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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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和票证乃是城镇专有的特权。职工从本单位或企业领取工资、奖金以外，还能凭票证以“平价”购买国家规定的配给品。当然前提是基本供应得到保障、物价相对稳定；一旦供应极度匮乏或物价上涨，那么职工的实际收入就低于名义工资。
“配给制”只对市民生活中的部分必需物实行配给，方法是定量、限额、凭证、凭票。一年四季，每季度将三个月的票证，通过各“单位”和街道里弄居民委员会，依照户籍分发到各家市民。在“供应本”上加以记录查核。有的按户计算，有的按人头计算；单身者如学生等，由学校按“集体户口”领发。政府设置专门机构（商业厅局、粮食厅局等）来管理这一复杂烦琐的事务。
20世纪60年代，我国职工家庭每人每月购买的商品中，有70—80 ％ 是凭票证定量供应的。另外有20—30 ％ （主要为食物和日用品）来自农贸市场和高价商店、高价餐厅。至于收入低的多数职工，几乎全部购买国家定量供应的日用必需品（平价商品），而根本买不起自由市场上的“议价”商品，也进不起高价餐厅。
上海市最早发给票证的回忆
作家何满子回忆说：建国的头几年，倒没有这票那票的，市场上也没有排长龙的现象。当时有个前苏联的艺术团体，芭蕾大师乌拉诺娃那一批吧，1952年到上海，年轻的男女演员们在上海淮海中路闹市一看，商店里货品琳琅满架，使他们大吃一惊，纷纷争购香水、发油等化妆品，可见在他们国内是难得弄到的。
大概在1955年，上海开始发粮票和布票了（引者注：1955年11月开始使用全国粮票和油票，1954年9月各地发放布票，1957年开始发放肉食票）。开头觉得很麻烦，上个馆子、买包点心，钞票之外还要加粮票，很不习惯。谁知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一到“莺歌燕舞”、“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的“大跃进”时期，什么票证都出来了，粮、油、布票之外，陆续添上了香烟票、糖票、火柴票、日用品票、副食品票、绒线票和现已忘了名目的花样百出的票证。
许多票证以编号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革十年期间，多达上百个“号”。
每月发下来一大叠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给；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供应“甲级”香烟。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等等。
家庭主妇为了掌管这些票证大伤脑筋，搞得晨昏颠倒；而这些玩意又是命根子，稍一不慎，丢了或弄错了都是性命交关的。
其中粮票更是可以制人死命，是一点也含糊不得的。正当《人民日报》《红旗》狂吹亩产麦子、稻谷几万、十几万斤，据说怕粮多了没仓库堆放，听任大家放开肚皮吃，公社里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时候，忽然“人祸天灾”席卷大地。饿得眼珠发绿、浑身浮肿的人们，为了几斤粮票打死人的案子，何满子就听见过多起；还跟一个因抢十几斤粮票和少数钞票而在铁路边打死人的死刑犯，一同在宁夏中卫县公安局拘留所里呆过。那可怜虫看上去很善良，只因没日没夜的大炼钢铁，实在饿得发慌了，这才铤而走险的。如此票证悲剧当时不知有多少！
就何满子自己家里说，大女儿不小心，姐妹俩一个月的粮票被人扒窃了。老伴只得用家里的衣物以不等价的交换方式换成粮票替补。各地都有粮票和各种票证的黑市，难以指责这种黑市的法律和道德问题。谁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是哪些指点江山穷折腾的始作俑者。
由异想天开的瞎胡闹带来的物资极度匮乏，逼迫人们为了活命而卑微萎琐。举一小例：1961年何满子回上海医病，住在一个老朋友家里。朋友们的孩子只要一放学，就到街上去看商店里有没有不要票证的什么商品在排队出售。何满子寄居在朋友家里，心想也该为他们尽点力。一天经过一家大商场，从里到外，人们排着一条长龙，问是卖什么？排队的人也都不知道。何满子就跟着盲目排队，好容易排了两个来钟头，轮到何满子了，原来是卖一包发酵粉！真是啼笑皆非。
在城镇配给的粮票和各种票证（2）
以上说的还只是保障最低生活条件的票证。至于高一档的，如牛奶要票、自行车要票、缝纫机要票、新婚夫妇新房里置办家具要票；此后到80年代电视机要票、电冰箱要票……票可以换钱，可以送人情，可以拿好处费，可以搞贪污！这里头花样百出，司空见惯。
配给定量的波动起伏
