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奥纪实-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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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的著名歌手刘欢、韦唯的歌喉和表现力有关系。三年后，我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当我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与刘欢和韦唯谈到此事时，他们不否认自己的演唱才能，但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歌曲和歌词写得好。
记得国家体委老主任李梦华同志在总结自己多年办大赛的经验时，深有体会地说过一句话：“开幕式的成功是运动会成功的一半。”后来人们常常引用他老人家的这句名言。回头去看，亚运会开幕式的成功确实在整个亚运会的组织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亚运会开幕后，27个体育大项的308个小项比赛在京城遍地开花，紧张激烈的比赛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1990年10月，作者与国际赛联主席奥斯瓦
尔德及中国香港赛协主席威尔逊先生在长城
由于从1982年起，我被推荐担任亚洲赛艇联合会的副主席，这次亚运会我们又是东道主，所以我理所当然要花些力量关注在北京郊区平谷县金海湖举行的亚运会赛艇比赛。
为了选择北京亚运会的赛艇场地，我们着实费了一番气力。因为北京缺水，所以，从1986年初开始，国家体委和北京市有关领导就对赛艇、皮划艇竞赛场地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先是中国赛艇协会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同志在1986年1月底率竞赛一司、计划司和协会部分同志乘一辆大轿车，跑了六百多公里，在京津地区先后考察了北京顺义向阳闸、平谷金海湖（俗称海子水库）和天津于桥水库、鸭溪水库等地。我作为中国赛协副主席参加了考察工作。考察团意见不一，但还是向组委会提出了倾向性意见。
1986年4月20日，袁伟民副主任又和一司领导于寰奎同志等十人赴天津杨村考察另一推荐赛场，我也在其中。我们在杨村桥头与北京市张百发副市长等会合，一起考察了一条长3000米的宽阔水域。这是一条人工水渠，当地领导承诺，可免费征地。我们大部分人认为此地交通便利，水源有保障，是个好选择，但由于地处天津界内，成了难点。中午，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和副市长姚峻同志与我们一行会见，他们希望能安排部分亚运会项目到天津比赛。但北京市领导同志考虑到竞赛的整体性还是否决了亚运会赛艇、皮划艇在京外举办的建议。
经反复比较，组委会最后还是把亚运会赛艇、皮划艇比赛放到了平谷金海湖。但比赛用水却让各级领导担了不少心。好在百发同志亲自过问，最终确保了金海湖的水域符合国际规定，比赛获得了圆满成功。
根据亚赛联的规定，举办亚运会的协会将负责自本届亚运会到下届亚运会四年间的亚赛联领导机构的工作。经国家体委批准，我作为亚赛联副主席主持了在比赛期间举行的亚赛联代表大会，改选了领导机构并通过了创立亚洲青年赛艇锦标赛的提案。尽管何振梁同志当时忙于亚奥理事会等重大事宜不能脱身，没有参加亚赛联大会，但当我介绍中国赛协关于推荐何振梁同志为亚赛联新任主席，我为亚赛联新任秘书长的建议后，还是受到大会的一致鼓掌通过。稍晚些时候，国际赛艇联合会经与亚赛联主席和执委会协商，决定推荐我为国际赛联理事、亚洲代表，得到了国家体委的批准。
亚运会赛艇、皮划艇场地作为距北京市区最远，且风景最美的比赛场地，吸引了不少观众。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和海军多名将军亲临观战，为我运动员鼓劲。最终我皮划艇运动员夺得了13个竞赛项目的10枚金牌，我赛艇运动员则再次囊括所有金牌。
对我来说，能抽两天时间去金海湖参加亚赛联会议，并观看比赛，可谓忙里偷闲。但却苦了在亚运村内坚持工作的袁斌、曹革和朱丹等同志。
为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服务的500多名联络员在开幕式后就分散到了各个竞赛场馆和相关活动中去。我们四个人则感觉比开幕前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虽然前三天村里还召开各代表团团长参加的“例会”，但问题明显减少。后来例会举行的次数也日渐稀疏，说明运动会已走上正轨。
为了让更多的亚洲朋友了解北京、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我们还组织了三次登长城的活动。参加登长城的运动员、官员达1500人，我们请负责阿联酋代表团的邹积军同志抓总，与亚运会礼宾处的金志同志和我们的两个年轻人曹革、朱丹一起组织了50多辆大轿车，顺利完成了这个较大规模的活动。为了增强亚洲各国代表团领导之间的友谊，我们还配合组委会其他部门组织了名人高尔夫、钓鱼和网球比赛，并组织了400多名运动员去北海参观了中国传统的灯展。亚运会期间正值国庆、中秋两节，我们安排各国团长和部分官员参加了9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和北京电视台10月2日晚在香山举行的中秋文艺晚会。
1990年10月6日，亚运会比赛全部结束，中国体育代表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以史无前例的183枚金牌独占鳌头。
经过初期的忙乱到步入正轨再到后期的成功与喜悦，经过六十个日日夜夜的奋战，1990年10月7日，我们终于迎来了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的闭幕式。
