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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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以薛子良代理常德县知事之职。薛为人谨慎负责，有头脑，识大体，真能脚踏实地地做些有益地方的事。常德是有名的多娼妓的地区，头二三等都有，每月花捐为地方大宗收入。我们的军队驻到这里，很觉得妨碍。和子良商量，决心驱逐他们出境。当通知娼家都来领执照，一时来了许多青年小伙子，都是二十多岁。问他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事，答说：“我们是茶壶，来领执照的。”所谓茶壶，大约就是娼寮中龟头的意思。我说：“看你们一个个五官端正，都是很好的青年人，为什么不干些有意的正事，竟自甘下贱，干这种剥削人家肉体的买卖！真是岂有此理！”即拿着一个，以棍打之，打的只哭嚷，说：“我从此不做茶壶就是了！”问他不做茶壶，打算做什么。回说不知道，我说：“你们应当趁着年轻，学些有用的本事，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人被如此教训，别人也都自愿改行了。于是限他们三天内一律出境。此后常德即平平安安，再也没有为娼家的事出过乱子，打过麻烦。唉，这也只是不得已的办法罢了。
我们刚到常德的时候，一进城就看见许多商店门前挂着日本国旗，街头上并张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布告，这使人惊奇极了。我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本租界，怎么有这种景象呢？马上就请薛子良四处打听。打听出来了，说这是商家的把戏，商家为避免溃兵抢掠，无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舰保护。因为常德一带是南北军交哄的要冲。北军胜了，南军溃退时要大肆劫掠，南军打胜，北军溃退时，也是把商家抢劫一空，等到南北军都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又来趁火打劫。商民无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我相信稍有血性者，听到这番情形，没有不痛心难过的。当时我就召集全城商民谈话，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们召齐。告诉他们，托庇外人，是最可耻的事。但以往是为溃兵骚扰，大家不得已而出此，现在我们的队伍是严守纪律的，必能负保护地方的责任，绝不会再有骚扰的事。如果他们动了你们的一草一木，就请你们大家把我冯某逮捕枪决。我们是中华民国，若是挂起了外国旗，不但贻笑外邦，自己也应该觉得可羞可耻的。请大家回去，立刻就把日本旗取消、撕毁，永远不要再做这种辱国辱己的事了。当天晚上，街面上的日本旗统统撕毁。同时又去找来日本兵舰的舰长，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街上张贴那种布告。那舰长说：
第二十五章在常德（3）
“这是贵国的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不过总觉得很是遗憾。”
说得很委婉客气，也就只好不加深究，只把那些布告派人撕毁，不许他们再有这种侵害我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至于那些日本旗从哪里来的呢？查询的结果，知道是城内一家鲁东洋行出卖的。但这所谓洋行，只雇用一个日本浪人做着幌子，其实店老板却是中国人。我派人检查他的账目，上面写的明明白白，每面日旗的价钱，有三元的，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多至二千元的。把老板和那做幌子的日本浪人都抓了来，问老板何以做这种欺骗商民，污辱国家的无耻买卖？他说：“因为有人家需要，我们所以办这个货。”问那日本浪人，答说：“老板每月花五十元雇用我，我是为的生活。他做的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两个都是奸宄，没一个好东西！”当即把那日本浪人驱逐出境，店老板看押起来。
当日查看账目，共计卖日本旗所赚的钱在六七千元以上，我即找来地方正绅，迫令老板交出那款子，交由绅士们收存。那时常德城内街路不平，地方污秽。乃用此款为修路浚沟以及清除秽积之用，把地方上整理得一新。
