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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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级别、资历
在这次评级定职中，注重的首先是级别，其次才是职务。职务只决定具体工作的责任和义务，级别才决定政治地位和经济报酬。同样担任局长或县长，但是行政级别可以不同，待遇可以有相当的差别。干部调动职务时，级别随着人事档案一起移交。因此出现很多官大职小（级别高职务低）、职大官小（职务高级别低）或有级别无职务的现象。如作家孙犁，行政9级（253元），职务只是天津日报的副刊编辑。
当时以行政13级划线。13级以上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可以在住房、汽车、差旅、饮食、疗养、保健等方面，有权受到各种特殊和免费的方便；又14—17级为“中层干部”，衣食住行用等照顾面就缩小一些；18—23级为基层干部，待遇一般没有什么特殊性。但是后勤、财务等掌权的基层干部，有“县官不如现管”的说法。这是典型的品位权势划分。
定级别以后，大多数干部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心情舒畅；但有少数干部为评定级别不如意，而闹情绪。如作家姚雪垠，原为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后调入河南省文联，只被评为文艺8级，相当于讲师；级别评低了，出现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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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待遇标准（2）
资格也起重大作用。首先要看“何年何月参加革命？”1937年7月6日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一条线；1945年9月2日抗战胜利日为一条线；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是一条线。履历特别要紧，延安干部比白区干部吃香，这是不言而喻的。
［附注］北京市即6类地区行政级别月工资为：1级644元，2级581元，3级517元，4级460元，5级414元，6级368元，7级322元，8级元，9级253元，10级元，11级元，12级元；13级元； 14级138元；15级124元；16级元；17级99元；18级元；19级78元；20级70元；21级62元；22级56元；23级元；24级43元；25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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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层统战对象的照顾（1）
这次评级定职，对于统战对象——担任重要职务的非党人士，有所照顾，待遇甚至略高。最突出的实例：宋庆龄被评为行政1级，月薪为644元，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政军领袖，则评为行政2级，月薪581元。副总理陈云、邓小平、黄炎培、郭沫若等为3级（517元）、正部长均在4级（460元）5级（414元），副部长可评到6级（368元）、7级（322元）。著名侨领陈嘉庚即被评为3级（517元）。特别一些本身曾为民主人士或实业家的部长、省长，并不看重“俸禄”，而是看重国家给的“品位”。例如章伯钧，被任命为交通部长，工资为行政3级，每月517元；罗隆基，被任命为森林工业部长，工资为行政4级，每月460元；章乃器，被任命为粮食部长，工资为行政4级，每月460元。
“高知”的定级
当时的文化人，一般也都愿意“收名定价”。
在北京的冰心、张天翼等一批著名作家，都被评为文艺1级，月薪345元。安娥算是抗战（1937年）之前参加革命的，定为“文艺三级”月薪253元。
全国电影界被评为“一级演员”的只有4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舒绣文、金焰，月薪皆为365元（由于地区差价，上海同级工资比北京345元高一些。）其他如黄宗英、上官云珠被评为文艺四级，月薪220元；莎莉被评为文艺七级（相当于行政14级），月薪140元。
1956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和高教部的通知，文教部门从4月起实行新的工资标准。全国各院校的教职工一律调整工资，例如清华大学，有2 013人增加工资额27 243元，人均月增13元5角，增幅20 ％；调整后，教授月薪207—345元，副教授—207元，讲师—元，助教62—106元。（当时新人民币1元约合今10元。）
各类人员的平均月薪为：教授类266元8角，副教授类190元9角。讲师类122元2角，教员类161元，助教类73元5角；职员类78元，卫生技术人员94元，教学辅导人员56元；工友平均56元。而贫困补助线（个人最低生活费）定为每月22元。
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陈寅恪、梁思成、陈岱孙、翦伯赞、冯友兰、王了一、季羡林、林徽因、郭绍虞、钟敬文等被评为教授1级，月工资为345元（合今3450元）。全国当时共评出1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
