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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百年琉璃厂(选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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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宗璋闲时用于写字、绘画和篆刻。记得20世纪50年代他曾仿齐白石的《虾》,作画酷肖,题诗令人喷饭。我至今仍能记诵:“画虾圣手属白石,白石画虾是为钱;我画游虾不为钱,悬在堂中且止馋。”他还送给我一方他亲手刻的“金兆”二字的象牙篆字图章,那时我已用此名开始发表文章了。几年前,他住万源夹道时,我专程去看他,还约了几位熟人一起聚会,说起五六十年前的往事,特别我背诵了呼先生那首诗,众皆拊掌大笑。他和他的师兄弟都算笔彩斋的再传弟子。
  笔彩斋的门人苏剔夫,1919年在琉璃厂开贞古斋,有本事,看字画的眼力好。其子苏庚春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在广州工作。另一门人杜华亭1923年开虹光阁,是宝古斋经理、北京古玩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邱震生的师父。邱震生算是第四代笔彩斋门人。
  笔彩斋经营过《五代卫贤盘车图》和《王蒙丹山瀛海图》,曾煊赫一时。前者是郑王府所藏精品,长200厘米、高60厘米的巨作,有历代名家题跋,光绪十五年前后却见画上有光禄寺卿倪小舫的题和跋。后者是笔彩斋在光绪十六年春节前收进的。王蒙乃元末明初人,因受朱洪武整治冤杀胡惟庸案连累,死于狱中。有人评论王蒙:“善诗文、书法,工人物,尤擅山水,得外祖赵孟 法,更参酌唐宋诸家,以董源、巨然为宗,而能变古,自立门户。”他对明清的山水画影响很大。张大千曾临摹过王蒙的山水画,受益良多。此画后来以250两银子归国子监祭酒王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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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彩斋和赏奇斋 清朝王爷是东家(2)
笔彩斋经营三代六十多年,培养了那么多的门人,必有大量好东西进出,惜无记载与口传,难道其详。
  另一家王爷做东家的古玩铺是东琉璃厂路北的赏奇斋,开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后,仅存四十多年,日本投降前后停业。它的出资者是清末摄政王、溥仪之父载沣。
  琉璃厂东南园有个没门脸没字号、夹着包袱,去古玩铺搂货再跑宅门做买卖的顺义人张楼村。人们管这种做旧书、古玩生意的叫“包袱斋”,不无揶揄之意。这天他走到什刹海后海北岸,对面来了开路顶马,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不知道身后就是醇亲王府,一时躲避不及,赶紧面墙而立。王爷是回府,下轿后,一眼看到老老实实面壁而立的张楼村,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仆役立时挥鞭子要打,被王爷拦住;知道这人是串府卖古玩的,就让把他带进王府。张被吓得浑身哆嗦。
  王爷要看看他包袱里的古玩。一看是些小件熟坑的青铜器。就说:“这些破铜烂铁算什么古玩。来人呐,把我收藏的金胎、银胎的珐琅彩盘碗拿两件来,让他开开眼。”张楼村可真开眼了,哪儿见过这样的好货呀。王爷说:“这是康熙年洋人进贡的,你们怎能看得到。”张楼村赶紧顺竿爬:“王爷您把奇珍异宝让老百姓饱饱眼福,功德无量!”醇亲王听了也有些动心:“你把这盘子拿到琉璃厂去,让你的同行们也开开眼。”“小人不敢,这样的宝贝我没地方搁。我是提溜包袱做古玩生意的。”王爷见这人老实,同情心大起:“琉璃厂还没你的地盘儿?我出钱开个古玩铺,你当掌柜的,拿我的东西让老百姓去开眼,赶明儿我逛琉璃厂时,也有个歇脚的地界儿。”
  醇亲王一言九鼎,但按清律,他也是不能出面当东家开铺子的,只能由总管代理,账房支领银子九千两开古玩铺。目的是拿出奇珍异宝给老百姓看,那字号就叫“赏奇斋”吧,找当时的巡警部尚书、后当了民国大总统、一手好书法的徐世昌给题了匾。
  赏奇斋门脸不大,只一间半,有后院,南北房各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很精致的一个小四合院。有客人北上房坐,累了,东西厢房可以躺着休息。货品是青铜器、石器、古玉、瓦器,不卖零七八碎的古玩字画。还有仅供观赏的名贵官窑瓷器、金胎和银胎的珐琅彩盘碗,这都是醇王府的珍藏品,不卖的。可是到了民国多少年后,这些东西也从赏奇斋逐渐出手了。
  张楼村是个老实人,平白跟醇亲王搭上了关系,捞了个王爷开的古玩铺掌柜的当,这是福气。可他又没福消受,宣统二年(1910)他就故世了,掌柜的当了没十年。接他的是冀县人程启元。这位是个虽爱出头露面,却助人为乐的好人。哪个同行碰上点麻烦,他交情广,三言五语就给你化解了,也不用谢。赏奇斋赚了钱,王府不要,程也不交账,把钱会同龙泉寺住持道兴大和尚创办了孤儿院,收养了三四十个孤儿;到冬天,还开粥厂舍粥。程启元很做了一些救济穷人的事,在琉璃厂得了个“程善人”的美名。至于买卖,醇亲王府那时很富足厚实,不把它当回事,做善事是积德,连王爷还不时捐款呢!
