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照东史郎所在师团（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关于在仙鹤门处理7000人的记载，我们大体断定当年在马群附近和仙鹤门的7000人的集体屠杀是同一回事。
　　为了验证我们的想法，这次我们专门请东史郎先生到仙鹤门去，现场指认此处集体屠杀遗址。
　　仙鹤门位于南京的外城东北角。
　　南京的外城是座土城，没有内城墙那样高大雄伟，但周长达　180　里，有仙鹤门、麒麟门、沧波门、高桥门、安德门、江东门等38座城门。现在，这些土城及其城门早已不复存在，城门名只是作为地名而存在，其实是名不副其实。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再遇东史郎（5）
8月18日，我和刘相云、刘燕军、常嫦等人，引导着东史郎先生和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成员山内小夜子、中北龙太郎等日本友人，一同来到仙鹤门。首先走访家住仙鹤门、当年曾参与掩埋尸体的证人陶东志。
　　陶老已年逾八旬。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38年初夏时分，仙鹤门一带的麦田里，还有大批年前大屠杀时留下的遇难者尸体，其腐臭难闻。村里就组织人员掩埋，记得当时是隔几块田埂便收集一大堆腐尸，集中掩理掉。现在仙鹤门街西头的一块菜地里、煤基厂、仙（鹤门）马（群）公路仙鹤门北街段等处，都是一处处“千人坟”（堆）所在地。
　　我们在陶老的带领下　，来到仙鹤门街西头的一块菜地，只见一座直径约6米、高约2米的青冢出现在眼前。陶老指着坟堆告诉我们，这是座无主孤魂墓，里面埋葬的尸骨，都是当年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国民政府军的被俘军人，也有少量的平民百姓，谁也不知道他们姓啥名谁，是一群孤魂野鬼。这是仙鹤门村上妇孺皆知的事。每年清明节，村里总有人来这里烧香，祭悼这些被日军屠杀的死难同胞。
　　东史郎听了陶老的话，很是震惊。他立即跪倒在死难者的坟墓前，双手合十，嘴里喃喃絮语，向死难者忏悔谢罪。同行的日本人急忙帮助东史郎，在坟墓前点起了一炷香。缕缕青烟袅袅，缓缓飞向天际，是对死难者灵魂的慰藉。
　　有人曾这样说道：“只有当加害者真诚的向受害者道歉时，受害者的灵魂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在这里遇难的同胞泉下有知，不知对此作何感慨。
　　接着，我们一行又来到仙鹤门东街煤基厂。这里是一个生产家用煤基的工厂。陶老指着简陋的生产车间告诉东史郎等一行日本人，十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挖出许许多多的白骨，因为当年这里也有一座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大坟堆。建煤基厂时，遇难者遗骨被移到附近的小山上掩埋。
　　我们又来到仙鹤门街北侧的公路上，公路管理站的管理人员对东史郎等一行日本人说，大约在60年代初，我们在修筑仙（鹤门）马（群）公路时，曾在这里挖出了一座大坟墓，里面有成百上千的白骨。据村里老人们回忆，坟墓里掩埋的也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骸骨。修公路时，将这批白骨迁葬在附近的小乌龟山上。
　　在村干部的帮助下，我们有幸找来了当年负责迁葬这批骸骨的老乡，当年的年青人已经成为老汉。他手里拿着一把铁锹，二话不说，带领我们爬上了小乌龟山。
　　准确地说，小乌龟山其实就是一个小土丘，上面长满了杂树和灌木丛。老汉带着我们转了几处，哪里还能寻找到迁移这批骸骨的痕迹？据老汉说，当时他用竹筐挑来遗骨后，分别找一些山坡凹地散埋，表面复上土层，现年代久远，记不清楚掩埋的具体位置，反正就在这一片坡地上。
　　历史将为我们记上一笔，公元1997年8月，我们与东史郎及其日本友人，曾在仙鹤门，实地验证了一处侵华日军屠杀7000人的新的集体屠杀和丛葬地遗址。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黄海波，南京电视台记者陈正荣、李军等跟随着我们考证，用摄影机拍摄了这一过程。
　　通过这次东史郎先生在南京的一系列活动，以及我对东史郎先生近距离的观察，我与东史郎先生在心理路程和思想感情上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
　　注释
　　①②③《南京旅游全景手册》，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44　~545页。
　　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45页。
　　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45　~546页。
　　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46页。
　　。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再遇东史郎（6）