季羡林曾解释当时工资的含义，他是1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帖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约为元，罗松汤、色拉、烤肉或平鱼、两三道大菜，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当时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即党员比非党员同级要少拿一定比例的工资，这在知识界十分突出，通常比例是：工资200元以上者少拿2 ％ ；100…200元者，少拿1 ％ 左右。如6类地区2级教授工资为元，党员教授则拿元；高教8级的讲师为106元，党员则拿元。某些地区教学科研人员的最高月薪，党外标准331元，党内标准324元。一位党员老教授说：“当年那是很光荣的事。”
1956年工资定型、评级定职以后，直到1959年才局部调整工资。清华大学约五分之一的教职工808人增加工资，人均增11元。1960年，只有四分之一的教师645人升一级，人均增10元，职工900多人升级。1963年，1798名教职工升级（占总数4 970人的三分之一），增加工资，人均增7元。这么多年，大约五分之三的知识分子的工资才调整一次；而另外五分之二（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月薪长期固定。
“文革”十年中，正常的调资工作停止。以致大批年青教师（大学毕业生）工资长期停留在56元/月，大批青工停留在40元/月。
工资标准地区种类
货币工资制，还依据自然条件艰苦程度、生活水平差别等，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工资标准随区类略有调整。以1类为基准，如北京属6类地区、上海属8类地区、西宁属11类地区。划分工资区类别，每高1类，标准增加约3 ％ ，相应规定工资数额。
1956年国务院以各地区现行物价津贴为基础，调整公布了全国“工资标准地区种类”如下——
上海市、西安市等地物价和生活费用比较高，因此工资标准亦相应的高些，定为第8类工资区；
北京市、天津市、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昆明市等，在全国范围内的生活费用属于中等水平，定为第6类工资区；
南京市、杭州市、武汉市、合肥市、柳州市、济南市、吉林市、通辽市等，相对来说生活费用较低一些，定为第4类工资区；
上海市比北京市同级工资数额高出6 ％ ，南京市又比北京市同级工资数额低6 ％ ，例如，同样是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在北京为62元，在上海为65元，在南京为58元。同样是一级教授的月薪，在北京为345元，在上海为365元，在南京为324元，等等。这也反映出各地生活水准有所差别：上海市的生活水准比北京略高，而南京市的水准比北京略低。
第6类地区（北京）的工资标准为：
科学研究人员、高等学校教学人员实行12级工资制，最高一级研究员、教授为345元，最低级实习研究员、助教为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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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层统战对象的照顾（2）
卫生技术人员实行6等21级工资制，最高元，最低29元。
中学教员实行10级工资制，最高元，最低元。
小学教员实行11级工资制，最高元，最低元。
［附注：1955—56年的新人民币3元，其购买力约合30年代初的银圆1圆。约合今30元。］
行政（干部）级别与业务（文艺）级别
1956年实行工资制以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别与行政级别工资标准中自由选择。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如果他们选择文艺级别，就比选择行政级别的工资高一些。但他们（特别是党员作家）一般愿意选择行政级，放弃文艺级。理由是：选择行政级的政治待遇高些，可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阅读《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的医疗待遇等等。
比如赵树理的行政级别是10级，月薪218元；而他也可评到文艺2级，可拿月薪270元。赵树理却选择了行政级别，还主动放弃公费医疗和公务差旅费，每次下乡，他都是自己掏腰包。他觉得自己的行政级别已解决了政治待遇，自己又是有一些稿费、版税的人，不能再花国家的钱了。看来，他的内心还保留了自由职业的情结：作家的消费应该是自己脑力劳动所得。
出于种种考虑，首先是政治待遇的考虑，不少作家（主要是党员作家）都选择了行政级别。南京邢野说，他是行政11级，可选文艺3级。如果按文艺级，月薪230元（第4类工资区）；而行政11级的月薪为190元；权衡得失，他也选择了行政级别以换取政治待遇。
还有作家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让自己按文艺级别拿工资，又享有与其行政级别相符的政治待遇。
名演员的定级
1956年制定的“全国文艺工作人员工资标准”，适用于全国各地文化部门的文学、电影、戏曲、话剧、歌剧、音乐、舞蹈、杂技、曲艺、木偶、皮影、美术等各类文艺工作者及技术业务人员。这个工资标准共分16级，文艺辅助人员还有1、2级。
文艺1级相当于行政7级，月薪在6类地区为元，略低于1级教授。