当亚运会的会旗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缓缓降下时，在主席台边上的看台上有人撑起一幅大字横幅“亚运成功，众盼奥运”，这真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
迈出申奥第一步（1）
其实早在1979年2月，在国际奥委会解决我国台湾地区参赛问题之前，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我们要适时举办奥运会的问题。当时我们正埋头研究解决我们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最佳途径。据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渡边先生时，渡边先生询问小平同志，中国是否会参加或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小平同志明确答复他，在国际奥委会解决我国台湾地区参赛问题后，中国不但要参加奥运会，而且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义务。后经有关同志证实；小平同志确有此话。我们当时十分兴奋，深受鼓舞，后来终于在这一年年底促成了解决我国台湾地区参赛问题的“奥运模式”——名古屋决议，为中国参加和举办奥运会打开了大门。
10年后，邓小平同志仍没有忘记他向日本友人的承诺。1990年7月3日，伍绍祖主任等国家体委领导和北京市领导在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新建成的亚运会场馆时，小平同志问陪同他参观的有关同志：“申办奥运会你们下决心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情呢？如果有这么多的体育设施，而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嘛！”
后来，伍绍祖同志在国家体委内部有关会议上和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几次公开提到这件事。小平同志关于申办奥运会的明确表态和积极主张大大激发了我们的申办热情和决心。北京亚运会一闭幕，国家体委和北京市就立即投入到研究和履行申办奥运会程序的工作中来。在研究过程中，上海、广州和国家体委内部都有一些同志提出是否让上海或广州出面申办奥运会的问题。但最终大家认为，中国第一次申办还是应该由首都来出面更妥当，这样的话一些临时的困难我们可以更好地克服。
当时的国家体委领导和我们国际司都十分重视奥运申办工作，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的第一次申办。
早在亚运会前的1990年4月16日国家体委外事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和中国奥委会主席的何振梁同志就在主题报告中提出，面对欧洲中心主义思潮的抬头，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新一代国际体育领导人的工作。除了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之外，也要考虑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还在会上强调，要十分重视体育外事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根据目前的状态可以办好2000年奥运会。
第11届北京亚运会一结束，我们国际司就召开了全司大会，那时候国际司有一百多人，就人数来讲是国家体委第一大司。按伍绍祖主任来国家体委工作后定的规定：中国奥委会的秘书长由国际司司长兼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由办公厅主任兼任。时任国际司司长的魏纪中兼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他在题为“动员起来，为争取举办2000年奥运会而努力工作”的报告中除了用大篇幅阐述申办的意义和艰巨性外，还特别强调，国际司要投入巨大的力量，各处都要调人参加奥申委工作。
1991年2月22日，在与中国奥委会反复协商后，北京市政府正式向中国奥委会提出举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申请。
2月26日下午，经过四天的紧张准备，中国奥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举行了全体会议。会议由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主持，伍绍祖、袁伟民等国家体委领导和申办城市北京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均出席了会议。我作为中国奥委会的委员和其他的七十多名委员一道准时与会。会议听取了北京市市长代表北京市政府宣读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然后我们奥委会委员进行讨论，自然是一片支持声。全会一致同意北京市的申请，并通过了支持的决议，待取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后公布。
2月28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正式表示，支持北京承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申请。
3月1日，国务院就正式批准了中国奥委会和北京市的申请。
