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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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笑，“我还以为你和小杜已经结婚了呢。”
我望了他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你怎么知道……”
“噢，去年底，十一月中旬吧，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是他接的。他告诉我你们计划今年结婚，准备去大溪地度蜜月。”
“杜政平？”我叫起来，杯子里的酒差点泼出来，“他说我们要结婚？”
程明浩看看我，脸上的表情介于诧异和尴尬之间，好像在说：“难道不是吗？”
“他……他还说什么？”
“他还说你很忙，经常七八点钟下班。”
“还有呢？”
“还有，他说你们圣诞节去太浩湖滑雪，然后我们就随便聊了一会儿。”
我呆在那里，脑子里像有本日历，一页一页飞快翻回去年十一月。十一月中旬，那个时候，我刚刚给了杜政平我公寓的钥匙，他有时下了班就直接过来，我们一起吃晚饭。那一段时间，我比较忙，经常到家时他已经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难道？
不错，公司是很忙，我经常要七八点钟下班，去年圣诞节我们的确去了太浩湖滑雪，但是，但是，谁说我跟他今年要结婚的呢？
自从几个月前和他一起看见那张老掉牙的结婚证书之后，我的的确确开始想，就这样把名字和他写在一起，或许就是我需要的幸福——幸福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经历过，事先怎么会知道呢？我甚至想，假如他提出结婚，就答应吧。可是，早在去年十一月份，他怎么就未卜先知了呢？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杜政平做了一件不光明正大的事情——一句谎言夹在好几句真话当中，变得像真的一样，换了我是程明浩，也会相信。然而，说那是谎言，好像也不完全正确，他不是在我家接我的电话吗？我们不是一起出去度假吗？我不是跟他上床吗？
我定定地看着程明浩，原来，他找过我的，只是我没有接到那个电话。
我木木地说：“我们还没结婚。”
“……那，有计划吗？”他有点意外，认真地看着我。
“暂时，暂时还不知道，”我又喝一口搀七喜的红酒，味道却已经不对了，又酸又苦，“你找我干什么？”
他迟疑了一下，“也没什么。”
“真的？”我盯着他，一直看得他低下头去。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看了好一会，才说：“讲出来你不要笑我。”他自己先微笑了一下，淡淡地说：“当时，我是想跟你说对不起。”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
他舔舔嘴唇，“你跟我分手的时候说我不适合你，还说我没有小杜好，当时我一气之下跑掉了，临走之前还叫你去嫁人，后来想想实在混账，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搞的。其实……其实那天我开车去明尼苏达，路上就老在想你，好几次恨不得马上掉头回去，又觉得那样太没面子。可惜，”他苦笑一下，“等我明白过来，小杜又把你追回去了，那家伙真是无孔不入。现在我倒是承认他比我强，他不是为了你到加州来了吗？我呢，有了台阶也不知道怎么下……”他摇摇头，“这样也好，让我断了念头……不管怎么说，我都当你们是朋友，结婚的时候……通知一声。”
程明浩把杯里剩下的酒喝干，他眼睛里浮现过的刹那温柔又不见了，换上一份亲切，像是对一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诉说从前犯过的错误，随后泰然地一笔抹去“不提了”。
我觉得喉头发涩，嘴唇发干，喝下去的酒溶进血液一阵阵往脑门上涌。
他轻轻笑了一下，又自言自语似的说：“去年感恩节前几天，我和一个同事去佛罗里达一家公司看仪器，回程在亚特兰大转机，正好碰到机场发生紧急事件关闭，我们在那里等了五六个小时。现在想想也没什么，但当时乱糟糟的，大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都很紧张。我那个同事的太太知道后急得要命，每十分钟给他打一次电话，问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到后来，他都有点烦了，我却在旁边越看越羡慕……我想，如果我们没有分手，你大概也会那样的吧……你一定也会那样的……你以前对我那么好。”
“后来呢？”
“后来我心血来潮，给你拨了个电话过去。照说不应该，就算我们没分手，我也不愿意让你担心，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真的很想知道你究竟还会不会担心我。”
“然后你没等接通就挂掉了，对不对？”我盯着他问。
“我拨了号码，又觉得很可笑。再说，要还是碰上小杜，我怎么说？”
“那天我在家，是我去接电话的，你自己挂掉了，”我轻轻地说：“还有，我会担心的。”
他不说话。我低下头，问：“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不好？”
“没什么不好，人总要往前看，我们都一样。”他平静的语调像冰水一样慢慢浇到我心里。我怨恨地看了他一眼：刚才那些话，为什么不早一点，或者，晚一点告诉我，或者索性不要告诉我？反正不该现在告诉我，现在告诉我，又加上一句“人总要往前看”，让我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他自己大概想通了，不在意了，于是和盘托出，了却一桩心事，不去管人家想通没想通，在意不在意。他好自私。
“太阳出来了。”我说。“人”的话题聊得差不多了，只好又回到天气上去，天气总是比较容易聊。后来，他告诉我，他买了一本花生漫画，“史努比的确很可爱。”
“它是花生漫画里人气最旺的，”我漫不经心地说：“真可笑，那么多人物，大家却最喜欢一只狗，可见人没狗好。”
程明浩他们公司的境况的确比我们好，活动结束时每人发了一瓶酒。他问我：“你要不要？”
我笑笑，“你自己带回去加糖喝吧。”
我们交换名片，程明浩在公司电话下面写上手机号码，递给我。
道别后，我望着远处泛黄的山坡，回味他早先说的话，呆了一会儿，突然拔腿往山腰上的停车场跑去。那段路很长，又是上坡，我在太阳底下跑得满头大汗，等我到那里，他正好把车开出来。