但是，对于戏曲界的一些著名演员，他们在旧社会就是拿高份子的，解放后便仍是按老章程，给他们定了高工资，大大超过了文艺1级的标准。如，京剧演员马连良月薪1800元，张君秋月薪1500元；评剧院的筱白玉霜和新凤霞月薪都是600元。地方戏曲剧团也类似，50年代，河北省京昆剧团的宋德珠月薪400元，青年演员安荣卿月薪300元。有的县评剧团的主演也能拿到200元的高工资。
不过，各人情况并非相同。如梅兰芳，作为剧团领导干部，甘愿评为文艺1级，只拿月薪345元（相当于行政7级）。另一位著名京剧演员关肃霜，自请评为文艺2级，月薪从原有的800元下降到280元。
而戏曲剧团的领导干部，皆列入文艺级或行政级。如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张庚、副院长晏甬皆为文艺1级，月薪元，研究室主任郭汉城是文艺2级，月薪280元。河北省群艺馆馆长王玉西是文艺8级，月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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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养起来”的特殊政策（1）
50年代初，共产党和国家政府对于旧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养起来”的政策，即团结、利用、限制、改造（思想改造）并给予相应的生活安排。其中可举出两个典型代表人物：周作人和顾颉刚。
周作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留在北京，以著译卖文为生，仍住八道湾11号旧宅。
由于国家领导人的关照，周作人的书稿主要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4年12月，周作人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定“稿费结算办法”，每月预支稿酬200万元旧人民币（合200元新人民币）。从1955年1月至195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按月预付给周作人200元，并商定临时有 困难还可以支借，出书后记帐并算。而另一位特约译述者钱稻孙，当时则只预付100元。据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文洁若说：“这数目当然是上级决定的。
1960年1月起，由于周作人上书中央诉说生活困难，经济拮据，每月增加到400元，同一时期则只给钱稻孙每月150 元。1964年全国城乡掀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自9月以后，周作人稿酬由每月400元减为200元。
顾颉刚
再说另一个代表人物顾颉刚。
1952年，在中央筹办中国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谈及各地知识分子的安置情况，上海市长陈毅讲到文史专家顾颉刚教授，说他在上海经济困难，不大顺心；随即毛泽东便提起“大禹是一条虫”之事。原来当抗战之初的1938年，毛泽东曾将一册《论持久战》寄赠顾颉刚教授。也许是由于毛泽东对历史情有独钟，故而知道有一位“考辨古史的顾颉刚”；也许是由于顾颉刚教授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进行抗日活动，才收到了毛泽东的赠书。在1952年的会上，正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于是有了邀请顾颉刚教授到北京工作的提议。
对于顾颉刚教授来说，经过1952年在商界参加的五反运动以及在学界参加的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唯一的触动是使他认识了自己所应处的阶级。顾颉刚教授在大学教书已超过30年，因此那时在学界加入了教育工会，他很高兴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然而想到自己仍是书局总经理，还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这就形成脚踩两条船的局面，弄不好将会掉进水里。况且他名为“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应算“资方”，但实际不当权，只任编辑部的工作，又应算“劳方”；当时主持运动者合“资（ZI）劳（LAO）”两字为一字—— “ZAO”读音“糟”，称顾颉刚教授为“糟方”。他急于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便想离开文史出版界。
1953年秋，中国科学院院部在北京开会，议决邀请顾颉刚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顾颉刚得到通知时，当即应承下来，因为这不仅与他离开商界的愿望相符，也与他多年的治学愿望相符；那时夏衍曾对顾颉刚说：“北京有好些人希望你去，说你这样的年纪，也不必学习（案：指参加政治学习）了。” 这句话打动了顾颉刚的心，给了他高度的安慰，他说：“我以为到了北京之后，就可以照我预定的计划读书写作，不再参予社会活动，趁我精力还够的时候干了十余年，还可以做出一点真正的成绩来，不辜负我一世的心愿。”于是在12月初，顾颉刚藉赴京联系出版业务之便 ，与中国科学院尹达、刘大年会晤，接受了科学院的邀请。当时，尹达、刘大年两人问起顾颉刚在上海的收入情况，顾颉刚告曰：文管会和书店加起来有旧币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