  程启元当了十一二年掌柜的,又过世了,赏奇斋由程的徒弟杨润斋接手。
  杨润斋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有一对鉴定文物的好眼睛,是个有本事、派头足、脾气大的人。做生意独来独往,很是秘密,买卖的事,柜上的人都不清楚。他在同行中只与大古玩商和大收藏家来往,对琉璃厂的一般同行,他扬扬不理,与他师父的为人和作风截然不同。这样琉璃厂的同行逐渐与赏奇斋疏远了。
  醇王府开赏奇斋本不为赚钱。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暂住北府即什刹海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按清朝定例,出了皇上的王府是“潜龙邸”,家属不能再住,要另建新王府,原府升为庙宇。今日雍和宫的前身是出了雍正、乾隆两个皇帝的雍亲王府,是为典例。老醇亲王府在宣武门内偏西的太平湖(今中央音乐学院),出了光绪后,就在什刹海后海北岸的一个旧府(有说是昔日的明珠府)的基础上,另建了一个醇王府。30年后,这府里又出了宣统,其父当了摄政王,原王府还是不能再用,要在西苑即中南海里再盖一个新王府,据说已动了工。辛亥革命一起,清王朝倒台,一切都拉倒,载沣还得在老府里住着,当小朝廷的王爷。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突然皇上儿子溥仪让冯的军队给轰出宫回家来了。溥仪先从医院中跑到日本使馆,继之又跑到天津住进张园,跟日本人拉拉扯扯。载沣本不赞成和日本人太密切,虽是父亲,却拦不住儿子皇上,哪还有精力过问那个小古玩铺赏奇斋?
  杨润斋也利用这个空隙,把原本做观赏用的醇王府的珍品,陆续变卖。像那个金胎珐琅彩盘,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精品,杨通过收藏家桂玉汀,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时,以15两黄金卖给了日本古玩商高田。载沣很不赞成儿子溥仪投靠日本人,去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坚决不肯出关去东北依附溥仪,而困守在北京的府中,坐吃山空,经济日见窘迫。宁肯当卖为生,也不肯附逆,这是清朝王爷的一种民族气节。北京解放后,周恩来总理还去看望了已卖掉王府住在普通民宅中的昔日醇亲王。
  

笔彩斋和赏奇斋 清朝王爷是东家(3)
后来,杨润斋又把十具银胎珐琅彩的“官僚雅集杯”也卖给了日本人高田。虽然这里面可能不全是真品,有仿的。但东家坚决不与日本人来往,宁败家也不当汉奸;他开的古玩铺的掌柜的却把他珍藏的文物珍品,卖给日本人。高尚与卑微对比多么鲜明。
  1943年,赏奇斋倒闭了,杨润斋也不见了,这个醇亲王爷开的古玩铺是否让人算计了而被席卷一空,也未可知。因为杨润斋一向独来独往,对任何人也不敞开心扉,他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一点也没学到他师父的品质为人,再有能耐也让人嗤之以鼻。赏奇斋也因此蒙上了一层谁也不知详情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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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1)
1920年以后,在琉璃厂的几十家古玩铺中,论影响,“三韩一黄”要排在前面;论财力以及鉴定眼光,那要说“一黄一岳”。而“岳”各方面都逊于“黄”,尤其在人品方面,这也是公认的。三韩指的是西琉璃厂铭珍斋的韩敬斋,东琉璃厂韵古斋的韩少慈,悦古斋的韩德贤、韩博文父子;一岳是曾经盗卖国宝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图》、解放后被判刑、死在狱中的岳彬。这“黄”就是尊古斋古玩铺的黄浚黄伯川。
  古玩业在业务上还有专工特长,如有的以夏商周青铜器和碑碣、石刻等金石文玩为主;有的以宋、明、清官窑古瓷为主;有的以字画、碑帖为主,此外还有各种古玩小件。当然经营者不是只工一门,而有兼通。如“三韩”长于古瓷、字画;岳彬是金石、古瓷、字画兼营;只黄家祖孙三代主营金石,而他们又不是一般古玩商从小学徒出身,而是先读书,再半路出家从事古玩业,身上具有一定的学者特征。
    举人落榜涉足古玩业
  尊古斋开业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比上述三韩的铭珍、韵古、悦古要早几年;当时的创业者是黄伯川的叔叔黄振基兴甫先生。黄家是湖广江夏人。光绪二年丙子,开科会试,举人黄兴甫进京赶考参加会试,却没有中榜,流落京师,只能暂在湖北会馆中栖身,在琉璃厂附近的安澜营开设私塾,教周围的子弟读书习字,谋取衣食。