12月4日，北京奥申委派出了由张百发、魏纪中和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组成的代表团赴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向萨马兰奇主席递交了北京承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申请书。从此，中国和北京朝着当年“天津青年”代表亿万人民提出的第三个目标——在中国举办一届奥运会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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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兵遣将（1）
从1979年底我国恢复在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算起，到1991年初我国正式提出申办奥运会，时间过了11年多一点。但在这11年中，不管是世界局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政权更迭使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世界两极格局终结，经济优先成为世界潮流。中国则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这十年中虽然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但成功举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尤其是经济、社会进步明显。我们的申办工作正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启动的。
国务院正式批准我们申办后，国家体委立即着手强化申办工作。国家体委党组决定徐寅生同志除分管竞赛工作外，还要协助何振梁同志管外事工作。徐寅生副主任侧重分管双边交往和国际比赛，让何振梁同志抽出更多的时间参与申办工作。体委领导分管外事工作的两位副主任何振梁和徐寅生同志以及魏纪中同志都一再向我们交代：“申办是国家体委头等大事，国际司要全力以赴，要不失时机地扩大和深化与国际体育组织的接触与合作，要尽快熟悉国际体育组织的相关规定和工作程序，要自觉把国际司的日常工作和重要活动与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工作结合起来，要抽调一批骨干力量专职参加申办工作。”
何振梁同志在1981年10月2日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后，又于1985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1989年9月又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论国际体育界的领导人，特别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层次的人员，他是最熟悉的，做委员的工作他是最佳人选。当时的国家体委，特别是国际司已拥有了一批国际体育官员，如魏纪中、楼大鹏、屠铭德、吕圣荣、王正夫、许放、李国宾等都已在相关国际体育联合会或综合国际体育组织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1991年3月18日，“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简称北京奥申委）成立，5月13日正式挂牌。北京奥申委的主席由当时的北京市主要领导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为执行主席，常务副主席是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同志和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同志，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和北京市市长助理万嗣铨同志任奥申委秘书长。
在这前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国家体委对国际司和有关司的班子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以抽调人员加强申办工作的力度。当然这个步骤也是酝酿中的国家体委机构改革的第一步。于再清同志由国际司副司长调任中国体育服务公司总经理，张全德同志调任武术院副院长，石天曙同志和我则被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接替于再清和张全德同志的工作。楼大鹏同志出任北京奥申委体育主任。屠铭德同志出任奥申委公关联络组长（后兼副秘书长）。调王正夫同志担任奥申委新闻组副组长。调许放同志担任奥申委公关组副组长，主管外事接待工作。在我们任职前后，国际司几位年轻的同志如严建昌、刘文斌等也被调往奥申委公关联络组工作。李国宾同志也在这个阶段从国家体委国际司调到北京市外办担任副主任，并参加了奥申委的工作。
截止到1992年9月，国际司已调往奥申委十多名外语好的骨干人员。再加上后来外交部和北京市外办投入的精兵强将，在国际奥委会第101次蒙特卡洛全会前一年，北京奥申委已形成一支精干的突击队。
石天曙同志和我被正式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后，司里领导班子为4人。司长魏纪中同志兼任北京奥申委秘书长，屠铭德副司长兼任北京奥申委公关组组长，他们主要在奥申委办公。魏纪中同志交代我和石天曙同志说，他将两边跑，司里的日常工作由我们二人负责。他还希望我们少一些出国活动，要保持日常工作相对稳定。但到申办的最后关头，委里还是把我和刘宝利、孙伯清、李毓兴、林晓华等一大批懂英、法、西、阿等语言的同志又调到了奥申委，以部分解决当时奥申委领导已经感觉出来的“国际体育人头不熟、外语能力不强”的问题。
何振梁副主任在1991年10月24日向我们交代：“要抓紧研究一下在国际奥委会中增加第二名中国委员的事情，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