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敌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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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俏颐�6户人家住的一幢房，生活条件非常优越，我当时特别馋储小印每天能喝一瓶牛奶。我到他们家去时，偶而也能见到吴耕民，他戴一副极度近视眼睛，非常和蔼可亲，储小印的父亲是吴耕民的得意门生，也是位农业科学家。他们家的书香气息与弄堂简陋狭窄的市井氛围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我的童年影响很大，是我能够感悟“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理念最原始的萌芽地。这条弄堂已被夷为平地，盖了一座五星级的利星凯悦大酒店。我常常自诩，一座不伦不类的大酒店掩埋了一个历史，毁掉了两个名人旧居。
我的父母亲都是杭州市的普通干部，一直对我寄于厚望，绝对是望子成龙心切。上小学时，每天早上5点钟，父亲就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让我的一位表兄施紫光陪着到西湖边去吊嗓子。父亲看到那时唱样板戏很吃香，就想让我学唱京戏。没有人指导，只是每天赶我起床去练嗓子，他以为只要每天在湖边“嗷嗷”的吼，就能“吼”出一个京剧演唱家来。为了刺激我的兴趣，父亲给一毛钱，以烧饼油条作为“犒劳”。省艺校招生，父亲带我去报考，还在目测阶段，就被淘汰了。唱京戏不行，那就学拉小提琴吧，父亲花12元钱买了一把小提琴，为我请了一位辅导老师名叫曹功，怕我寂寞，还鼓动另外一户家庭的小朋友林红旗陪我练琴。父亲一心一意要让我成为“革命的文艺战士”，这是“文革”期间一个叫得很响受人尊敬的称号。接下来，父亲让我又考了一次艺校，照样没录取。几年折腾下来，父亲看我不是学艺的料，终于断了这条念头。再接下来，父亲的想法实际多了，让我改学电工，学了一年，又让我学木工，为了中学毕业下乡后可以少吃一点苦，但似乎都未见有大的成效。但父亲不知道，我心中有一个“小秘密”：迷上了写作，9岁时就做起了“作家梦”。父亲去逝前，我已发表了许多橡皮块、豆腐块的文章，大约有20篇，我全部寄回家给他看，他总是保管得很好，逢人还要拿出来煊耀一番。
小时候，影响最深刻的是父母亲的教导：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最重要，最不能犯的是两大错误，一是经济问题，二是作风问题；要听党的话，听组织安排，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上小学时，父母亲因为我拿了家中5元钱请同学吃喝玩乐，让我在毛主席像下跪了几小时。当时的5元钱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现在的500元，是父亲工资的近十分之一。
母亲姓许名菊仙，生于1931年，思想极端先进，为人谦虚谨慎，工作非常出色。解放初期，19岁的她就冲破市俗的偏见，当了一名女理发师，22岁就加入了中共，这在当时的女青年中是罕见的，后来成为杭州最大的理发店时美理发店的经理，获得过许许多多的荣誉。应该说，母亲的辉煌至今在我们子女中印有深深的记忆，我们下一代的成长都得益于她的严传身教。姐姐小时候曾经说过，母亲带着她坐小轿车、上观礼台、吃高级宴，有多风光。我和弟弟在工作中也立功受奖无数次，但总不如母亲的荣誉给全家带来的印象深刻。
“文革”中，母亲被作为“当权派”“打倒”。在当时，被“打倒”的子弟是很不光彩的，邻居、同学都会另眼相看，甚至被一些恶人欺侮。我读小学是在杭州市长生路小学，当时改成一个红色经典的校名：延安一小。从我家住的湖滨六弄20号出发，由东坡路、经龙翔桥、到长生路的学校，也就是10分钟的路程，为了躲开那些恶人，上学放学只能绕远道走，由湖滨路、经白傅路，或由平海路、经延安路去学校，至少要半小时。小时候的遭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复仇的种子，发誓长大后要让这些欺侮过我们的人经受同样的遭遇，把我受到的耻辱还给他们。然而到今天，我甚至连这些人的长像、名字都忘得一干而净，毕竟这段经历与我后来的所见所闻相比太不足挂齿了。
母亲为了逃避批斗，就长期称病在家，这样就把我管束住了。“文革”中，母亲的脾气很爆燥，在外忍声吞气，回家稍有不顺心就像发威的母老虎，姐姐上初中了，还要负责为母亲誉抄检查稿，弟弟才几岁，他们自然不会成为母亲发威的对象，我便成了她的出气筒。有时她挨斗回来，深更半夜把我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给我洗脚洗脸，常常从美梦中喝斥而醒。我还记得，家里有一把用十多根细毛竹扎成的小鞭子，是专门用来威吓我的。一场“文革”使我的童年失去了许多欢乐。
