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琉璃厂(选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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鹗АＣ拦艘裁徽蕖＞筒恢婪锢嫉耐�70年前目睹的事，究竟复制的是哪一件？若复制的是佛头，似乎用不着摊一地石头。
尊古斋在琉璃厂经营几十年后，发了大财。可是就在北伐成功后不久，经营了30多年、正值盛期的尊古斋突然歇业不干了，此时黄伯川刚50岁，人又不老，经验火候正值成熟时，何以如此？
我家与黄家乃世交。询黄伯川孙女、文珍文华两姐，她们对此事也不知其详，因为那时她们只有几岁。这里据一些史料人言，试作解析：
1928年7月4至11日，国民政府12军军长孙殿英所部，在清东陵以爆炸手段盗挖了乾隆、慈禧的陵墓，掠走无数珍宝，成惊世大案。主要珍宝为孙及高级将领所占有，并向上行贿送礼。下面的军官和士兵，也获得不少珠宝文物。这些赃物总要出手，且售价不高。清陵盗宝案发生后，据说，珠宝玉器店活动最积极，持巨款跑到遵化去收购；琉璃厂的古玩铺按兵不动。可是孙军中也有人到琉璃厂找关系兜售，有几个珠宝古玩铺沾了包，其中有义文斋、怡宝斋、尊古斋。那是孙部一个谭师长，通过他的本家、给黄伯川修理铜器的谭师傅，找到黄，要他帮忙销售盗墓的珍宝赃物。按古玩铺的规矩，上门出售，只看货不问来历，好多古玩是出土的或是太监、仆役及不肖子孙从宫中、府中偷盗出来的，究竟是自然出土还是挖盗而来，以至是家传或是来路不正，都很难辨别，古玩商收购时一般不细问。可是清陵盗宝案刚刚发生，报上已见了消息，又是孙殿英部下来出售，这直接涉及以土匪抢掠手段盗挖清陵国宝之案，即使以赢利为第一的古玩商也不能不持慎重态度。可黄伯川经不住熟人的介绍拉拢，又为可观的利润所迷惑，而参与了收购其事。但确是来路不正的盗抢赃物而予以收购，客观上形成销脏，还是要受到追究的。尊古斋停业后，后来在其原址另开的萃珍斋古玩铺，主营古近代瓷器，经理黄同文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购了山东的一批瓷器精品——被盗的泰山岱庙所藏供奉祭祀的古瓷五供，并已转手卖出。案发后也受到追究，最后把已售出的瓷器，一件件追回按退货处理，原物交还山东。
对清东陵盗宝案，南京政府并没处理主犯孙殿英，还给他升了官：安徽省主席。对几个参与收购的珠宝古玩铺的经理，包括黄伯川，都关押入狱。幸而与黄交好的、此时已进军琉璃厂的新书业###、中华书局经理孙伯衡，利用与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相熟的关系，施以援手，把黄营救出来。最后对参与此事的几家珠宝古玩铺，包括尊古斋，都做了罚款处理。但到底收购了多少和什么赃物，这些赃物最终又到哪里去了，无人知晓。报纸上对尊古斋也点了名。这无疑对平日爱惜羽毛、注重声誉的黄伯川是个极大的丢面子的事，不免心灰意懒，而毅然把正兴盛的尊古斋关张收盘不干了。何况他此时已家资豪富，几代坐着吃也花不完，何必蒙羞再干呢？这流言传的很广。笔者一记事，大概“七七事变”前后，在琉璃厂仍有“黄伯川为什么人称黄百万？他发的是盗墓财”一类传言。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近百年前，青铜器等金石文玩价格要高于古瓷和字画，不像现在这样偏低，形成价格与价值的背反，故而当时经营利润很大。尊古斋已开业30多年，其财产积累绝不是仅靠刚发生的东陵盗宝案的部分赃物所形成的，何况这些赃物必定要追回。在这种无形压力下，黄才会断然采取关张的极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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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5）
再一个原因是，黄伯川先生在经营尊古斋期间，就抽空进行金石方面的研究著述。据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记载，黄伯川的首部著作《尊古斋古鉥集林》第一集订六册，民国十七年戊辰钤印本，同年还有石印本。著作时间当然在此之前。尊古斋歇业后，黄先生足不出户，潜心研究著述，很快就得有：《衡斋藏印》，不分卷订16册，民国二十四年钤印本。《衡斋金石识小录》两卷，民国二十四年珂罗版印。《衡斋吉金识小录》两卷，民国二十四年珂罗版印。《衡斋藏见古玉图》两卷，民国二十五年珂罗版印。《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四卷，民国二十五年珂罗版印。《尊古斋古鉥集林》第二集订六册，民国二十六年尊古斋石印。《尊古斋陶佛留真》两卷，民国二十六年珂罗版印。《古玉图录》初集四卷，民国二十八年珂罗版印。《邺中片羽》初集两卷、二集两卷、三集两卷，民国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通古斋珂罗版印。《尊古斋集印》计一至五集，共五十卷，又有第六集十卷，民国年间钤印。