凭票证供应的最要命的生活品是粮食，如大米、面粉、粗粮，特称为“主食”。根据年龄、性别、工作性质、地区的差别，各人的口粮定额有所不同。一般平均为每月20—30斤左右。女性比男性标准低、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口粮少。每人每月可向国家购买多少斤，保证每人可吃到的米面。经济困难时期，则强制性地减少“定量”。
20世纪后半叶直到90年代，中国人食品的构成中，粮食（主食）多于副食、粗粮（玉米小米高粱米、灾害时期包括薯类）多于细粮（大米面粉）、蔬菜类多于肉禽鱼蛋。一顿饭往往需要半斤到一斤“主食”方可填饱肚子。大城市每人每月半斤油、一斤肉；难得吃一顿饺子、包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因此人们（特别是孩子、学生）经常受饥饿煎熬。见面的问候总是：“吃了吗？”
上海市居民的“定量”算是最受照顾的了。一般上海人养成习惯，精打细算、节约自己核定的粮食数额。少数的还有多余，若不购米回家煮饭而愿意在饭馆吃的，也必须向饭馆付出所消耗粮食数量的符号——粮票，如吃了半斤饭，就得付给饭馆印有“五两”（80年代后改印为250克）字样的粮票（这粮票如二分之一火柴盒或一张邮票那么大小）然后再付饭钱。而在住家附近指定的粮店购米、面，不但要付人民币和粮票，还得出示定点供应的“购粮证”，做到了绝对有计划、有分工地管理和供应粮食。
从50年代初政府就对此采取了措施，而且限量配给，粮食的价格几十年没多大变动，维持在人民币1角几分1市斤（500克）。60年代初将1角钱1斤的定量配给“米价”，提高到1角2分1斤，还要将职工由此受到的损失用“米贴”来加以补偿。在发工资时责成各单位、企业一并每月发给职工。
类似的还有猪肉、食油、白糖、卷烟、黄豆制品、鸡蛋，都要票证，少量供应。本来还有纺织品，1984年间因人造纤维敞开供应而取消了“布票”。不过猪肉的配给出现了“二进宫”，虽然1985年“肉票”曾一度取消，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养猪减少，加上个体商贩争向农民购猪肉、然后抬高价格，使职工在菜场上买不到、或只能买到大肥膘肉（大家已不像经济最困难时期那样爱吃肥肉），引起市民不满，1988年又重新纳入“按人口定量供应”每人每月1市斤半（750克），比最困难时期（1斤）略有增加。
每户还有三种供应本
除票证和购粮本（粮油供应本）之外，许多城镇人家还发给三种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本：
一是工业品供应本，二是副食品供应本，第三种是生活用煤供应本。
凭“工业本”每个月可以买1缕白线，1缕黑线，6块肥皂，100克食用碱；物品最紧缺的时候，买钢精锅、保温瓶、饭盒，都得使用工业本。20世纪50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工业品成为居民向往的“三大件”，逐步都要凭票证购买；60年代还出现了工业品购物券，简称工业券，随工资发放，每10元工资发券一张。有45种日用百货列入凭票范围。
凭“副食本”，按月份供给每户人家定量的副食品，另有新年、春节、五一节、国庆节供应专页，及儿童（包括两周岁以下幼儿及二至七周岁儿童）、老人（指70岁以上）、孕产妇及特需供应专栏。一般是每个月可以买到1斤（500克）鸡蛋9只，白糖、豆腐、盐，每月半斤带鱼，每到春节更可以凭本供应50克木耳、还有越冬的大白菜等。
“购煤本”则是根据住户的房间数，供应煤炉子、煤球（或蜂窝煤）及劈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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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本和票证上的最高指示
文革期间，在每家每户的供应本上，正面、背面、扉页等处，都印制了“毛主席语录”。在购粮本上通常印制“毛主席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
在粮票、油票上面，通常用红色印制这样一些简短的“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备战、备荒、为人民。”
“要斗私批修。”
“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
“要节约闹革命。”
由此也可以看出文革期间的时代特点：（一）极左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盛行：（二）物资（粮食、棉花、布匹等）极度匮乏，人民生活陷入极度贫困。
平价（官价）和议价
