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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我的生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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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其中受过军事教育的固然也有,但大部分都不明军事。别的事不必说,连喊操他们也不会。于是由于事实的需要,每哨里要设一个教习,专门代替官长喊操。教习的待遇没有一定,须看所能喊的人数多寡,定其高低。有的能喊三五十或百几十人,有的能喊至千儿八百人不等,普通较士兵的待遇可以高至一倍。当时自己想不出较好的办法来,心想当这样的教习我也许有点把握,于是每早天还未明即到东大教场学习喊操,放大了喉咙,“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大喊一阵,喊得喉咙干哑了,也总未间断过。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保定府居民燃放爆竹,拜神上供,正在忙着享受他们新年的欢乐,我依然一出门就练喊操,引得人家都笑骂我。如此一直练了四年,我居然有了惊人的成绩。后来各哨里目兵都认识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勤劳人的社会不许懒人立足,同样,懒人的社会也不许勤劳人立足。因为每天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练习喊操,我的声音洪大,操场离营房又近,营中好睡懒觉的目兵,就十分厌烦我,并且因此招致了他们的嫉妒和讥笑。后来他们送给我一个外号,叫做“外国点心”,意思是说我如此拼命,早晚要被洋鬼子打死,洋鬼子来了,必定先要用洋药丸崩死我。对于这个绰号,我欣然领受。我说:“我一定要做欺压我们的外国人的仇敌,我情愿叫外国人崩死我。”
  他们这样的凌辱我,有几位我的朋友就为我抱不平,要同他们争吵,甚至动武。我听见这事,就和朋友们说:“好兄弟们,我正愿意叫外国人崩死我!因为我要保卫国家,抵抗强权,外国人一定要崩死我的。外国人把我打死了,那倒成全了我。”我特意刻了一颗“外国点心”四个字的图章,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有时给人家写对联,我还盖用这颗图章。
  我这样用功夫练习喊操,对于身体的裨益实非浅鲜。因为早上空气新鲜,喊时浑身使劲,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吃仙丹怕也没有这样大的效益。除此之外,我也酷好各种武术,自小勤奋练习,兴趣极浓。我现在也顺便在此一述,比如摔跤、打拳、举石头等,我都下过很大的功夫。摔跤,汉满蒙人都爱练习。保定府以及四乡各村,每到冬天的傍晚,自七八岁的小孩至三四十岁的大人,都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集在郊原上,练习摔跤。怎样用手,怎样用脚,怎样摆好适当的姿势,都有精审的考究。胳膊,腿部,身子,也都要分别练习。练得好的,处处到功;练得不好的,一摔就倒,而且很容易摔坏了身体。练腿的方法,是在院子中打一个木桩,时时用脚去踢,渐踢渐使劲,踢得腿部脚部比铁还硬,一踢,那木桩就砰的发出沉重的声响。练胳膊是碰树干,碰木柱。不管在何时,在何地,看见树干或木柱就用臂膊使劲碰它几下,日子一久,自有很好的成绩。至于整个身体的练习,则在坟地中行之。这在保定府就叫做“跑坟头”,其法是由远处跑上坟头,而后将手落地,再从上面摔下来。要练得不伤筋骨,不伤五脏。练得好的,摔下来时全身缩做一团,成为一个紧凑的疙瘩;不会的,则四肢张开,浑身松懈,很容易受伤。打拳,北方乡民和军队中都普遍的爱好。我们的练军虽然不注重练操,可是对于各种拳术却颇为讲究。军中有杂技一科,刀枪剑戟无不分别传授,我们一早一晚都热心练习。此外还有举石头,其重量可分六十斤、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不等。我们每天都要练一次,各人按其体力,选择适当重量的石头,逐渐递进。我一般可举一百四十斤的石头。此道可扩大肺部,全身使劲,真是很好的运动。我现在仍旧常常的练习。
  

第四章河边的眼泪(4)
我至今身体强壮,精神健旺,回想起来,都是平素勤习苦练的结果。许多人以为我生来如此,其实世上哪件事不是慢慢练出来的?下一分功夫,即有一分效果。功夫下得越深,则效果越大,不下功夫,即无效果。这是一点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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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1)