以上著作凡120余卷，皆黄伯川自编自撰自己出资印行，免费送给国内各图书馆、大学和金石研究家收藏、交流。书籍内容为尊古斋经手买卖和他见过的青铜器、铭文、石刻、古印能拓印的拓片图录，并加以评点说明。据说成书体例是仿宋代赵明诚的名著《金石图》。尊古斋是他的字号名，衡斋是他的书房名。琉璃厂的旧书铺、刻字墨盒铺、南纸店过去都出版过书。旧书铺是正差，出书为卖。以刻铜出名的同古堂张樾丞出版过《印存》，这些叫坊刊本。但黄伯川自己出资印了这么多种书，在古玩界和琉璃厂是绝无仅有的，故而赢得广泛的赞誉和敬服，也是对中国文物研究的巨大贡献。只是书的印数很少，送出后家中只有极少余存。一场“文革”，黄家的这些文物性的东西全毁了，包括这些留存的著作、大量的拓片以及随书赠送给各研究单位、大学的相关文物的收据证明，片纸无存损坏殆尽。以至前些年海外学者以高价求索一部黄浚撰的《邺中片羽》，竟遍寻无着。
尊古斋古玩铺在西琉璃厂81号（东口路北），前面是两间门面，后面有一个小天井，再有北房两间东西房各一间的两层楼，单有东小院，一间南房是厨房，另有后门，在登禄胡同，是黄家自产。隔壁82号是个三间门面、三间进深共九大间的商用房，与后院一个15间的四合院相通，四合院另有门在登禄胡同4号。这也是黄家的产业，1931年租给我父亲主持的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北平分局，我家迁住在后院。也因这层东客关系，先父对黄伯川先生执子侄礼，与其哲嗣、小先父七岁的黄镜涵先生成为以兄弟称的好友。只有登禄胡同把口的西琉璃厂80号、尊古斋的东隔壁，是个一间门脸、只前后两间房的小古玩铺晋雅斋，店主姓康，房子是自产。黄家很有意把这所房子及买卖盘过来，但康家就是不干，几十年也没解决，造成黄家这片产业缺了一个角，而略有遗憾。
尊古斋歇业后，原房前半部租给萃珍斋古玩铺，今此字号仍在此；后面的楼后来租给铭珍斋韩敬斋的徒弟呼宗璋开设的不带门面的古玩铺，经营瓷器字画。
我幼年时见过黄伯川爷爷。黄家本住在小沙土园，1937年买了东琉璃厂路北56号极为精美的共有六个院子的磨砖对缝、非常讲究的大四合院。他们搬迁后，先父曾领着我去过他们东琉璃厂的新居，见过黄伯川爷爷一面。那年我三周岁，是独子，很小就有出头露面的机会。只留下这两点印象：一是房子精致，油漆一新，太漂亮了，真像老北京人形容好房子说的：“简直是一块砖抠的”；另一是黄爷爷个子高大，留着胡子，严肃威严，不太像镜涵叔中等身材偏瘦及和蔼爱聊天。黄爷爷抚摩了几下我的脑袋，就让我和他的孙子孙女去玩了。之后再也没见过黄爷爷。直到1951年秋，老先生以72岁高龄谢世，我代表母亲去黄家磕头吊唁（我父亲早在1939年病逝，家中有些事就要由我出面）。黄爷爷的寿材早就预备好了，年年要油一道黑漆，所以灵柩有厚漆，显得宽大气派，又能防腐延年。过去殷实人家都提早给老人预备寿材，这是喜事，并年年油漆。在曹禺的名剧《北京人》中对此习俗有细致的描述。以黄老先生一生对金石文物方面的贡献，最后20年潜心研究著述，固然有家资殷富、无衣食之馁的优势，但也需看到这个时期中有14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北平沦陷时，黄老先生这种作为，也可看成是对敌伪统治的一种无言的不合作和反抗，与他的同文馆也是学德语的学兄齐如山先生，在“七七事变”后八年闭门不出、不与外界来往而埋头写作，异曲同工、交相辉映。
他一直怜贫惜老、扶危济困。他们搬到东琉璃厂后，夏天，在他们家对面姚江会馆夹道口，设了一个舍暑汤点。东西琉璃厂有好几个暑汤点，都是由各行业公会组织各铺眼轮流值班供应。唯独姚江会馆这个点，是黄家私人设立的，夏天按日供应绿豆汤。此时尊古斋已歇业，不在行业公会管辖之内。冬天，他家又在大安澜营设粥厂舍粥和棉衣。全部是个人出资，默默去做。
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6）
