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奥纪实-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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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会场门外约等了半小时，才允许我团60名代表入场。按演练时分的座次，牟作云老先生和体育团的大多数奥运冠军，霍英东、霍震霆父子等海外知名人士及我和许放、王正夫等均被安排在申办城市坐席的首排。由于陈述大厅十分宽敞，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只占了前三排。第四排以后是国际单项体联主席、秘书等的座位。再往后就是申办城市席。
两点一刻左右，与会代表陆续进场。我们这时早已入座，但由于熟人多，不时要起来与朋友们握手、拥抱、问候。这时候许多人才理解了领导为什么坚持让我们坐在前边的道理。能在全会投票现场见到访过华的多名国际奥委会委员，自然十分高兴，还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主席和秘书长见到我们也在场甚感亲切。特别是国际足联主席、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阿维兰热先生见到我十分热情。我曾三次接待他访华。这次全会时他老人家已经77岁，人是老多了。但他十分兴奋地抱住我不放，拍拍我的头说：“你们和悉尼有一拼。祝你们成功！”
两点半整，北京奥申委代表团11位陈述代表已在主席台右侧的陈述席上整装以毕。萨马兰奇主席主持会议，他宣布下午会议开始并示意请北京申办团开始陈述后，我们都有些紧张。首先是何振梁同志的串场词，他满怀感情的交替用法文和英文作了开场白，并表示：“我们深信，奥运会属于所有国家，既属于发达国家，也属于发展中国家。把举办奥运会的荣誉授予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将为奥运会开辟新的地平线，也将推动我们的发展进程。”然后他分别介绍了我团在陈述席上的其他几位代表。
李岚清副总理用英语发表了讲话，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支持，现场不少委员对他的英语水平表示惊讶，对中国政府的明确支持表示称道。北京奥申委主席用中文陈述后，楼大鹏同志作了主旨的体育技术报告，他纯正的英语和友善的态度赢得了委员们的好感。中间穿插放了录像片。邓亚萍用英语代表中国运动员作了表态，虽然话不多，但我知道她准备的挺辛苦，十分认真。每一句话都背了不知多少遍，现场效果很好。何振梁在串场过程中，还特别介绍了参加过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80高龄的牟作云先生和海外巨贾霍英东先生。他们虽然坐在会场的后半部，但仍起身示意，受到了委员们的关注；许多委员回头向他们致意。35分钟的陈述准时顺利结束。接着是回答问题。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国际单项体联领导人共提出了九个问题，大多是体育问题。楼大鹏同志回答了其中的八个，另一个问题由魏纪中同志作答，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当然是对答如流。我团的整体陈述应是十分成功的。
我们回到饭店后，又从饭店的闭路电视里看到了伊斯坦布尔的陈述。他们准备的略显粗糙，下工夫不够。最突出的是其女总理的脱稿讲演。伊斯坦布尔陈述一结束，我们就立即整装赶往国际奥委会指定的地点——路易二世体育馆参加申办城市表决结果的公布仪式。
抢占制高点（7）
由于组织工作不太理想，耽误了不少时间，我们抵达体育馆时已是7点差一刻，好座位早已被悉尼和曼彻斯特两个代表团占据。我团席位也被他们的多余人员占了一半，我们只能前后不成形地分开坐。外边虽然不下雨了，但仍是大阴天，天色黑糊糊的，十分压抑。我们的坐席又不完整，被一分为二，前后不衔接，更觉得不痛快。7点左右看了组委会安排的文艺演出，我们想起了中国那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尽了努力，委员们做什么选择，由他们去吧！
本来听说我们的主要指挥之一的万嗣铨同志与何振梁主席约好了联络暗号，好让我们早些知道结果。但只见万秘书长进出好几次会场，当我们询问他时，他都摇头，表示没有消息。在焦急的等待过程中，我们的少年合唱队起了好作用，连唱数曲，表现出必胜的信心。悉尼大多穿着他们的国旗色—黄绿衫，在我少年合唱队的启发下，也组织了起来；唱起了澳大利亚民歌，以提士气。随后曼彻斯特、柏林申办团也参加了进来，会场上出现了类似我们解放军连队间的“拉歌”比赛。一时间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
一直等到晚上8点20分，委员们才陆续赶到路易二世体育馆。我看了看委员坐席上的几个熟悉的朋友，很难从他们的脸色中判断出表决结果。想上前问吧，我一想他们委员也和我们一样，目前谁也不知道结果。但从表决时间持续这么长来判断，表明不是一两轮就决出了胜负。
