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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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起的决斗而来。几帮残余的篾儿乞惕人被势力渐长的蒙古民族所迅速吞没，而年约四十岁的札木合则与一小群追随者，以狩猎为生，过着被驱逐的强盗般的生活。在不定的命运逆转中，曾经高贵的札木合，已经降到了与幼年铁木真丧父时所面对的相同的生存状态。1205年，牛儿年，即战胜乃蛮人的次年，几个绝望而又甘于失败的札木合部下，把札木合捆缚起来，交给了铁木真。尽管两人之间有仇恨，但铁木真仍视忠诚高于一切。铁木真并没有奖赏把札木合抓来给他的那些人，而是当着他们所背叛的首领的面，将其全部处决。
　　互相争斗了二十多年的两个人，他们之间的最后会面构成了《秘史》中情感的最高点。铁木真并没有伺机向札木合报仇，而是对他摆出了威胁的姿态，提议两人再次结盟：“让我们做同伴。如今我们再次相合，我们应该彼此记起我们所忘记的事情。睡着时共唤醒。即便你要离我而去，你依然是我有福有吉的安答。想必在那些杀伐的日子里，你的胸口定为我而痛。想必在那些厮杀的日子里，你的心绪也为我而痛。”
　　札木合似乎为这一恳求和往昔年少同伴的感情所感动，铁木真曾是札木合的下级同伴，而今却统治了他曾经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更多。他好像一度陷入了铁木真对他们青年时代手足情谊感伤的怀旧之情当中。札木合回答说：“我们同食不可消化的食物，我们彼此共言不可忘却的言语”，并且“共被而眠”。札木合接着将他们的分离归咎于是受到另一位未指名的人的影响：“我们遭人挑拨。我们为人所唆使。”
　　《秘史》提供了札木合所作的一份冗长的忏悔，然而，该记录的夸张言辞和详情叙述，都可引起我们对其准确性的怀疑。“现在，世界是你的，”原文引用札木合的话说，“我做你的同伴对你有什么用呢？相反，我的安答呀，我会使你夜间睡不安稳，日间心不安。我将会是你衣领上的虱子，你门板上的刺。”
　　札木合反省了他们的青年时代，几乎就像是一位现代律师在基于心理问题和情感缺陷来恳求宽恕，寻找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受铁木真所吸引，而且又为什么会背叛他。札木合简洁地解释说，他从小既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或值得信任的同伴，而且还娶了个泼妇为妻。但札木合最终并没有请求宽恕，而是只求一死，仅有一个请求——要求他们以高贵的方式来处死他，不要使他的血流到地面上，或暴露在太阳和天空之下。
　　尽管札木合活着的时候辜负了铁木真，但他死时却要作铁木真的好朋友。他誓言，要是铁木真把他的尸体置于高处安葬，他将护佑铁木真和他的所有后代：“杀了我，把我的骨头埋在高地上。我将永远保护你的子孙，成为他们的护佑者。”传说铁木真用金带来厚葬札木合，那条金带是他们誓言结成“安答”的时候，由铁木真送给札木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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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汗之战（5）
札木合曾是铁木真的第一个对手，而今作为反对他的最后一个蒙古贵族，被铁木真处死了。在寻求对蒙古部族控制的漫长征程上，铁木真击败了草原上的每一个部落，而且通过消灭他们的男性成员，并且娶他们的妇女为妻的方式，去除了所有贵族氏族的威胁。他对地位高于他的任何人的权威都感到恼怒。他杀死别克帖儿得以支配整个家族。他消灭篾儿乞惕人，因为他们夺走他的妻子。他消灭曾害死他父亲、并且蔑视蒙古人如草原鼠般的塔塔儿人。他打倒了蒙古民众的贵族，并且逐个消灭了像泰亦赤兀惕和主儿勤这样的最高等蒙古部族。当他自身的盟友和长辈拒绝与他联姻时，他就消灭了汪罕及其部落。当乃蛮王后将蒙古人视如自己的下级一样加以藐视的时候，他就攻击乃蛮部落，杀了她的丈夫，而且还把她赐给他的部下做老婆。最后，他杀死了生命中最热爱的人之一——札木合，因而，也就消灭了贵族氏族札只剌惕部。
　　铁木真现在作为辽阔土地上无可争辩的统治者，控制了从南部戈壁到北极冻土地带、从东部中国的东北森林地带到西部阿尔泰山山脉的所有一切。他的帝国领土是草原，其所拥有的动物要远远多于人类。战场上的胜利并不能单独地赋予统治的合法性，直到忽里台上得到境内所有代表的公开承认时，它才具有合法性。要是有群体不派人参加忽里台，那他们就是不接受被称为可汗的人的统治。可汗不能声称统治了他们，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要求得到可汗的保护。
