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家收藏传奇-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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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明显的拖延策略，再加上马衡对一位同事不经允许就去了台湾的不赞成，都表明马衡很可能是在有意违逆南京政府运送珍宝的命令。马衡的一个职员后来问他：“马先生，您的目的就是不把那些珍宝用飞机运走吧？”马衡点燃一根烟，笑着回答道：“那不也是你的想法吗？”甚至在老朋友和同事庄严的催促下，马衡都没有改变自己要留在北平的决心。庄严后来和国民党一起去了台湾，在那里他继续为国民党带到台湾去的那部分国宝工作着。
◎ 文物运台
没能取得马衡的合作，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抛下紫禁城大量的皇家珍宝逃往台湾。他们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只带走了南京所有藏品中的大约五分之一，包括1935年到1936年间在伦敦展出的那80箱精品。
当时，所有的运输都由国民党军方控制。蒋介石很赞同文物运台的决定，专门拨出一笔800万元的款子用于这项计划。那志良细致地记录了这场大规模迁移的细节。本来计划共运送五次，不过实际只运了三次。总共有约4000箱珍贵文物运到了台湾。庄严被指派护送第一次文物运输，这次运送包括了所有参加伦敦艺展的箱件。
把珍宝箱件从存储地送到码头时相当混乱，庄严曾描述过这一情形：当时他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不知道船上给他们空出的地方有多大；码头工人可能是受了共产党的指使，他们有意拖延怠工，两个人能抬的箱子他们要三个人一起搬，后来甚至四个人一起搬，直到搬运工作几乎无法继续。1948年12月22日，庄严随同第一批文物乘坐“中鼎”轮从上海前往台湾北部的基隆港。他后来回忆了那次可怕的五日之旅，海面上波涛汹涌，装满奇珍的箱子在船舱内左右摇晃。
那志良参加了第二批文物运输。这次运送的文物包括来自中央博物馆和中央图书馆的珍贵图书。中日战争以后，杭立武向日本索回了很多珍贵的图书和艺术品，运往台湾的精品文物之中就有这部分图书和艺术品。那志良先生在1949年1月9日离开上海，搭乘的是商业性的招商局“海沪”轮。
运送第三批文物的“昆仑”号于1949年1月29日离开港口，直到2月22日才到达基隆港，漫长的旅程让盼望货轮到达的工作人员等得心焦。庄严说这次运输包括了大部分1933年从北平运到南部的书籍，但“昆仑”号起航时还是在码头上留下了60个箱子。在最后的混乱中，这些剩余的珍贵书籍优先分给了那些无法随船离开的国民党军官的家属，他们满怀恐惧，担心会遭到共产党的惩罚。
第四次运输还没有着手的时候，蒋介石就辞去了总统的职位，继任的李宗仁下令停止所有的文物运送。文物运台的行动中并没有美国船只加入，美国曾一度错认为应该动用美国船只协助文物运台的活动。
确切的说，有3824箱文物被运到了台湾，包括了大部分精品文物。其中绝大多数是举世无双的大幅挂轴画作，它们都出自唐宋时期的名家之手。而北平的故宫博物院则保留了一部分最重要的书法作品及小型手卷绘画作品。北平和台湾两处收藏存在这些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溥仪和溥杰离开紫禁城时夹带了部分皇家藏品，他们挑选的自然是最容易携带的物件——尤其是那些手卷和册页，由此便将大幅的挂轴画卷留下了，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最终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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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故宫的建立（2）
国民党在即将逃往台湾的最后关头还奇迹般地获得了一些珍品。比如，1948年12月，杭立武和其他几个人正准备从成都乘坐最后一班飞机赶往台湾，艺术大师张大千提出了一个紧急请求。据杭立武的记载：
他（张大千）匆忙中检出七十余帧，请搭此机空运台湾，以保存国家文化。但那时飞机载重已达饱和，驾驶人员不答应再增加重量，在此情形下，我为保存重要文物，决定抛弃了我的行李三件，以换载张大千的国画。惟当时我提一条件，这批国画运到台湾后，请他赠予政府，张氏立表同意，当时就写了一张名片，作为赠送的证明。
实际上，这些画最后是给了台湾的历史博物馆。
三次运输的文物在台湾聚集成了一个新的收藏。最终它将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拥有举世罕见的、最丰富的青铜器、书法、手卷画作、珍贵典籍等藏品。国民党当局自认为是全中国的代表和中国皇家文化传统的继承人，他们正在不遗余力地试图维持这一身份。
◎ 台湾故宫博物院
在台湾盘踞多年后，国民党当局才开始考虑找一个能和紫禁城的宫殿相媲美的地方来长期安置运到台湾的藏品。起初，存放宫廷珍宝的地址选在靠近台中的台湾中部高地地区，就在台中糖厂的两间库房里。到1949年4月，又新建了三个仓库。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又立即对文物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点查，并编制了一份“故宫运台文物清单”。打开箱子晾晒文物的做法很快也重新恢复了，这是文物当年存在中国西部的十年间养成的习惯，那时藏在山洞和庙里的文物每隔6个月就要打开晾晒一次。