  他既是举人,经史子集当然有相当修养,更喜爱诗词字画。闲时就踱步到琉璃厂的旧书铺古玩铺串串,有时也跟掌柜的、伙计们聊聊天。古玩商遇到不解的诗文,就便请黄先生给讲讲。遇到青铜器上的铭文,黄先生开始就有些困难,只能从篆字的变形上去猜认,久之,有所积累和提高。他接触的金石文玩多了,无心插柳柳成荫,近20年的浸淫,积累了相当的修养,不仅能鉴别真赝,特别在三代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锈色、铭文上有深邃的见解。他用自己积蓄购买了不少古玩收藏,其中青铜器更被他看重,这就奠定了黄家三代以经营“上三代”金石(即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钟鼎及古代碑刻)为主的基础。
  金石学,主要是研究古代铜器和石刻的一门学问,与考古、古文字学都有密切关系。早在南北朝时的梁元帝,独目却好学,过目能成诵,诗、书、画皆有造诣,专门研究著录碑碣石刻的作品有120卷之多,可称我国金石著录之始。到唐宋,金石学又有发展,宋徽宗赵佶著《宣和博古图》,是金石学名著;还有与他先后同时的赵明诚的《金石录》和吕大临的《考古图》,可视为金石学之开端。金石学历来是文人学士的考古、考证的学问,凭借的是古书和出土的三代青铜器、各种碑碣等。自唐以后,各代在研究金石学的同时,一些能工巧匠仿制上三代的青铜器也获得很大成就,出现了很多足可乱真、具有极高艺术和历史价值的作品,其中宋徽宗既是出色的研究者也是仿制的积极推行者。到清道光末年陕西出土了“毛公鼎”,以及在此前乾隆时出土的“散氏盘”、嘉庆时出土的“齐侯罍”,三件国宝的出世,推动了清代后期金石学的研究发展和金石文玩业的兴起繁荣。黄兴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投入金石研究和经营的。他在光绪二十三年于西琉璃厂81号开设了尊古斋古玩铺,以经营“上三代”的金石文玩为主。这位举人成了古玩铺的掌柜的。
  举人成为古玩商并不始自于他。在清道光末年开业的琉璃厂博古斋古玩铺,老掌柜祝锡之就是个举人,参加过道光年间的会试,也因落榜而转事古玩业。他精通书画、铜器、古玉、法帖、碑碣的鉴定,且能书善画,自立字号博古斋,以“博古”二字表示自己对古代文物通晓,确实经营过各种有很大历史意义的古玩文物。祝锡之为古玩业树立了在豪门巨宦前不谄媚、不低声下气,坚持平等相处,以“年兄”称之,送贵客只至门口,不跨出门槛,维护了从业者的尊严的良好风气。博古斋在光绪二十六年歇业,存在了50多年,是为琉璃厂古玩业的先驱,培养了大批出色的金石文玩、瓷器字画的鉴定人才。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再建琉璃厂,中断80年的博古斋的匾牌又挂了出来,这是怀古敬古,而不是真的延续。
  黄兴甫开设了尊古斋,因为正赶上金石文玩研究大兴起的风头,买卖做得很好。而黄本身的举人衔,使他有机会在开业前后,就与当时的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的朝廷显宦,咸丰朝状元、光绪帝师翁同龢,咸丰朝进士、后任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湖南巡抚、清末金石风的倡导者吴大澂,侍郎盛伯羲,国子监祭酒王莲生等交往;为研究金石学不惜放下旗人贵族架子,认真与有真才实学的古玩商交往,潜心学习研究,有金石著作存世,后任清朝湖广、四川总督的端方端午桥,清学部侍郎、著名收藏家宝熙等,都同黄兴甫非常熟悉。这些人既是他的客户,又是一起探讨学问的朋友。
  

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2)
黄兴甫经营尊古斋13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基础。清宣统二年(1910),他将尊古斋交给他的侄子黄浚掌管经营,自己安居养老。民国六年(1917)黄兴甫逝世。
    杰出的外语人才却成金石文玩专家
  尊古斋开张不久,黄兴甫就把他一手抚养成人的侄子黄浚接来北京,送他进入“同文馆”学外语,以实现他的内心中赞成维新的想法。
  黄浚,字伯川,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父早亡,幼在家乡江夏读四书五经,17岁来到北京。奉叔父命进入同文馆学习德文8年,同时兼学英文、法文。同文馆开办于清同治元年(1862),是恭亲王推行洋务运动专门建立的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一所学馆,由曾国藩的儿子、近代外交家曾纪泽倡议设立的。本来只招收旗人少年入学。但旗人子弟自在惯了,不愿吃学外语之苦。这个学馆的条件很好,除主管官员外,所有外语教习,聘请的都是原语种的外国人。学生待遇也很好:每人每月有3两银子零用,相当一个旗丁的月钱粮。入学一二年后若成绩好,则每月增至6两,再过一期可到8两,最后可加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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