　　在召开忽里台会议、举行就职典礼之前，铁木真考虑在来年要恢复和平，修复各种关系。1206年，虎儿年，铁木真返回圣山不儿罕·合勒敦附近的斡难河上游源头处，召集忽里台会议，这或许是草原历史上曾经召开过的最大和最重要的会议。附近放牧的好几万头牲畜，为盛宴提供牛奶和肉食。数列营帐从铁木真营地的四周向外延伸出好几英里远，营帐的中央竖立起马鬃旗——“苏勒德”，这面精神之旗把铁木真引领到这一大事件上来。数天隆重而又庄严的大典礼与数天的庆典、运动比赛及吹拉弹唱，轮流登场。白天由包括帖卜·腾格里在内的宫廷萨满巫师敲鼓吟唱，而傍晚则由乐师来担当这一角色。夜空中充斥着令人迷惑的嗡嗡声，这是种独特的由蒙古人的喉咙所发出的歌声，或谓泛音歌声，这种声音由男人的腹腔发出，可以同时带出两种和声。就如每次重大的政治活动一样，年轻人都要进行摔跤、赛马及射箭比赛，蒙古的传统游戏被称为“那达慕”（naadam）。
　　铁木真控制的广阔领土几乎与现代欧洲的大小相当，但在他的统治下，仅有大约一百万来自不同游牧部落的人口，和大概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头的牲畜。他不仅作为塔塔儿人、客列亦惕人和乃蛮人的可汗，统治着他们，也是所有“毡墙之民”的统治者，对于这个新帝国而言，他还从源于自己部落的名称中选择了一个全新的头衔。他称其民众为“大蒙古兀鲁思”，即“大蒙古国”。统一了所有民众之后，在所有的世系、氏族和部落中，铁木真废除了世袭贵族的权利。所有官职都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个人或家族，并且他的民众要按新统治者的意志来进行分配。对铁木真本人来说，他不接受如“古儿汗”或“塔阳汗”这样的古老部落头衔，而是选择了自己部众可能已经称呼过他的头衔——Chinggis　Khan，这个后来在西方世界闻名的名字，通过波斯语拼写成Genghis　Khan　。蒙古语chin的意思是强壮、坚硬、不可动摇及无畏，并且它还接近于蒙古语中的“狼”，即chino，也就是他们所声称的祖先。这一头衔对新可汗来说，是简朴而合适的。
　　与大多数成功的统治者一样，成吉思汗知道隆重的仪式和盛大的场面所具有的政治潜在力。然而，不一样的是，大多数统治者把举行就职典礼的地方限制在宫殿或庙宇之类的建筑物之中，而成吉思汗的就职典礼是在开阔空旷的大草原上举行的，那里可容纳无数的民众来参加典礼。
　　蒙古人的公开典礼，给详细叙述他们的来访者和编年史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保存至今的、可以利用的最完整的记述，来自于十七世纪的法国传记作家克鲁瓦，他使用了现今已佚的那个时代的波斯语和突厥语文献。根据克鲁瓦的记述，成吉思汗的部下“把他置于一块铺在地面上的黑毡毯上；有人受命发布‘人民的心声’，向他大声宣布‘人民的意志’。”说话者训诫成吉思汗：“授予他的所有权威都是来自于上天，如果他能充分公正地管理民众，上帝将保佑他的蓝图得以成功；若非如此，如果他滥用权力，就将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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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汗之战（6）
这一典礼提供了部众明确支持的信号，他们将他高举到过头的毡毯之上，并将他送上王位宝座，这一行为公开地表明了他们的臣服。然后，他们“在新皇帝面前九次下跪叩头，显示他们服从对他的承诺。”　正如每一氏族的出席就表明他们支持成吉思汗一样，每个萨满巫师的到场，则表明他的灵魂与梦想指示他要支持成吉思汗。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宗教信仰，萨满巫师给这一重大事件赋予了神的祝福，使得这次典礼不只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场合。由于他们的存在，这一事件成为铁木真承受“长生天”之命的一种宗教宣告。
　　萨满巫师敲着鼓，颂扬大自然之魂，并将马奶洒入空中和地上。群集的民众排着整齐的队列站着，手心向上，朝“长生天”做祈祷。他们以古老的蒙古习语“呼累、呼累、呼累”来结束祈祷，并把祈祷送向天空，就如基督徒用“阿门”来结束所有的祈祷一样。这种宗教行为使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成为选举的一部分，而且不只是在他们自己与他们的领导人之间，还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打上了一种宗教圣约的烙印。