1953年，工作人员在存储藏品的仓库附近挖出了一些山洞用来展出藏品。显而易见，这些文物急需一个条件好些的地方长期保存，因为山洞对这些文物来说太过潮湿了。1954年2月，亨利·卢斯来台湾访问并参观了这些皇家藏品。亨利·卢斯是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出版商，非常有钱，他同时也是蒋介石和国民党集团的热情支持者。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美国新一届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一个亚洲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提供资金在台中郊区北沟建了一个小型博物馆。1957年，新建的小博物馆正式开放。
1955年11月，这个新建的小博物馆和“中央”博物馆、“中央”图书馆合并成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在那以后不久，“###”决定刊印一份出版物，向公众介绍这部分皇家收藏中的精品绘画、瓷器、织锦和刺绣。一个主要由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成立了，他们亲自到北沟去为这份出版物挑选艺术品。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王世杰、罗家伦、蒋毂孙和叶公超。学识渊博的故宫工作者如庄严、那志良都担任了这次活动的顾问。
这个委员会编辑成的清单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正目”，根据这个正目1956年出版了三卷本的画册，即《故宫书画录》。这个出版物中对于书画的描述经常是直接取之于18世纪的乾隆编目。尽管乾隆编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艺术史学家们——部分是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职员，还有些是外国专家——已经对乾隆编目中许多藏品的年代和作者进行过修正，而1956年的刊物并没有把这些新成果反映出来。
台湾故宫博物院甚至在使用展览标签的时候也沿用了乾隆的判断。这种固守传统的做法几年以后在宫廷藏品参加国外的展览时遭到了强烈质疑。直到那个时候，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与一些中西方学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才爆发了出来。
为台湾拥有的珍宝（正目中没有列出的那部分）编制的第二份目录被人们称为“简目”。1972年，那志良解释说，简目所列出的文物既不是赝品也不是劣质品，它们仅仅是第一次出版时没有被委员会挑出来的部分藏品。
◎ 首次赴美展出
台湾故宫的建立（3）
很多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期盼中国的皇家藏品能赴美国做一次展览，1935年在伦敦艺展之后就有人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1948年又有人提出，但是这个提议始终没被通过。
出版商亨利·卢斯50年代访问台中的时候，重提了在美国展出的事情，但是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结果。故宫藏品在美国展出一直是美国著名博物馆工作人员和亚洲艺术研究者的心愿，他们催促台湾当局考虑这一提议。台湾有两位高级“外交官”也为这一提议摇旗呐喊，他们是王世杰和叶公超。其中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曾为故宫收藏工作过，如今是台湾当局里一位老牌的政治家，而叶公超曾任“外务部”部长，后来担任过驻华盛顿的“大使”。
亨利·卢斯是在1935年到1936年的伦敦艺展时认识王世杰的，50年代卢斯访台时两人再次见面。卢斯最终说服了王世杰，使后者承认在美国举办一次中国艺术品展览对台湾是十分有益的。事实上这已有日本方面的例子。从1948年起，日本在美国举行了一系列的艺术品展览，这些展览影响了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缓和了战后美国公众对日本的抵触情绪。这一例证不仅更加坚定了卢斯促成此事的决心，也使王世杰彻底折服。作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成员，王世杰开始在“行政院”游说，争取获得“行政院”对赴美国展览的支持。1960年，这一提议最终被通过，藏品将在1961年到1962年间从台湾赴美，在美国的几个城市展出。
有五个美国博物馆为这次展览提供了赞助，它们分别是：华盛顿国立美术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和旧金山的德杨博物馆。卢斯基金也答应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这次艺术品展览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尽管展出的画作只有当初伦敦艺展的一半，但这次选择的都是质量最高的作品，展会的氛围严肃静穆，丝毫没有媚俗的味道（比如用镶边的卷轴作为背景装饰展出的瓷器）。随珍宝参展的台湾故宫工作人员李霖灿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参观的人数：1961年5月到8月在华盛顿有144358人；1961年9月到11月在纽约有105061人；1961年12月到1962年1月在波士顿有47896人；从1962年2月到4月在芝加哥有59637人；从1962年5月到6月在旧金山有108254人。