戊戌政变以后,清廷的统治愈益日暮途穷。光绪二十六年即一九○○年春天,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各处先后爆发蔓延。
  由我这个亲身经历者所了解的说来,义和团起事的原因中,最不可忽略的要算民众与教堂间恶感的深化。
  外国教士初来中国传教,我国人民对之极端仇视。其原因,一是由于人民幼稚的民族感情,他们对外人本怀有歧视的观念;另一方面教会本身也有许多不检点之处,因而招致了人民严重的反感。那时教士们由于他们本国政治上经济上地位的优越,在中国社会上形成一种特权阶级。我国人民一旦受洗之后,借着外人的势力,便也趾高气扬,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任意生事。地方官因为外人的牵掣,无法予以干涉,人民也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外国教士益发乐于在背后支持,希望由此多吸引教徒,扩张教会的势力。这样一来,教徒的气焰越高涨,人民对于教会的恶感越深,仇视的观念一天天加强,一发遂不可收拾。当时在华教士,可分耶稣教和天主教两种,耶稣教教士态度较天主教为好。所以这两种教堂,本质上虽同样是人民眼中的公敌,但仔细分辨,尚有程度上的差异。
  义和团原是白莲教的残余,最初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帜,在民间私相传授。后来随着教会与民众对立之深刻化,于是便逐渐染有排外的色彩,由对内转移而为对外,形成一种中国初期反抗帝国主义的民众武力。义和团初起时是在山东的曹州东昌一带,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四个字。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各地民众风起云涌的附和参加,到处焚烧教堂,仇杀外人,毁电线,拆铁路。这种极端排外主义的表现,可以充分地说明民众对于帝国主义的恶感,是怎样的深刻和严重。
  在义和团势力最盛的时候,有所谓铲除二毛子的一种附带运动。二毛子,就是指中国教徒而言。平常因为教徒们借着洋大人的势力对同胞作种种的侮辱,这时便不期而然的有一班人联合起来,挨家搜查这种狐假虎威的二毛子。搜查时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任便人随意乱指,你家里如有一个十字,就说你是个二毛子;他家里有洋灯洋油洋火,也说是二毛子。一经指认出来,就百般地勒索。穷苦人家多少出几个钱便可了事;富者则千方百计的予以刁难,非至倾家荡产不肯罢休。这为义和团本身,造成最严重最可惋惜的罪恶。
  练军接到镇压义和团的命令,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初八日。我们的队伍最初开到保定府东北白沟河;在这里稍事弹压,百姓们便销声匿迹,完全平息。带队的张协统——山东济宁州人——当天晚上和队伍讲话,出人意外地讲出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要得罪百姓,义和团是好事。他们打洋鬼子,我们不要干涉。我们到这里来,是上头的命令,没法子,不得不来罢了。——这是秘密的话,大家可不要告诉别人说。”
  张协统这样一讲,军队知道了,百姓也就立刻知道。于是他们重新又把义和团练起来,声势反而较前更大了。因为以前还是秘密的组织,现在则官宪方面已经默许了。依照当时的情况看来,如果带兵的官长能够认真的镇压,切实劝导,义和团的平复,倒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不过当时官长都存有阳奉阴违的心,不情愿真正消灭他们,但也无力指导他们走上正道,所以结果军队在东边镇压,百姓跑到西边去练;军队在西边镇压,百姓又跑到东边去练,形成一种故意放纵,掩人耳目的情势。
  义和团初起时的蓬蓬勃勃的盛势,清廷委实吃惊不小。他们的运动显然含着排外与反清的两种成分,随着时间的进展,客观形势的演变,排外的念头也很可能的重复转移而为对内的斗争。因此清廷便有一度的犹疑:剿灭它呢,抑或应当因势利导,使它成为纯粹的排外运动?最后的决定是采取了后者的策略,立时由政府创练义和团。从此这一幼稚的民众运动,便被清廷所利用。
  三月中旬,保定府接到创练义和团的谕旨,各地遂公开成立团练,彰明较著的从事练习。保定府城南五十里,东流大寨口内有个天主堂,这时候遂成了众矢之的。义和团为要做些实际的工作给民众看,便率大队兵丁去打这座东流天主堂。为此问题,练军的官长分裂成为两派:一部分官长主张打,一部分官长主张不打。主张打的一方面认为既然奉令练习义和团,自当先杀些外国人,以正视听而平民气;主张不打的人,则顾虑到怕因此酿成祸变。后来主张打的人占了决定的势力,当晚即调动队伍随同义和团一同出发。
  

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2)