8点半左右，国际奥委会的几位副主席随着三位检票员按照晚当选者在前的顺序登上了主席台。何振梁作为第一副主席倒数第二个登上主席台，萨马兰奇主席最后一个上台。萨翁先按字母顺序感谢了参加申办的五个城市，按英、法文字母顺序北京排在第一个。当时悬挂在主席台两侧的两个大屏幕正在通过卫星把各申办城市的群众庆祝活动场面同步切换下来。当萨马兰奇主席说：“我在这里要首先感谢参加这次申办活动的北京、柏林……”这时大屏幕中切换到的北京居然一片欢腾、万众跳跃欢呼。体育馆现场全场愕然，可能是国内广播员译错了或是大多数人只听到了“北京”就以为北京赢了而欢呼。好在萨马兰奇主席没有理睬大屏幕中的反应，在感谢完五个申办城市后，接着从西装上边衣袋中掏出了一个尚未打开的信封。他当众慢慢拆开，这时体育馆内寂静无比，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只听萨马兰奇主席宣布：“胜利者是悉尼！”场中央的悉尼代表团一下子跳了起来，其高兴的状态可以想象。与其形成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的是北京奥申委代表团。我们一下子惊愕得呆住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真的吗？不可能！但看看台上，国际奥委会几位领导人正在向高斯帕表示祝贺。再看看台下，悉尼黄绿军团喜极相拥而泣。我遗憾地拳掌相击，说不出话来。这时，只见身旁我们的少年合唱队的小姑娘们受不了这么突然而深重的打击，由惊愕瞬间转向痛苦的抒发，她们放声大哭。我们大人知道孩子们有权发泄。我们自己心中也很难受，但过了一会儿还是劝她们收起眼泪，要学会面对现实。
当晚，由于近千人同时退场，组委会车辆安排困难。我们乘车回到洛斯大饭店后，我就和体育团的部分同志徒步走回我们下榻的沙滩广场大饭店。天空仍是乌云笼罩，我们边走边歇，边议论边发泄怒气和怨气，这么一公里多的路我们居然走了近一个小时。在饭店一层大厅分别时，我与这批奥运冠军们挥手告别，宽慰他们说：“嘿，振作起来，告别这个黑色星期四，不就是办个奥运会吗？中国这么大，这次办不成，还有下次。”大概他们过去面对挑战、面对胜负输赢的场面太多了，心里承担能力很强，忘了是谁，代表这批奥运金牌选手说：“我们也不信天老这么黑，西方不亮东方亮，我们中国办奥运会只是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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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没有投北京的票（1）
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对申办2000年奥运会举办地表决的第二天，我觉得应去看望一下在一线直接做委员工作的我的同事们。于是我先去市中心的大都市广场饭店，见到了坚守在办公室值班的国际司礼宾处长车向东同志，他陪我分别探望了屠铭德、吕圣荣、严建昌、费颐祥、于斌等几位同志。在饭店大厅还与国际足联秘书长布拉特（现为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赛联秘书长鲍特比等一批老朋友见了面，他们均对北京以两票之差与2000年奥运会擦肩而过表示同情，说了些宽慰的话。在大厅我还与即将启程的霍震霆、朱玲玲夫妇道了别。随后，我穿过大赌场广场去国际奥委会委员下榻的巴黎饭店看望何振梁夫妇，前台告诉我，他们已不在饭店，说是去隔壁会场参加全会去了。我心想，何振梁同志的心情肯定不好，因在国际奥委会内，他必须强打精神继续参加一些会议和礼仪活动。晚上我又和许放一起约在洛斯大饭店坚持工作的国际司刘宝利、李毓兴和王殿才等同志去尼斯散了步。
忘了是谁递给我一份国际奥委会蒙古委员马格万先生提供的前一天全会各轮表决票的汇总情况。这应该是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发布的材料，我略加整理下载于此：
北京 悉尼 曼彻斯特 柏林 伊斯坦布尔 出席委员
第一轮 32 30 11 9 7 89
第二轮 37 30 13 9 89
第三轮 40 37 11 88
第四轮 43 45 88
从上表可以看出，前两轮有89名委员参加表决，后两轮只有88名委员参加。那时候，各申办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均有表决权，但每轮表决完并不公布票数，只宣布被淘汰城市名称。第一轮淘汰了伊斯坦布尔，从表中可以看到伊斯坦布尔的7票分流给北京5票，曼彻斯特2票。第二轮淘汰了柏林，柏林的9票主要流向悉尼。第三轮淘汰了曼彻斯特，它的11票主要给了悉尼。每个人都能从表中的票数流向悟出不少东西。
我们在看到这张表后，一致认为，北京所得的43张票中，大多数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委员们的票。一些同志认为，柏林的9票主要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委员的票。这部分票在北京和悉尼之间最终选择了悉尼。因为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摩纳哥全会前两三年或国家解体或社会改制，不少委员受意识形态影响，而选择了悉尼。第三轮表决后，我们都不会怀疑，曼彻斯特的11票会主要流向悉尼，因为这11票主要是英联邦国家的委员。