人民被军队逼的无法自存，因而请日本兵舰保护，买日本旗悬挂，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可也不是士兵的错。罪恶在谁身上呢？第一，是在段先生等的身上，这就是他们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这就是他们穷兵黩武政策的赐与；第二，就在那些军队官长的身上，大官们自己胡作非为，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级官，下级官也就不管士兵。“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当然的道理。当权执政者的责任是福国利民，军队的职责是卫国保民。但是他们却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们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要求外国人来保护！我把这事办完，越想越是悲愤，多天还是恨得牙痒痒的。
那时内乱未定，遍地萑苻。常德城内的治安之责，交由第二团第二营负之。第二团团长张之江，有胆有识，甚有才干；二团二营营长宋哲元，忠实勤勉，遇事不苟。城门上都有他们的士兵把守，遇有可疑的人经过，都要盘问检查。一天，沅江中日本兵舰上下来几个日本海兵，摇摇摆摆地从南门进城，把守城门的士兵即要加以检查。日本兵在中国境内放肆惯了，哪里肯受这个，表示不受检查。弟兄为了执行命令，却非检查不可。其中一个日本兵逞起横来，给我们弟兄一个巴掌，弟兄不能容忍，当即用刺刀与之搏击。结果，日兵中三名受了伤，只好愤愤地抬回兵舰上去。
事情闹出来之后，张之江和宋哲元先后来向我报告，请示办法。我说，没有出事的时候，当尽可能地不让出事；既已出了事，而且曲在彼，直在我，即不必顾虑。却看他怎么样，他若要打，我们即同他打，丝毫不容忍让。一会儿工夫，薛子良来了电话，说有本地日本居留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本舰长要来见我，我就请他们来见。
那时我住在城外西北角上的庙中，天气正在秋热，我坐在院中的瓜棚下面看公事，有石凳、石桌等雅致的陈设。薛子良把两个日本人介绍进来，寒暄了几句之后，高桥新二谈到本题上来，说三个日本兵伤势很重，唠叨了一大篇。我问他道：
“那么，你看怎么办呢？”
高桥新二说：“我们的意思，先要把你们行凶的士兵监禁起来，而后再谈别的。”
我问他道：“你这是根据什么说的？”
那位舰长就从腰里掏出一本很厚的小册子，看着翻了一翻，贸然地说：“按照第二百几十几条，应该把凶犯禁监。”
我问高桥道：“他那是本什么书？”
“日本海陆军刑法。”
我立时举起脚来，脱下一只鞋，就要站起来，高桥新二看见我的神色不对，赶紧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告诉他，我要用鞋底打他十个嘴巴！”
高桥问我为什么，我说：“他用你们的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当然要用鞋底教训教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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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在常德（4）
那舰长把那小册子收起来，问我道：“照你说，是怎么办理呢？”
“我有我们中国的军法。”
“你们的军法怎样办？”
“我们的军法是：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城的人，若对方不受检查，即是奸宄匪徒。我们的士兵为忠实地执行命令，打伤了一些匪徒，我要大大地赏他这个大功。这就是按照我们的军法的办法。”
“冯旅长，”高桥不住眨着眼睛，愤愤然地说道，“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打电报报告我们天皇，直接向你们段总理办交涉去。”
我说：“你这个人连普通常识也没有！我冯某刚不久在武穴停兵，通电全国，就是反对段总理，你不知道吗？你快去吧，快去和段总理办交涉，叫他来惩处我！我冯某只知真理，只知国法。此外什么也不怕！”
“那好了，那就得了，那我们就找你们政府办交涉去了。”
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就走。我也不理睬，依旧坐下来看公事。哪知他们走到大门口，又重复折了回来，请薛子良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了结办法。高桥也说：
“刚才的谈话误会太多了，我们再商量商量吧！”
我说：“你这个人不明白事理！你只知道你们的兵受了伤，你怎么不说说我们受伤的兵应当怎么办呢？”
“怎么样，”他愕然说，“你们的士兵也有受伤的吗？”
“我说你不明白事理不是？你可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自然是两边动手，而后才冲突的起来，而且事实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我们的士兵才还击的。这个你们也没有查明白么？”