尽管如此，双方理解这次展出的意义时仍有一些分歧。王世杰在目录说明中写道：“在这个不平静的时代……让美国人更充分地理解中国的文化艺术，了解究竟是谁担负着自由世界的未来，显得格外重要。这次展出可能也是在提醒世人：自由的中国人正在为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而奋斗，正如他们在为收回他们失去的土地而奋斗一样。”美国人编写的目录在前言里集中讲述了这次展览对于教育的益处。前言中乐观地宣称：这些稀世珍品之所以慷慨地在美国的博物馆中展出，是由于“我们美国公众已经熟悉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精品……”前言里还声称这次展览将“使学者的标准变得更为明确”。
李霖灿还记述了他在运输过程中的许多担忧：卡车没有火车安全；有一次，调度过来的火车突然找不到装有全部展品的货车了，虽然在24小时内货车又找回来了，但着实让人后怕。在美国展出一年半之后，所有的珍宝被安全运回台湾。像1936年伦敦艺展之后一样，展品在台湾又展出了一次，这次展出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让台湾民众确信：国宝已经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 台北新馆
这次赴美展览最重要的成果无疑是促成美国为台湾提供了一笔资金，以便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来收藏皇家珍藏。1960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向博物院提供了一笔万美元（合台币3200万元）的赠款。这笔款子和台湾当局为建院拨发的3000万元台币数额相当。1960年秋，“行政院”开始为修建这个永久性的博物院制定计划。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博物院于1965年正式命名。台北故宫博物院位于台北市北郊，它的建成使普通的老百姓自1932年以来第一次可以看到更多的皇家藏品了，当然这些藏品只限于迁台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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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故宫的建立（4）
从1965年正式开放以来，台北故宫扩建、修缮过多次。尽管院长秦孝仪创制了一种积极的接收政策，但台北故宫的收藏在多年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前清的宫廷珍宝虽然极为丰富，但是并不具有系统性。清朝的皇帝们对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古代碑刻、出口的瓷器和历代的青铜佛像都不太有兴趣，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收藏这些东西。皇家收藏中也不包括殉葬品，和墓碑拓本一样，人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不吉利的。各种各样的武器在皇家的宫廷里也是被禁止的。明末四僧的绘画作品同样没有进入皇家的收藏，因为在清朝的统治之下，这几个和尚都被视为政治上的异端分子。19世纪，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日趋下降，宫廷也逐渐没有了收集藏品的习惯，因此尽管在19世纪宫廷对一些艺术分支的赞助还在继续，景泰蓝、玉刻、纺织和刺绣也仍然在继续发展，但书画作品的收藏却存在着重大的断裂。
台北故宫博物院通过捐赠、外借和购买弥补了以上皇家收藏中存在的一些缺陷。1967年台北故宫开始第一次接受赠品和外借品，但是直到1985年才确立了每年预支200万美元接收藏品的政策。相当著名的一次购买发生在1986年，这次购买的对象是宋朝艺术家、书法家和诗人苏轼的一幅名帖《寒食帖》。它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散佚。后来流失于日本，在日本它历经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二战期间盟军的轰炸而安然无恙。
对于当地人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了一个教育中心，而对于其他国家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生来说，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源。1986年，博物院增设了一个当代艺术长廊，主要展出现代艺术大师们的书画作品。1995年，为了纪念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70周年，台北故宫增建了一个用于收藏珍稀典籍和皇家档案的文献图书大楼，此前，这部分典籍和皇家档案几乎从来没有展出过。台北故宫博物院还邀请国外的艺术品赴台展出，比如在1995年，在新建的文献楼中就举行了选自卢浮宫的风景画展。
199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再次卷入纷争的漩涡，这一次又是源于要赴美国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