北京以两票之差未能获得承办2000千禧之年奥运会的权利，当时许多同志都在问，到底是谁没投北京的票？在我们回到北京后，更有许多关心申办的人提出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有朋友在问我，是不是萨马兰奇在关键时候没投中国的票？是不是朝鲜委员？是不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委员？等等，猜测纷纭。
其实，没有人真正知道谁投了北京的票，谁没有投北京的票，因为现场表决是秘密投票，不署名，除非有国际奥委会公布原始档案。对国际奥委会委员个人的投票取向分析，只能建立在长期共事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对我们与委员接触不深或根本未接触的不宜胡乱猜测、轻信流言、妄加评论。
因为社会上猜测和怀疑较多的几个人，如萨马兰奇、朝鲜的金俞顺委员和中国台北的吴经国委员等人又确实是我国当时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同志（时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认为最坚决支持我们申办的委员。他的夫人、人民日报高级驻外记者梁丽娟老师在她的著作《何振梁五环之路》中曾澄清这个问题。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根本不参加投票，就他的本意来说是希望北京能赢。对中国台北委员吴经国先生和朝鲜金俞顺委员，梁丽娟老师在书中写道：“中国台北的吴经国先生与何振梁有多次接触。这时澳大利亚也积极争取吴经国，甚至以要求吴经国支持为条件来同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商谈我国台湾地区的航班直飞澳大利亚问题。据吴经国事后告诉何振梁，去摩纳哥前，他的父母交代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在投票时，与坐在相邻的哥伦比亚委员门多萨相互展示自己纸条上写的‘北京’。后来我国台湾地区当局确实派人传话，要他不要支持北京，他没有那样做。会后台湾有人说吴经国没有投北京的票，从他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处境出发的，他未否认或证实，而是强调投票是秘密的。他对何振梁说，如果有一天国际奥委会的档案公开，可以证明自己是投了北京的票。在北京下次申办时，他将不顾其他，在一开始就宣布自己支持北京。”后来，在北京第二次申办时，吴经国先生果然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公开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并多方帮助我们做工作，封堵住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流言蜚语。
对朝鲜金俞顺委员，何振梁同志认为：“本来他已经离开体育岗位，不再担任本国奥委会主席而出任朝鲜驻罗马尼亚大使，一般已不参加奥林匹克的活动。但是为了支持北京申办，他的国家支持他去摩纳哥投北京的票。”直到2006年11月；早已离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岗位的伍绍祖同志面对此问题不得不再次通过中央电视台站出来说明：“朝鲜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金俞顺同志曾经是金日成主席的警卫员，我与他私交很好，我了解他，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肯定投了我们的票。”伍绍祖、何振梁这些体育界的老领导、奥林匹克专家与相关委员十分熟识，他们或长年共事或交往甚密，相互了解。他们通过媒体和书刊的澄清，应是可信的。
至于说，人们的期望值与表决结果的反差之大令人难以接受，应归结于宣传的影响和我们的期望值过高。因为不管是我们代表团在一线做委员工作的同志们，还是我国当时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同志都认为北京和悉尼是伯仲难分，旗鼓相当，胜负在一两票之间。但是当时宣传掌控不当，媒体对内炒作过热。一位领导批评说：“外宣找不到切入点，跟不上去。内宣一直过热，冷不下来。”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志在必胜、战则必胜”只能赢不能输的局面。造成了过高的期望值和错误的心理导向。以至于一旦申办不成，就下不来台，绕不过弯来。我们的许多同志就要找外部原因，而不是寻找我们综合实力的差距和工作中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