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46~547页。
　　⑨《东史郎日记》（中文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页，第203~204页。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章：为《东史郎日记》案举证（1）
有人曾这样说过：“历史常常会被人所捉弄！”
　　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历史才会被捉弄？捉弄历史的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其目的是什么？
　　偏偏有人不愿意自己所经历的真实历史被捉弄，哪怕是耻辱的历史。东史郎就是这样的人。
　　面对东京地方法院的不当判决，东史郎先生绝不屈服。他坚信，自己并没有错，日记写的也是历史的真实，只是该法院法官倒行逆施，作出了错误的判决。
　　为此，东史郎先生要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要求能主持公道，改判结果。
　　基于有胜算的信心，东史郎先生要找最好的律师。他说，只要能打赢“官司”，花再多的钱也愿意。一个律师不行，就找两个，两个律师不行，那就找三个。
　　后来，东史郎先生真的聘请了三个律师：中北龙太郎、丹羽雅雄、空野佳宏。全都是大阪地区最有名的律师。他们组成了《东史郎日记》上诉案律师团，负责上诉案的调查与辩护，准备在二审中一举打赢，还历史的真相。
　　中北龙太郎，日本大阪中北律师事务所的代表。一个资深并在大阪地区大名鼎鼎的名律师。他高高的个头，黑黑的脸庞。他的职业身份与黑色的脸，使我曾经想到过中国的包拯，中北律师有包公那样睿智的断案能力吗？他能使《东史郎日记》案在二审中转输为赢吗？
　　丹羽雅雄，日本大阪的律师。一个在大阪地区享有盛名的名律师。在三个律师当中，他的身材最为瘦弱，以至于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后来在香川做邮政袋装人试验时，选择他钻邮政袋。但他与中北律师形成反差并引人注目的不是身高上的差距，而是长有一张小白脸。从外表上看，就是一个很有思想且城府极深的人。
　　空野佳弘，日本大阪的律师。一个同样在大阪地区声望很高的名律师。他的身高、肤色、胖瘦的程度介于中北和丹羽之间，是个做事严谨、不苟言笑、处事老到的职业人。
　　三个律师，三种不同风格的人，一个搭配科学的组合，完整且富有战斗力的团队。为此，我曾经从心里暗暗地佩服，这个东老，人老眼未老，挑选起人来眼光特别老到。
　　律师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以及亲自参与在中日两国进行的各项试验后，对《东史郎日记》的真实性判断如何？一审判决错在何方？做到了胸中有数，形成了自己的主见。正如中北龙太郎律师指出的：
　　一审判决称，不会做出危及自己生命的举动，不能不说这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武断结论。
　　另外，法院以上述武断结论为前提，认为那是一种极特殊的举动，所以即使经过了50年也理应能够做出详细具体的供述。但既然前提是错误的，所以这种认定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当时，屠杀事件对日军来说是司空见惯的景象，即使清楚地目击了那件事，在过了五十多年以后不能详尽地记起其场面也毫不奇怪。这才是一种常识性的判断。而且本事件的记述本身已经非常具体，一审判决连这一点也视而不见。如上所述，一审判决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是千真万确的。
　　《东史郎日记》是依据从军期间的详细笔记写成的，在战前完成并不准备发表的日记中，故意写进不真实的虚假情况是毫无意义的，这也可以证明该日记的真实性，一审判决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是完全错误的。”
　　但愿中北律师的上述认知，能为二审法院的法官所接受，重新做出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判决。
　　东京高等法院决定于1996年9月26日第一次开庭；审理《东史郎日记》上诉案。
　　1996年8月15日，距《东史郎日记》诉讼案一审败诉仅三个多月时间。
　　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东史郎日记》上诉案律师团专门派人来到南京，主要就一审判决涉及的　“原中国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当年是否有水塘”、　“1937年邮政袋能否装下一个人”和“手榴弹绑在装有中国人的邮政袋上扔进水塘，爆炸后是否对岸上的加害者构成危害”等3个问题调查取证。①正是这三个问题，导致了东史郎在一审中败诉。
　　　。　想看书来

第四章：为《东史郎日记》案举证（2）