顺便说一个小故事：日伪时，有一次古玩公会聚会，非请久已不问外事的黄伯川先生出席，几辞未获允，没办法只好勉强去了。在座的有主管北京古玩业的一个日本人，很爱喝酒，黄也爱喝酒，二人都喝醉了。不知怎么言语矛盾，黄老先生竟然动手把日本人给打了，头开瓢流了血。这个祸惹大了。打日本人真是出于酒醉，还是心中另有积郁，借酒遮脸乘机发泄，谁也说不清，何况黄此时已届六旬耳顺之年，不会不知控制。但事情出来了总得了结。于是有人出面斡旋，在原地原班人马，由黄伯川再请一次客，作为化解。这个日本人懂古玩，从山中那里早就了解到黄伯川在学术上修养精深，又知道他久已闭门不出不问外事，不会蓄意抗日，遂相信他大概真是酒醉，没有深究，而放过了他。
第三代的成就和黄家的优良家风
黄伯川先生有二子二女，但结核病的肆虐，夺去了三位子女的生命，只留下长子黄金鉴。金鉴先生，字镜涵，生于1904年。少年时曾入著名的北京师大附中学习，与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赵世炎同窗。1919年15岁时，曾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捕关押。后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因患结核病未能毕业，辍学回家休养。结核病严重地威胁着黄家，这在上世纪前期是多见平常的。为了抵抗结核病，镜涵先生不得不接受一个老中医的建议：适当吸食鸦片，以毒攻毒，暂时抑制结核菌和病情的发展，虽身体因吸毒而受损，却能抵抗住结核菌的猖狂进袭。
镜涵先生家学渊源，很自然地就随父亲钻研金石学，而他的大学历史系的功底，使他学习金石学更有便利条件。尊古斋停业后，黄伯川先生不问外事，家中一切就由镜涵先生出面料理。几近20年耳濡目染，使这位古玩巨子的后人，在金石文玩上积累了相当的知识和经验。1937年黄老先生出资在他新居的院落中，开了一个通古斋古玩铺，让他的徒弟、也精通金石文物的乔友声当经理，其子黄镜涵协助并管账，目的是历练儿子在金石文玩上的眼光和能力。1945年，黄镜涵先生正式接任通古斋古玩铺经理，原尊古斋的镜涵先生的师兄弟，辅佐着这位少东家继续“上三代”金石文玩的经营，其火候不让老黄先生。
镜涵先生家资豪富，却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他常在琉璃厂行走，夏天就是白布裤褂、圆口布鞋，很少见他穿绸长衫。冬天他因身体不好，不常出来，外出也就是普通棉袍、皮袍，不见特殊，就是大街上常见的普通中年人，不会想到他是古玩巨商“黄百万”之后。
他家久居琉璃厂，熟人多，镜涵先生一出门就点头招呼不断，而且不分贫富，一视同仁。我曾和他在一起吃过两次饭，一次在石头胡同由清宫御膳房师傅司厨的京膳食堂，是新书界的朋友请他。他如约而来，穿的还是普通的那一身，宴罢，他作为主宾，却到后厨给掌灶师傅道乏，使请客者不由有些尴尬。另一次在南新华街人称“棚铺”或“棺材铺”的兄弟俩开的小饭馆，都是是琉璃厂商界的人，他毫没架子，也是去后厨道乏。就是全家去丰泽园也是如此。
不仅如此，黄家十分注意恤老怜贫，扶危济困。我幼时在读的师大一附小的老师、著名教育家王企贤先生，解放前住房困难，黄叔就腾出小东院，请王老师住到通古斋去。北平解放前夕，城外成了战场，有些人进城投亲靠友躲避战乱。有个住在广安门外小井的菜农，不知姓名，大家全叫他“傻子”，每天进城卖菜，琉璃厂很多家、包括黄家和我家都吃他的菜。北平围城时期，“傻子”心里也发慌，想进城躲躲，又无处落脚。黄叔知道后，很爽快地把他一家接到通古斋，腾了两间空房，留他住了几个月，等一切安定下来，再把他送回去。
我更是身受黄镜涵叔父之惠。我家一直住在父亲生前当经理的会文堂书局后院，全部房子是租黄家的。我家住房的房租历来由会文堂统一付，父亲死后，依然如此，那是照顾。1951年，琉璃厂的新书业不景气，会文堂要收缩，把后院退租，北、南、东房让给从上海到北京发展的连（环图画）联（营）书店，西正房仍然我家住。按理应分别与房东另立租约，西房的房租由我们自付。这时我正生病，母亲和黄叔商量能不能缓一缓？黄叔很爽快：“你们的房租我不要，什么时候等金兆病好了工作挣钱后，让他给我送房租，我再收；现在你们孤儿寡母踏实地住着，就是修房我不管了，你们自己操心吧。”就这样我家白住了黄叔6年房，按每月20元计，就是1400多元，那时可不是个小数，能买一个四五间房的小院了。我到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工作后，1957年正准备给黄叔送房租，却开始了对出租房的“改造”。15间以上的出租房一律由国家经租：房子交给国家，房客的租金也付给国家，房主按月提取一定比例的租金，性质与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拿“定息”一样，房子也就归国家了。黄叔说，房租别给我了，交给国家吧，你有这个心就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