事过境迁，我经常百思不得其解，政治到底有多残酷，与人斗到底有多大乐趣？一家理发店的经理，领导十几颗人，科员级别也算不上，居然要被“打倒”，可见这场运动涉及面之极其广，危害之极其大。母亲对于在这场运动中受到的冲击还挺坦然，还常常自诩，她是与杭州市的一位副市长一起挨批斗的，因为她是省级劳模，还因为她给王光美理过发，言外之意她是够那个级别的“当权派”。那又能怎么样呢？今天，谁还会惦记母亲这样享有挨斗级别，没有待遇级别的“当权派”呢？那种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的滋味，难道没有一点痛和怨？也许这是她一种人生历炼或一份最深刻和最能唤醒的记忆吧。
父亲生于1924年，性格直爽，爱交朋友，乐于助人，一生追求上进，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吃过很多苦，受过许多怨屈。1984年3月28日，父亲沈宝庆因患胰腺癌不幸逝世，终年才59岁。父亲作古对我的打击很大，我的努力还没能达到他期望的成就。在杭州龙驹坞殡仪馆里，望着他的遗体被推进焚烧炉，他的身体转瞬化着缕缕清烟时，我发誓，要为父亲争气，做一个出色的好男儿。父亲去逝已整整20年了，一直想写一些记念他的文字，总感到无从下手。我总是想，这些文字对他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他最大的心愿应该是我们这些子女过得幸福快乐。我还想，父亲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应该很高兴！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解放前绍兴农民的后代、杭州大同酒家的学徒，一个是女理发师、省级劳动模范，他们竟然会培养出一个战争问题专家。我想，我今天所拥有的成就，应该可以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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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学业
我的学生生活是随着“文革”的兴衰而开始而结束的。1966年9月，我踏进杭州长生路小学时，正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大革命疯狂兴起的时刻。
这场运动，对于我这个刚有记忆的孩子来说，最开心的一件事是“停课闹革命”。那时的学校，一律取消考试，即使后来“复课闹革命”，上课也很自在，尤其是不必考试，学习的压力就没有了，可以天马行空，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始终认为，我人生中最值得庆幸的快事，就是没有受考试约束这一件。逃避考试也是我个人当时迫切想当兵的主要原因，因为1975年以后，尤其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学校的秩序开始恢复正常，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考试制度的建立完善。直到今天，我所做最恐怖的噩梦是各式各样的考试梦，经常因为答不出题从梦中惊醒。
我们小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可选择的文娱活动，家里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叫做“熊猫”的无线电收音机，受我的好奇心驱使“分解组合”几次后，“革命样板戏”从此就从我们家里消失了，记得父亲还夸我有敢闯精神，说“万一插队落户，可以在生产队里当电工”，还“开后门”送我到少年宫的电工班去培训。所以今天我对儿子辈少看书非常理解，现在的娱乐方式很多，获得知识的渠道也很多，社会上的书籍更是鱼龙混杂，有时我真希望他少读些书，多享受些社会文明带给我们的、适合他们的精神物质生活，而不是我们那时候单调、枯燥、强制性的文化生活。在当时，偷偷摸摸借阅又旧又破、没头没尾的“毒草”小说是最大的享乐了，有时一本书的借阅时间只有一晚或一个上午，那只能等父母睡着了到厨房间悄悄地看，要么在上课时一心二用偷偷看，缘由这些可看的书大多是“毒草”，家长、老师发现后要被没收撕毁。那时候只要是书我都看，包括“革命样板戏”的剧本。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被李牛老师没收“毒草”是一部叫《香飘四季》的小说。那些年代，看书、写作成了我的全部业余生活，这也使我对作家有着特殊的崇拜，痴迷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追星族。9岁那年，我开始就向报社、杂志社投稿，什么体裁的文章都写，创作的欲望和亢奋包围着我。
立志当作家，对我来说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驾驭文字的能力。我的学习生涯是在“文革”中渡过的，至今的学历仍是高中肄业。虽然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赶时髦上过刊授、函授大学的中文专业，自学英语、世界语，但“文革”这种特殊时期学业经历，决定我不可能有良好的文化基础。我现在的记忆中，10年学生生涯所学的知识对我人生经历并没有很重要的帮助，现在所获得的都是从社会大学自学中很来的。我深信，学校的深造，智者的点拨很重要，但知识的更新，接受终生教育更重要，这主要靠自学。