我为东史郎先生及其日本友人的勇于反省历史的正义行动所感染，与《服务导报》记者李晓玲合作，赶写了一篇《为正义举证》的长篇通讯②，这是国内有关东史郎诉讼的第一篇报道，见报后立即在南京乃至全国其他城市产生了影响（此稿件后来被评为当年江苏省好新闻一等奖）。
　　人们积极支持，纷纷为上述3个问题举证。
　　见报后的当天下午，便在南京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打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电话此起彼伏，许多证人前来提供证据。
　　家住南京市一枝园的84岁老人王长发在儿子陪伴下，向我出示了一张他30年代弄到的日本名所图绘社印刷、日本人小山吉三绘制、至诚堂发行的《最新南京地图》，上面清楚显示原中国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有水塘。
　　家住南京市东门街39号4室的侍炳生老人、家住石鼓路145号的杨源忠老人，均证实原中国最高法院街对面有水塘，不大，但水挺干净。侍炳生曾跳进去游过泳。两人当年在南京城内还多次目击了日军杀人的罪恶行径。
　　第二天，家住南京市莫愁新寓荷花里退休干部孙任国和东南大学生物系李乃弘，也分别提供了昭和十三年（1938年）日本出版发行的《最新南京地图》。
　　家住南京市鼓楼区裴家桥68号的李秀章先生，提供了1937年《最新南京地图》。
　　从1996年8月16日起，南京市民先后共为东史郎先生提供60余件地图，均证明原中国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确有水塘。
　　江苏省地矿厅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黄家柱先生、南京勘察测绘设计院保存的1946年航空拍摄的南京地图照片，该处的水塘清晰可见。
　　原中国最高法院附近的乐业村居民李安民、王正强先生等，家住原水塘边上，曾在该水塘里养过鸭子，对该处水塘留有深刻的记忆。
　　南京市房产局档案馆馆长汪智学先生，还提供了原国民政府南京地政局于1937年3月18日绘制的《地产登记审查用图》，图上还标明了水塘的面积为###47亩，水塘临人行道31米，宽约48米，长约66米。汪馆长是南京研究房产多年的专家，他从该馆档案中查到一份1953年的房地产平面图上，看出原水塘依然存在，只是范围比1937年略小一些，面积缩小至亩。他指出，现在，此处的水塘已不复存在，临人行道处，建了五层楼房，门牌是中山北路76—78号。与之毗邻的中山北路74号两层楼房，也建在原水塘位置上。
　　南京市民在为《东史郎日记》案举证的消息，通过传媒公开后，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其他城市的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为东史郎寻找到许多份当年的南京地图，《东史郎日记》诉讼案开始受到全中国人民的关注。
　　上述各种资料均证明，原中国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当年确有水塘。
　　与此同时，设法弄清楚当年的邮政袋能否装得下一个成年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派出了副馆长王伟民等员工，专门去江苏省和南京市邮政局调查。他们帮助查询了邮电部邮政总局，查明中华民国时期一号规格的邮袋为×米，二号规格的邮袋为×米，三号规格的邮袋为×米。其中一号邮袋完全可以装得下一个成年人。为此，江苏省省内邮袋调拨局还于1996年8月15日，专门出具了书面证明。③
　　我们还找到了一本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重印的原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编撰的《邮政纲要》，规定了各类邮政袋的质地、颜色和质地。在该书第1342条中写道：“邮袋以帆布制成者其种类尺寸及标志如左（竖排行文格式），第一类，普通邮件袋，第一号，长24英寸、宽16英寸，无标志；第二号，长30英寸、宽20英寸，无标志；第三号，长42英寸、宽26英寸，印有＇30k＇标志；第四号，长50英寸、宽32英寸，无标志。第二类，包裹袋，第一号，长42英寸、宽26英寸，蓝色垂直带一道；第二号，长50英寸、宽32英寸，蓝色垂直带一道；第三号，长54英寸、宽36英寸，蓝色垂直带一道。④
　　

第四章：为《东史郎日记》案举证（3）
此外，家住秦淮区东关头21号的王其昌老人，在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来信中写道：“1937年，我在珠江路邮政局做勤杂工，曾亲眼看到当时的邮政袋能装下一个人。”　⑤南京第八中学退休教师吴邦汉先生，致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说：“1946年，我在南京市邮政局第五支局工作期间，曾听师傅说过，日本人用邮政袋装人并将其残酷的杀害。”⑥
　　大量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当年的邮政袋可以装下一个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