“啊呀，真对不起啊，我们刚才确实都不知道。”他如梦大醒似的嚷着，深悔自己鲁莽的样子，我却不知道他是假装的，还是真情。
这样交谈了很久，他才提出两方买些礼品互相慰视受伤者的办法。我说：“这倒可以行的，就当我们的学生打架，我们做先生的不伤和气。但须你们那边先来人看，因为打架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的，不然和的还是不公平。”
他们又提出以后不准再有同样事件发生的话，我说：“那个自然，我正要向你们提这句话。你们必须约束你的士兵，听受我们士兵的查问，不准再有撒野逞凶的事发生了。”
于是把日期约定好了，高桥和那舰长才告辞走了。
这里薛子良很疑虑地和我说，我们的士兵并没有受伤，到那天拿什么给他们慰看。我说，我们的士兵挨了他们一个耳光，当然受伤的，怎么没有受伤？到了约定的那天，即请我的军医院院长马瑛把两个弟兄的头上、脸上都捆上纱布绷带，等他们那边拿礼物来慰看了，我们这边也派薛子良和马瑛为代表去看他们的士兵。至此，一场风波，始告了终。
我曾读到《柏拉图对话集》，上记苏格拉底氏和他弟子的问答，讨论一些哲学上的问题。苏氏问：“你们以为说实话好，还是说假话好？”答曰：“说实话好。”苏曰：“若有敌人侦探来查问我们虚实，当如何？”曰：“这可不当说实话。”苏曰：“怎么又不应当说实话呢？”曰：“对朋友说实话，对敌人不应当说实话。”苏格拉底又问曰：“若有小孩生病，喂给他药，他不肯吃，说这是糖水，不是药，那孩子就高兴地喝了。当如何？”曰：“要孩子病好，应当说是糖水，不能说实话。”苏曰：“这又为何不能说实话呢？”答曰：“是为事情好。”有人说，冯某这次对日人办的事，说话有不实之处。我要请他看看这段问答。
此外还有几件和日本人起交涉的事。
那时不但城门口盘查甚严，就是城墙头上也派人日夜巡查，由班长带四个弟兄负巡查之责，另又派上级官长带两个人巡查巡查者。一天晚上，巡查的弟兄在一处偏僻的城角上捉着一个爬城墙的日本人，盘问的结果，知道他是为某方做侦探的，当即押禁起来。那位高桥新二知道了，连忙来我处要求取保释放他。
第二十五章在常德（5）
“你们贵国的侨民，太不替贵国争气了，什么正经事不做，却在中国做匪类奸徒，在地方上捣乱。我负有保安地方的责任，怎么可以轻易释放他？”
高桥连连鞠着躬，自认不是，左求，右求，请我把人交给他去训导监视，担保以后再不会做这样事。我说：“你既然自认罪过，又负责担保，姑念这次是初犯，我就把人交给你吧。但你可得好好监视他，我随时还要提审他的，到时你得交人出来。”
高桥满口答允，说了许多道歉的话，才把那日本浪人交给他领走了。
那时张之江的团部驻在桃源，要路上也设岗兵盘查行旅。一天，张部又捉着两个贩卖烟土的日本人，连同烟土都送到常德来。我在院中坐着，左右站着卫兵，地上摆着几根军棍。犯人押解进来，一个年老的，一个年少的。他们看见这情形，慌做一团，浑身直哆嗦，尤其年少的一个，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年老的只哀求着：“饶我们一次吧，饶我们一次吧。”嚷个不休，这次也是高桥新二来要求，把人交他取保领去，但说明不可释放，我要随时提审。查获的烟土都没收充公，也是接来当地绅士查明收存，作为修路的费用。
一九一八年年底，延续数年的欧洲大战告终，翌年一月开和会于巴黎，中国在名义上亦是参战国之一，所以也派有代表出席。但关于山东问题，毕竟没有得着公平的解决。此时日本乘机占据青岛，使中国复蒙丧失领土之耻。这一件事，激起中国普遍的怒潮，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尤为激昂，罢课游行，抵制日货，殴击卖国贼，浪潮波及全国各地，演成中国文化史上最有意义的五四运动。
常德的学生受了这一运动的波动，情绪也极是热烈。每日三三五五在街头宣传，痛哭流涕，劝说国人不买日货，不乘日船。那种爱国热情，真是可爱可敬。一天，全城学生罢课，结队游行，经过大街时，群众情绪愤激难过，几家日本洋行，都被他们捣毁，货品什物，狼藉满地。南门外码头上，更经常的派有学生值班，劝阻国人不买日本船票，商家货物不得交日本轮船运输。常德是湖南西部第一个繁盛的码头，日本大阪公司轮船定期往来于上游及下游。学生们这一举，使他们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
我为常德镇守使，地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自需负相当的责任，于是本地日本商人代表去见湘督张敬尧，提出质问，张就派外交部驻湘交涉员伴同他们来常德与我交涉。日人代表中，又是高桥新二为首。他向我提出四项要求：一、赔偿损失；二、惩办凶首；三、正式道歉；四、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事。说这是他们极合理的要求，我必须一一接受。
我说：“既是张督军派请我们的交涉员，同你们来和我商办此事，那么许不许我发表意见呢？”
高桥说：“依你的意见怎样？”
“依我的意见，”我停了一下，慢慢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