练军已经久未经过战事,一切行动和计划都幼稚得可笑。出发的时候是在晚上,每人给一个纸糊的灯笼照路,几百的灯笼联在一起,排成二三里长的行列,从远处望来,火光烛天,好像正月里赛龙灯似的。那时我就怀疑:晚上行军,怎么可以打灯笼呢?自己疑云满腹,莫测玄奥。在路上走着,倒觉得好玩,一点儿也不感到寂寞。离东流约有二里左右,正在行进的当儿,天主堂那里砰砰地响了两枪,冲着行列打过来。义和团在前头,听见枪响,回头就跑,队伍也随着溃了下来。鬼也没有看见一个,就一退二十里。那时也不懂什么叫做兵站,吃的东西都是临时由百姓供给。听说队伍退了下来,百姓送来的烙饼,就命为“得胜饼”;送来的绿豆汤,命名为“得胜汤”;送来的茶,也叫“得胜茶”;什么都是“得胜”,那心理真是可笑。待了三四天,又决定继续进攻。这次进攻,由两个人抬一副门板,走在前面,借以掩护后头的队伍。不料刚刚要冲上去,天主堂那里劈里啪啦又是一排枪声,把这边打伤了好几十,死了的也有好几位。队伍败下来了,你抱怨我,我抱怨你,大家对于义和团的信仰,不由得起了动摇。正在这时候,队伍即接到上谕:严拿义和团匪兵,于是轰动一时的气势蓬勃的义和团,遂急转直下走向败亡的结局中。
  原来这时八国联军已经攻陷天津,聂士成力战阵亡。败报传到京师,西太后等仓皇出走,在北京留守的,只剩了庆亲王弈劻等数人。拿办义和团的上谕,似乎就是这时传下来的。我们的队伍接到这道谕令,就到处攻打义和团。始而下令提倡,继而又复下令捕拿,朝令夕改,军民不免怨言四出。关于满汉的界限,这时也有许多目兵已有一点模糊笼统的概念,也有些目兵连这一点概念也没有。官长都是拿钱吃饭主义者,叫打就打,不打也行,自己反正是没有主张的。
  不久,北京亦为联军所陷,京津一带的溃兵大批的直向保定府退下来。这些军队,平素没有主义,没有训练,到了这时,有限的一点纪律,亦全部废弛。沿途任意抢掠,百姓所遭的劫难,真是不堪设想。其中有一幕骇人听闻的惨剧,很值得一写。那是武卫右军的兵在溃退的途中遇见一位坐轿车的华贵少妇,手上戴有两副赤金镯子,因此触动了一部分士兵的非分之念。他们尾随着她,到了晚上约在六点左右,有十几个士兵蜂拥而上,喝令轿车站住,强迫那女子把镯子交出。那女子坚执不肯,士兵大怒,抽出刀来,照着女子的肩膀砍下去,连同手臂一齐砍了下来,镯子遂被士兵抢走。
  所谓赤金镯子,那时队伍里弟兄们听过的人多,见过的人可少。两副镯子为少数人得去,其余的人不免眼红,这时看见得镯子的人走在前头,后面的人便开一排枪,把前面得镯子的人尽数打死,镯子不消说就归后面的人所有。消息一传到最前头的一连人的耳朵里,他们也眼红起来,立地将队伍散伏在两旁的高粱地里,等候得到镯子的人来到,又是一排枪,将那班人全数打死,镯子遂又由他们夺走,分途四散。合计起来,为了两副赤金手镯,害死一个女子,又害死整整一连官兵。
  溃兵从京津一带退走的时候,练军即在保定附近设放几十道卡子,专门收缴溃兵的枪械。镯子的惨案发生了,又临时奉令盘查带赤金手镯子的溃兵,查出来,就立地枪决。当时查出的嫌疑犯约有四十多个,统统都就地枪决。这一事件,连同各地枪杀的嫌疑犯,至少怕也在千余人以上。军队平素没有训练,没有纪律,是多么危险的事!这是我们应该知所警惕的。
  保定府焚烧教堂的情形,说起来也非常可笑。每次动手,百姓们聚集教堂附近,先大声呼啸一场,呼啸完了,然后再纵火焚烧。队伍接到百姓纵火的报告,即出动镇压,可是走近教堂一里左右,即停止不前,等到教堂烧完了,再疾趋而进,敷衍塞责。保定府东关和南关的教堂,统统是如此烧掉的。因为这个缘故,联军于攻陷京津后,即派兵进占保定府。联军未到以前,官府下令,二十里以内不准住百姓,以便外国兵驻扎。命令一下,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出逃,有资财的人有地方可逃,倒还没有什么大关系。穷人呢,就哭天号地,走投无路了。
   。。

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3)
联军开到前三日,保定练军已陆续退出,后方留守的是副哨官张绍绪和我。他同我到藩台衙门去,请示留守处刀枪铁矛以及给养等如何处置。到了那里,张副哨官向中军官述说来意,那人微笑了一下,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这时候护院大人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哪里能管这些闲事!请您赶紧回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若是在机警一点的人,一听这话,自然应该立刻回来,赶紧自己设法处置了,预备出走。哪晓得这位张副哨官却坚执地不走,非要请示护院大人不可。中军官不耐烦,就一直支吾他。他们说话,我在外头听得很清楚,心里实在闷不住了,就一步进到屋里说:“中军大人,张老爷,我们可不可把东西都捆起来放到井里,上面再用东西掩蔽?咱们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中军官一听我的话,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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