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奥纪实-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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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签证会，主要由刘宝利、李毓兴同志负责。幸亏刘宝利同志留了个“心眼”，事先复印了部分奥申委组团方案。我们三人首先捋出了要解决的问题，好家伙！代表团193人分26个单位，还有外国人在其中，护照种类达五种之多，其复杂程度我们从未遇到过。我们迅速制订了工作计划和行动原则，当即就去找伍主任报告。秘书说，伍主任正在楼下理发，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到理发店直接请示他。他爽快地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原则。我一想，口说无凭，就又补了份书面报告，也方便伍主任找外交部分管此事的副部长交涉用。两天后，体委系统的护照都做齐收齐了，但外单位的还差很多。
23日，伍主任来电话说他已商妥唐家璇副外长，外交部将鼎力支持。在刘宝利、李毓兴同志昼夜催促有关单位的同时，我开始与法国驻华使馆联系签证问题。但不管我怎么强调这个代表团的重要性，法方态度总是十分消极。我只好与外交部领事司联系，请他们出面。他们应允进行干领，请我们放心。24日晚伍主任又两次来电话询问进展情况，好在经过刘宝利、李毓兴同志夜以继日的努力，基本准时将绝大多数护照送到了外交部，由外交部帮我们申请入法签证（注：摩纳哥大公国的外交由法国托管），但个别领导同志的护照仍未能送去。
8月26日至9月3日，我按原计划赴布拉格出席了国际赛联大会并看了世锦赛，当然有继续做赛艇界几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工作的任务。行前一天，我向刚回到北京的石天曙同志转交了未完成事宜。
1993年9月4日，第七届全运会在北京开幕，我司由石天曙同志分工抓全运会外宾接待工作。我则全身心投入到申办工作中去。魏纪中同志决定9月7日离京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作游说工作。如伊斯坦布尔在表决中第一轮掉下来，希望他们支持北京。
9月8日，经何振梁同志与伍绍祖主任研究，决定改变我和许放、王正夫三人赴蒙特卡洛的任务。我们仍以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官员的身份留在代表团中，但执行特殊使命，归新闻宣传组分管。后来何振梁主席和万嗣铨秘书长找我交代了具体任务：“你们都是司局级领导，有外事工作经验和独立工作能力，要利用你们在国际上人头熟和语言的优势主动到各国记者、媒体中去与他们交往，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并争取通过他们去影响舆论，力争能局部改变当地的舆论氛围。”
9月9日，许放同志随先遣团计18人先行出发赴摩纳哥。9月11日奥申委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101战役”代表团动员会。9月13日，我和王正夫赴奥申委新闻组所在的惠侨饭店参加“101战役”准备会。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曾建徽、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吴重远、北京市宣传负责人丁维俊和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吴建民等同志均参加了会议。伍绍祖主任提了原则要求，万嗣铨秘书长布置了行程。吴建民同志不愧是外交部发言人，思维、口才均不错，他对宣传口径提出了具体建议。何振梁夫妇于9月14日先行赴摩纳哥做工作。
利用第七届全运会，我们又最后请来了几名国际奥委会委员访华。直至我们行前，在国际奥委会91名委员中，已有70多名访问了我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应该说委员们来访的工作效果要比我们出访的工作效果强得多。通过来访，委员们实地了解了中国，他们用自己的眼睛找到了结论。不少委员访华后就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为配合申办工作，国家体委曾在厦门专门召开体育对外宣传工作座谈会。我和国务院新闻办、奥申委和全国十几个省市的代表均出席了会议。奥申委宣传组的许加同志向会议介绍了各个申办对手城市的宣传策略，对“悉尼宣传工作的严谨性和外宣尺度掌握得恰到好处”倍加赞扬，他同时呼吁，“我们北京奥申委领导应主动利用新闻界，特别是利用好国际新闻界。要改变防卫心理，必须改变视记者为敌的观念。”他提出了我们宣传工作中一个方面的问题。何振梁同志在4月18日的全国体育主任会议上不无忧虑地告诫与会代表说：“我们的申办工作最不利的一条是对外宣传渠道不畅、不宽！”他说：“西方的宣传从来不客观报道我们，整个世界对我们十分不了解，要多方面工作使外国的宣传机构为我所用。近期我们邀请了53批外国记者访华，强化对外宣传，就是要让世界有这么一个信息：中国是安定的，政治是稳定的。我们要学会利用申办这个载体。”大概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奥申委领导才让我们三人临时承担“特殊使命”的吧。