大量阅读写作是开展研究的基础，脑与手要成为有机的统一体，要有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满脑子想法要用文字表述出来，就首先要知道你的表述别人是否有过，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查阅、检索，过去主要靠博览群书；为查找一个贴切的例子，可能要翻看数百倍的资料；有时为了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字、一句成语，可以翻上几部工具书；那时哪有电脑打字、排版，为了誊清一页稿纸，需要付出誊写几张的代价……苦是苦了点，方法也笨了些，获得的却是非常珍贵和永恒的果实。有时真羡慕现在的学生，发篇文章如儿戏，因为媒体太多了，发稿的机会更多了，当然现在的文字也不像那个时期稀罕了。现在很少有人说靠稿费养家糊口的，出版书还要自己贴钱。小时候写稿，悄悄的干，怕别人看到说你有非分之想；一旦发表不了，又怕丢人现眼。现在写书，就怕没有人看，甚至书还没有写就开始“炒题材”了。这与时代发展有关，今天已进入“眼球经济”时代，像互联网上的平台，别人看你的东西、关注你，就是恩赐你，给你增加点击率！
1978年，连队在安徽丹阳湖农场劳动，非常辛苦，非常疲劳，而写作的劲头却非常足，非常“疯狂”，甚至以这种大量的写作，大量的投稿来转移肉体的极度疲劳，填补精神的极度空虚。那时候，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新闻报道等各种体裁的文章我都写过，什么样的内容都敢拿来写，猪生病了深夜请兽医，老班长探亲结婚不忘纪律提前归队，等等，居然可以一年给报社投稿300多篇而不中。也许越是体力疲乏越需要精神饱满来弥补，也更能体验精神创造的愉悦，更加珍惜自己的精神产品。1985年，我动手写第一部学术著作《信息战》后，因为受精神所累曾将原稿撕毁过多次。我的学术生涯像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靠笔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艰难地走向这条不归路。搞研究不像体育比赛有对手有压力，很寂寞，很傍惶，有时为了达到目的还需要给自己找无形的对手和压力，给自已寻找敌人和设置目标。而且与文字打交道来不得半点疏忽，掉一个字就词不达意，错一句话就文不对题。如果没有抗艰苦的信念和毅力，在希望与失望的循环中寻找快乐，是不会坚持到现在，拥有今天的学术快感的。
当上一名解放军干部后，我终于疼下决心抛开那些不切实际的文学梦、作家梦，把写作的眼光盯到军事学术研究这个目标上。第一篇军事学术研究文章的题目是：《谈谈战斗中团后方地域的配置》。这篇文章被入选师司令部举办的军事学术研讨会，作为发言论文，但放在最后一位，规定发言时间是10钟。主席台上最高的领导人是已任师司令部参谋长的吴铨叙，会议将近尾声，主持会议的作训副科长刘洪凯正准备请吴铨叙作指示，一个重要电话把吴铨叙催走了，为了不使会议冷场，刘洪凯挑了一篇时间最短的文章救场，从而懵懵懂懂把我推上了军事学术研究的讲台。接完电话回来的吴铨叙，心情非常好，作了热情漾溢的总结讲话，还讲了一大堆表扬我的话，有一句话使我刻骨铭心：“我听了半天的发言，只有沈伟光的发言像一篇学术讨文，观点鲜明，论据充分，”云云。后来我猜想，也许其他的发言他根本没有认真听，也没有心思听得进去了，因为那个上午是决定他命运的半天，军区常委会正在研究他出任2师师长的任命。而那个电话对他确实很重要，据说那个电话是他仕途中无数个头报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不能不令他振奋：军区常委会任命他为2师师长。不管是怎样一种情况，无论是机遇的青睐，还是命运的安排，不管吴铨叙将军的一番话是有所指或无所指，或者这番鼓励我的话，是将军先生说过千万句褒奖词汇中最无关紧要最缺少记忆的一句话，但这一番话，这一段经历对我很重要，因为这一切的的确确影响和改变着我的一生。
那一年我20岁。
很有意思，就在我的文稿修改到此处时，也就是2004年10月8日那天，吴铨叙将军携夫人到杭州休假，他点名要见我。吴铨叙将军这次是无官一身轻，从参军入伍到副总参谋长退下来那天正好是50年零7天。23年后，我在杭州的华北饭店再一次见到了他，我从包里拿出《沈伟光战略研究丛书》送给他，他哈哈大笑，说：“你的书我早有了”，并告诉他夫人：“沈伟光出书是一套一套的”，又指着我《新军事参考丛书》说：“这套书我也有，我经常对他们说，现在信息战那么热，沈伟光早就写了那么多有关信息战的书了”。他还教导我，为人处事要做到“为人正，办事实，做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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