成粮票，还要粗粮细粮搭配，去外地还要换成全国粮票。那时外出的补助每天仅2角钱。9分钱吃一顿饭：两个窝头4分钱，一碟咸菜2分钱，一碗稀饭3分钱，一共9分钱外加4两粮票。多年以后，邢燕子也有了天津市的户口、有了粮票，定粮是每月28斤。
攒了粮票娶美女
1976年秋何申被分配到承德地委党校当教员。办手续转粮食关系时，注意到定量由学生时的32斤，变为每月29斤。问为什么？回答说教员是脑力劳动，没资格高定量。对此，他很紧张。身强体壮，饭量颇大，每天不足一斤的定量，一顿就能吃下去。于是，赶紧给天津家中写信，请求支援粮票。
食堂管理员用十几斤粮票做诱饵，就把一个女打字员勾引上了。他很想改行当厨师。
一个男同事，人长得不咋样，个子矮，脸上还有点麻子。可他的媳妇很俊，又高、又白、大眼睛、高鼻梁，比他还小十来岁。何申问：“你咋来这艳福？”他得意地说：“全靠60斤粮票！”原来，低指标那年他从部队农场复员，手里有粮票，他给女方家里60斤粮票，事就成了。估计说的是真话。三年灾害时期，60斤粮票可是好东西呀！比后来的冰箱、彩电贵重多啦。兴许那就能救一家人的命！
插队知青的粮票
1978年冬天，叶辛在贵州乡下整整呆了10年，是个“老知青”了。从秋收开始，就要给社员分口粮。叶辛也像所有的老人和娃崽一样，分到了140斤湿谷子，还有一些巴山豆、洋芋和10来斤黄豆。这些粮食就是叶辛将在1979年赖以生存的口粮。像叶辛这么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充其量只能吃两个半月，那还得搭上巴山豆、洋芋、黄豆混着吃，可以供他吃到过春节。
那么叶辛是怎么过来的呢？上海有叶辛的家，家人将节省的粮票几乎都支援了叶辛。叶辛必须通过朋友，把上海粮票换成全国粮票，才能在贵州乡场上的粮店里买到粮食。
那年头对票证是管制的，但是在上海还是有票证市场。在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可又确实运行的票证黑市里，上海粮票是有价格的，大约1角钱1斤。而全国粮票的价格，则不会低于1角5分一斤。
上海知青们初到乡间插队，逢到赶场天，总有农民找到知青点来，从衣兜里取出3个鸡蛋，要和知青们换1斤粮票。因为农民们翻山越岭去赶场，若在墟场上吃一顿午饭要粮票；农民们没人给发粮票，他们就来找知青换。一只鸡蛋1角钱。1斤粮票竟然值3角钱！
140斤湿谷子是那年头的基本口粮，有一口人就有这一份粮。分配方式也导致了乡间农民们超生的积极性，他们时常开玩笑说，为什么不多生几个，生一个就有一个口粮呀！有个好朋友，竟然生了8个孩子，得到8份口粮。
穷困的见证
由于粮食匮乏，居民在粮食消费中，谁也不敢大手大脚，而必须精打细算了。
1955年，全国通用粮票起初的最小面额为4两 （16两制） 即新制的2两半（125克）。灾荒时期不能符合精打细算的现实需求，于是各地便出现了面额为“一两”甚至“半两”的省（市）级粮票。
1960年流行较广的上海市的“5钱”或“半两”（10克重）粮票，便成为外地人夸奖上海人“精明”的首选话题。当时凭此小票可以买一碗豆浆，或一根油条。但也因此遭到北方汉子的讥评：“上海人小家子气实足！粮票居然有半两的，在全国堪称独一无二，亏他们想得出！”其实除上海市外，其他地方也发行过半两粮票。
但谁也意料不到，今天的收藏家在南京发现了一种“壹钱”（5克重）的粮票！据说由南京市粮食局于1960年发行。这乃是世界上面额最小的粮票！
对于收藏家们说来，这“壹钱”粮票成了令人惊疑的话题，它模糊地展现那艰难岁月的灰暗记忆。
这枚“壹钱”粮票全称是《南京市粮食局流动购粮凭证》（参看图1、2），它因几十年“飘泊”早已面目全非，“口眼”多处模糊不清，背面4条“注意X（事）项”隐约可见：
①本券仅限在XXXXX区使用
②本券票面XXXX 秤
③本券当年XX（使用）过期X（作）废
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