我们三人当中，王正夫是老大哥，工作经历长，经验丰富，他懂得语言也多。伍主任曾戏称他是王“八国”，意指他能懂八国外语。因为他最初专修俄语，后来到古巴留学又主攻西班牙语，他的英语语法很严谨，他的法语也能阅读对话，还懂些意大利语。虽然不到八国也差不多。许放是我北外的老同学，“文化大革命”中就在一起保周总理、保陈老总。他主攻英语，在摩纳哥期间自然要分管与美、英等新闻界的联系。我则主管与法国和摩纳哥当地的法文媒体的联系。英、法之外的媒体自然全归王正夫同志负责联系。过去我们谁也没有专门注意与新闻界的交往。现在领导交予“特殊使命”，我们自然应主动转向，积极想办法，力争不辱使命，但领导并没有免除我和许放要关照好住在同一个饭店的文艺界和体育界代表的任务。由于许放长期从事礼宾工作，能张罗，经验丰富，组织能力强，照顾好文体团的任务当然以他为主。
抢占制高点（1）
国际奥委会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举办的第101次全会，我们内部称为“101战役”，参加这次活动颇有点上前线打仗的味道。既然是“战役”就有司令部、指挥员和多方面工作人员协同“作战”，我们三个人也算是侦察员、情报员。既然是“战役”就一定要抢主动权，抢占制高点，我们的重要任务则是减少西方主流媒体的负面报道，增加正面报道。我们在接受任务时就感到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感到效果如何很难预料，只能拼命去干好。
参加101次全会的北京奥申委代表团由193人组成，分别来自国务院、外交部、中央有关部委、北京市、我国驻外机构和境外公关公司等十几个部门。团内按不同人群和工作分为25片，其中包括驻外使节、体育界代表和文艺界代表各16人，还有民族代表、民间艺人、礼仪小姐各2人，当然还有长期关心支持我国体育发展的霍英东、霍震霆父子等海外企业家13人。由于领导多，奥申委外借翻译18人。另外还有安保人员、医务人员、领导秘书等人员。奥申委本部则派出40名工作人员参加代表团。我们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官员4人，也算一个方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岚清副总理担任代表团名誉团长，团长由北京奥申委主席担任，副团长有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北京市长李其炎同志、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同志和北京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同志等。
代表团大队人员于1993年9月16日离京。我们一早就沿着前一天刚刚开通的三环路上机场高速，半小时就到了首都机场老候机楼。箱子是提前一天托运的，自然方便了不少，但机场工作人员运转不灵，大家在候机楼等了一个多小时。李岚清副总理借机会到大休息室看望了我国体育界和文化界的代表。代表团包机于上午9点半起飞，一路西向，于巴黎时间下午2点半就到了法国南部的尼斯机场。我们在尼斯机场受到许放等先遣人员的迎接。
我们从尼斯机场带体育界和文艺界30多位代表乘大轿车沿地中海向东，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摩纳哥公国。这是一个占地仅有19平方公里，人口不到3万的海滨小国。位于法国境内，其国防和外交均由法国托管。摩纳哥离意大利边界只有数公里之遥，当地人普遍讲法语，但由于是个以旅游业、赌博业和国际会议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当地人大都懂英语，不少还会意大利语。这里的体育产业非常发达，除了一年一度著名的蒙特卡洛F1赛车和网球公开赛外，还不时组织国际足球、大帆船和F1摩托艇等其他体育比赛。国际体育会议更是常选择蒙特卡为举办地。我曾在这里先后参加过国际击剑、赛艇、潜水等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如果说作为一个国家是摩纳哥公国，那么作为一个城市更多的人愿称其为蒙特卡洛；可以说两者指的是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国家已全部城市化。我们体育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们下榻在蒙特卡洛最东边的沙滩广场饭店，与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会场——蒙特卡洛夏季体育俱乐部是一墙之隔的邻居。
大队人马在饭店安置后，首先要注册，领了注册卡才好活动。当天我们去晚了些，法方负责注册的人员有些怠慢。我们有些运动员等不耐烦了，难免发牢骚，但文艺界的少女歌唱团成员和刘欢、韦唯两位著名歌手却十分有耐心，干脆找了个地方坐等，显示出常出国“老江湖”的修养。待大家都有了注册胸卡以后，我们三人就开始分别去执行“特殊使命”了。