落实到每个市民的粮票、油票、肉票、糖票、布票、香烟票、工业券（限制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等）……以及凭户口簿购物证按家庭定量购买的某些物品，如肥皂、灯泡、火柴、棉线、芝麻酱、粉丝、豆腐、烟、酒、盐、碱……等等。偶尔逢年过节，才发放特殊补助票证、供应少量的蛋、鱼、茶叶、花生、瓜子、熟肉制品、豆制品、白糖或红糖等等，花色虽多、数量有限。它使城镇职工的实际工资，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名义工资；票证客观上具有了补贴价值。
限量供应的“配给品”价格，全都低于自由市场即农贸市场，即 “黑市”。个体商贩为经营的价格叫“议价”，意为非政府规定价格，随行就市，按照市场机制的价值规律，自由浮动。当然商品搞得比“配给品”漂亮些，但质量也不一定比“配给品”好多少，价格却往往是“配给品”的两倍或更高。如鸡蛋，配给品是人民币几分钱一个，而个体商贩那儿，个个鸡蛋外面擦拭得挺干净，价格却高达3角、6角甚至1元钱一个。凭票配给的食油是8角一斤，到市场去买就得2元一斤。城市户口不论老少，都可向指定的国营店摊每月凭票证购一份“平价”或“官价”的供应品。
报刊文章解释说：中国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上海虽属世界大城市，但仍在不发达的行列之中，如到了市民都买4、5角钱一市斤米吃而毫不嫌贵，并且只要有钱就都能买到，那也无需限量供应，更无需这票那票自找麻烦了。
政府长期用“凭票、凭证、限额、限量”的办法供应生活必需品，原因是产品的普遍匮乏，其初衷为保障城市居民维持基本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如果配给品的“平价”和市场“议价”价格悬殊过大，就不利安定。票证的潜在价值，就等于两者的差价。政府明令禁止买卖票证，但实际上，暗中仍有这种票证黑市，如以票换物、以票卖钱。1斤（500克）粮票的交换价值，经常为2…4角人民币，灾害时期甚至更高。
20世纪80年代国家粮店售出的大米，每斤还不到2角钱。“谷贱伤农”，如果国家也用1角几分1斤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农民感到这点钱连成本也不够，白辛苦了。于是政府既要照顾城市人口利益、又要照顾农民的收入，得化3角钱一斤向农民买进。80年代允许农民将自留多余粮食少量进入农贸市场，每市斤大米价格（议价）在4角以上。由此可见，职工每吃一斤粮食，从政府处得益2角钱以上；如果他每月“定量”是30市斤，一个月就得益6元以上。全上海除郊区农民外，约有800万人按粮食定量供应的，上海市政府每月就需补贴5千万元，一年就得多支出6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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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实在是命根子（1）
1958年瞎指挥“大跃进”以后，全国范围内的共产风、浮夸风造成极大损失，1959—1962年持续三年的严重灾难，全国老百姓绝大多数吃不饱肚子，浮肿病、肝炎、传染病蔓延，各地甚至饿死几千万人（学术界估计的数字有不同说法，为3千万至6千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回忆：过去鸡鸭鱼肉，要吃总能买到一些；此时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市场上，不仅鸡蛋、鸭蛋、能吃的蛋都没有了；豆油、花生油、麻油也都没有了；连蔬菜都难以见到了。粮食定量、发粮票，本来何兹全定量是32斤，妻子良玉31斤。灾害时期要求减少粮食定量，何妻的定量减为28斤；一直忍饥挨饿，体重由130斤减少到93斤，瘦成一个小黑老鸹（乌鸦），真可怜。有次在路上捡了一个白菜头，回到家用水泡上。后来竟然发了芽，长出叶子，枝叶茂盛。儿子回家，掐几个叶子给他作汤喝。有同志看见了，端到系里去展览说：“何先生家多会动脑筋想办法，增加生产。”何妻在三十九中学教书，从学校买回一麻袋干菜叶子。叫作干菜叶，里面什么都有：头发、树叶、树枝、烂棉花、线头、泥土。泡上洗，泥汤一换一次、二十次水还洗不出菜叶来。洗好后，切碎，和上面粉，放上盐做团子，蒸着吃。北师大全校师生大多浮肿，腿软无力，学生体育活动都停了。
河北南部某县一个生产队长姓杜。他有一套吃饭省粮食的发明创造，到北京来传经送宝。毛泽东主席还请他吃过饭。他到处作报告。北京师范大学也请过他，听他传授宝贵经验。他的创造是所谓“双蒸饭，小碗吃”。双蒸饭，是蒸过的米饭再蒸一次，一斤粮票的米可以蒸出三斤饭（一蒸再蒸，水多了饭就多）。小碗吃，吃饭数碗时用最小（半两）的碗，两碗、三碗啦，感觉饱啦。说的人很有风趣，听的人也很兴奋。好办法！ 居然能感动上听，受到毛主席的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