　　大多数领导人，不管是国王还是总统，都是从某类国家的内部制度中崛起的。他们的成就通常包括对那些制度和庇护他们的国家的改变或复兴。然而，成吉思汗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创建国家和建立所有必需的制度的，这一全新的基础，部分是他借自以前的部落，而部分是由他自己所创造。对于这样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生存而言，并且对于以军队起家夺权的成吉思汗来说，他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制度；他必须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更加地中央集权化。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牧牛者、牧羊人及放牧骆驼的人都被提升为将军，驰骋在由成千上万勇士所组成的军队的最前方。每位年龄在十七到七十岁之间的健康男性，都是军队的活跃成员。正如他在第一次被推举为部落可汗时所做的那样，他任命最忠诚的部下为千户首领，而他那资格最老的追随者，例如博尔术，则负责掌管万户。基于他们的功绩和他们在战场上或战场下所显示出的对他的忠诚，成吉思汗奖赏了那些来自黑骨头世系的人，并给予他们最高的地位。相较于他授予忠诚的朋友以万户而言，成吉思汗分配给他自己家族成员所控制的军队人数则比较少——他的母亲、最小的弟弟及两个小儿子窝阔台和拖雷，每人只分配到五千人。即便他最大的两个儿子也并没有得到足额的万户，术赤只有九千，而察合台则只有八千。成吉思汗任命自己最信任的朋友监视几个家族成员的行政，尤其是对他的母亲、最小的弟弟和察合台。他通过声明察合台是“一个顽固而又心胸狭窄之人”的方式，来解释说这样的监视是必需的。他提醒谏言者们要“从早到晚都要呆在他身旁提出忠告。”
　　为了在这个巨大而又正逐渐成为一个国家、而又人种各异的部落之内维护和平，他迅速地公布了新的法令，抑制部落世仇和战争的传统因素。成吉思汗的“大札撒”　，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立法者的法令。他并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上帝启示的基础之上，也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任何源自古代定居文明法典的基础之上。他从游牧部落维持了数个世纪的习惯和传统方面来加以强化；然而，当老惯例妨碍了新社会的机能时，他就会迅速地废除掉它们。只要不与“大札撒”——对所有人发挥作用的最高法和普遍法——产生冲突，他还允许一些群体在他们自己的地域内实行传统的法律。
　　然而，“大札撒”并不代表单一的法律汇编，甚至也说不上是一部正在形成中的主要法律著作，成吉思汗要在其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来继续完善它。成吉思汗的法律并未深入探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反，他是用这一法律来管制最棘手的方面。只要有男人劫夺女人的事情发生，草原上就会有世仇。据说成吉思汗的首部新法律是禁止劫夺妇女的，这几乎无疑是对妻子孛儿帖曾遭劫夺的一种反应。由此种劫夺而引发冲突的持久性潜在力，仍然困扰着成吉思汗。在他自己的家族内，长子的亲生父亲是他，还是孛儿帖的劫夺者呢？这种不确定性在困扰着他，而且这种不确定性还在成吉思汗渐渐老去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引发了更加严重的问题。
　　在用法律来结束劫夺的同时，他禁止诱拐和奴役任何蒙古人。从自己被泰亦赤兀惕人所俘获和奴役的经验中，他尝过被诱拐和被当作奴隶而强迫劳动所带来的个人身体的痛苦，而且他也认识到，整个社会结构的惯例是多么地有害，草原部落中引发的仇恨和暴力是多么地强烈。
　　

3、可汗之战（7）
成吉思汗试图在他的各级部众中祛除内部纠纷的所有根源。基于自身的经验，即对围绕孩子正统性问题而产生的分裂，他宣布所有的孩子，无论是由妻所生还是由妾所生，都具有正统性。由于对妻子价值（似乎她们是只骆驼一样）的争论，会在他的部众中间激起不断的纠纷，他禁止将妇女的贩卖带入到婚姻之中。因为同样的理由，他宣布通奸行为是不合法的，蒙古人对这一行为的界定不同于大多数人。通奸行为并不包括妇女与她丈夫近亲之间的性关系，也不包括丈夫与女仆或与家族内其他人的妻子发生关系的行为。与成吉思汗的法律声明相一致的是，毡帐内的事情应在毡帐内解决，而草原上的事情则应在草原上解决，通奸行为适用于不同家族已婚人之间的性关系。只要它不会在家族间引起公众的冲突，就并不会被视为犯罪。
　　偷窃牲畜的行为通常总被认为是违法的，但这一行为在草原的抢劫文化中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它也被视为是仇恨与不和的缘由。大概是记得八头牲畜被盗而给他的家族造成的巨大伤害，成吉思汗对偷盗牲口的行为处以死刑。此外，他要求任何人发现丢失的牲口，都要将其还回原主。为此，他设立了大规模的失物招领制度，并且随着帝国的扩展而不断完善。任何人要是捡到丢失的货物、金钱或牲口，而不把它们交给有关的上级管理者的话，就会被当作是盗贼；按偷窃行为论处。
　　除对丢失的牲口发生争论外，草原民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