王正夫由于担任奥申委宣传组副组长，他自然要比我和许放多承担宣传方面一些行政和组织责任。我们从当天晚上就开始钻进了新闻媒体的大本营——蒙特卡洛会议中心。该会议中心全称为“蒙特卡洛会议及听力中心”，位于世界著名的蒙特卡洛大赌场的靠海一侧，是填海而建的新建筑，与洛斯大饭店浑然一体。F1赛车道就从会议中心下边穿过。
当天晚上，我收到了法国《欧洲时报》社长杨永桔女士的来电，希望我多关照他们报社的记者。杨永桔是我北外法语系的老同学，我巴不得他们报社能多为北京申办出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抢占制高点（2）
第二天（9月17日）上午，我就约上了法国《人道报》的体育记者细谈，他先给我看了他已起草好的一篇占半版报纸长的有关中国体育的综合报道。其中涉及中国的体育体制、运动员的训练选拔制度、奖金额度及兴奋剂问题等。他耐心地花了一个小时逐段给我讲解他的构思。他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法新社”和“美联社”。我听后不客气地否决了他关于“马家军”服用兴奋剂的一大段，对其他相关体制和制度的段落我也作了说明。他边录音边记录，十分认真。他坦言自己是法###员，但对中国没有偏见。我也相信他的真诚，因为从他的文章中可以感到他的为人。只是东西方人看问题的视角、观点不同而已。这使我想起了我的一位瑞士律师朋友的话：“你们搞申办，不可能把国际奥委会委员一个个变成亲华派，不应该企图说服别人同意你的观点，更不能要别人都适应你们中国人的传统和习惯。尽管你们认为许多事情你们是正确的，但我们欧洲人对有些事就是看不惯，你们也应该理解。我去过中国多次，感到中国一直在进步，特别是经济进步快，但你们这个层次的人在看问题的方法和观念上还大有改进的余地。比如你们认为中餐好吃，但有些欧洲人认为它油腻、不可口，不如西餐好吃。这就是习惯在起作用。要学会承认并尊重别人的习惯和思维模式，不要试图改变一切。”我很赞同这个朋友的观点。我在与别人的交流中，总是比较注意听别人表达完整的观点。双方能说服对方则求同，不能说服则存异，各持各的理由，不必强求人家，因为分歧不会改变地球运行轨道。应当坚信，事实胜于雄辩，人们都会向真理低头。
中午，我热情地请这位《人道报》的体育记者在“金门饭店”用了中餐，因为我们三个执行特殊使命的同志获准有权请客，这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工作。
午餐间，我少不了要把北京申办的理由向他灌输一遍，尽管我知道他并不一定认同。但没想到，事隔一天（9月19日），他居然在当地《尼斯晚报》上发表了介绍我团申办的长篇消息，观点相当客观，而且配了照片。
下午2点半，我团在会议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与会记者达200多人。事前我们已从国际奥委会和当地组委会了解到报名来报道这次全会的记者总数将达900多人。大概是由于离投票还有近一周时间，记者们尚未来齐。我团的记者招待会一开始还顺利，但当有记者问道：“如果北京申办不成功，中国是否准备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我们的一位主持人按被授权的口径说：“中国是否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尚未决定。”这话一下子在记者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友好一点的记者对这一回答产生了质疑，敌对的记者索性拼命上纲，渲染“中国政治干预体育”，中国将抵制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等。而且许多西方报刊、电视还引经据典地说，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各国奥委会的宗旨一是举办奥运会，二是参加奥运会。但中国则以如申办不成，将抵制奥运会进行要挟。一时间负面报道铺天盖地，我们三个人根本无法全面收集。晚上9点半我们到曾建徽主任的房间参加了新闻宣传组内部会议，我分别汇报了各自收集整理的情况，我又谈了八点意见才撤离。
9月18日整整一天，按前一天晚上的布置，我分别找了法国电视一台、二台和《世界报》以及法国当地的体育报——《队报》的特派记者解释我发言人的“口误”。我们费了许多口舌，对方还是将信将疑。好在何振梁主席在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以中国奥委会主席的身份明确表示：“不论蒙特卡洛的表决结果如何，我们都将参加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和亚特兰大奥运会。”下午2点半在我团的每日记者招待会上，魏纪中秘书长又用英语和法语逐句的宣读了何振梁以中国奥委会主席名义发表的声明。经过全团上上下下的多方面努力才平息了这场所谓“抵制风波”，才把我们在舆论上的全线被动局面逐渐扭转过来。不少同志打趣地说：“昨天还是暴风骤雨，今天有点多云转晴了。” 。。
抢占制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