他把车停在我面前，摇下车窗，“什么事？”
我脱口而出，“你不要走！”这句很久以前就应该说却没说的话，一直存在心里，此刻猝不及防地蹿出来，让我们两个人一起怔住了。
他摘下墨镜，看了我一会儿，轻轻地说：“我要去赶飞机。”
“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他摇头。
“那就不要走，”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感到眼泪在里面像雨云一样凝集，“我不许你走。听见没有？”
他清了清嗓子，“上车说吧。”
“不，你下来，”我强硬地说：“你给我下来。”
他打开车门出来，站在我面前。我抬头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问：“你想怎么样？”
“你不要走，我不要你走，”我执拗地重复着，“那个时候，我就不要你走的。”刚才跑上坡时，我的心里想起了好多话，可是不知怎么搞的，真的和他面对面，翻来覆去却只是这一句。
他脸色严肃起来，“那你要什么？”
“我要你。”
他审视着我的脸，我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他苦笑着摇摇头，“关璐，你不要孩子气了。”
“我没有孩子气，谁说我孩子气？”我怒气冲冲地瞪着他，一面用力咬着下嘴唇，“我们其实根本就不应该分手的！”
他抬起头越过我看着远处的山，过了好久才把眼神拉回来，好像在想什么很重要的事情。终于，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问：“你既然觉得我们不应该分手，那你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时间？”这个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积郁许久、受了伤的愤怒，像闪电一样灼着我的心，“其实……只要……只要几个月就够了呀……”
“我怎么知道？！我给过你机会的呀，‘九一一’那天你给我打电话，我不是说我想你吗？你叫我自己保重，是你叫我自己保重的呀！”
“那你怎么不想一想，我干吗要给你打电话？那天我一直都在担心，上班也心不在焉，生怕旧金山万一也出事情你怎么办，做了一整天思想斗争，还是忍不住给你打电话。璐璐，你从前说过我个子高，所以反应迟钝，你忘了吗？你既然知道，你，你，你为什么就不等等我呢？”
一阵山风吹来，蓦然刮下一阵眼泪，“你让我那么伤心，”我冲着他嚷嚷，“还来怪我？你怎么好意思？”
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可你知道，你让我多伤心吗？那次我下定决心去找你，心里想，随便你怎么骂我，要我怎么样都认了，可就是没想到你已经……小杜还告诉我你们要结婚，这种味道，你倒是自己去尝尝看？”
我抓住他的袖管，“我不是……”话却说不下去了。事情到这里，好像已经分不出谁对谁错。就像一个水彩画盘上，左一道右一道颜色飞上去，越描越黑，再也看不出底色。
许久，他扳开我的手，“对不起。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也不喜欢什么事情都挂在嘴上，所以比较吃亏，也让你受了很多委屈，我自己知道。不过，有一点我一直弄不懂，我有了你之后，心里就装不下其他人，你总是不相信我，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我以为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可是，你自己却一跟我分手就……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呢？我虽然不太聪明，可也不是傻瓜，只要你等一等，稍微等一等啊……”
我的眼泪一个劲往下流，流进嘴里，咸咸的、涩涩的。他去车里拿纸巾给我，我不要，把眼泪都擦在衬衣袖子上，左边擦湿了擦右边。
等我把眼泪差不多擦干，他也平静下来，柔和地说：“我说你小孩子气，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得到了又觉得不好。所以，以前的就算了吧，我送你下去。”
“你觉得我朝三暮四，对不对？”
他默默地、久久地看着我，那种目光让我彻底绝望。查理·布朗不要史努比了。查理·布朗怎么可以不要史努比呢？
很多决定在刹那间做出，做完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也不应该回头，只好往前看。已经发生的事情，一定是对的。
回到家，差不多筋疲力尽。杜政平正在看一部很老的越狱片，我把程明浩的名片放到桌上的名片盒里。
吃饭时，我问他：“有个地方叫大溪地，什么地方？”
他看看我，“是太平洋里的一个岛，度假胜地。”
“在哪里？”
“靠近夏威夷吧。想去吗？”
“我不是想去，只是想告诉你，下一次同人家说我们要去度蜜月，起码挑个我知道的地方，我可以替你把话编圆，免得穿帮。”
他转过头来，我趁他发问之前说：“我今天碰到程明浩了。他们公司组织活动，正好和我们在一个地方。”我把程明浩的名片拿给他看。
“这么巧？”
“嗯。”
他不说话了。
那顿饭吃得庄严肃穆。我收碗的时候，杜政平指着那张名片，“这个，你觉得有必要留着吗？”
我们对视了半分钟，我微笑一下，把名片拿过来，慢慢地撕掉，“我觉得没有。”然后把碎片扔进垃圾袋，又把垃圾袋扎起来。
晚上，杜政平已经睡着，半梦半醒之间，我忽然想起好久以前想了一晚没想明白的问题：程明浩的手机号码是多少？今天他写给我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又忘记了。我对数字、尤其电话号码的记忆能力很差，不写下来根本记不住。最后四个数字是“3457”？不对，是“3754”？好像也不对，“3547”应该差不多了吧？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把我越弄越清醒，搞不好又要一夜无眠。
我轻轻下床，踮着脚走到厨房里，小心地解开角落里的那个垃圾袋，在一堆菜叶、剩饭、脏纸巾、塑料袋和可乐罐当中寻找那张名片的碎片。不是余情未了，只是，只是我想看看我自己记的对不对。
“关璐，你在干什么？”
我的手猛然一抖，回过头，杜政平正站在水槽前看着我，他的脸色在日光灯下白得可怕。
“我，我在找一张发票……昨天去超市买的那瓶、那瓶洗发液有三块钱的厂商退款，我突然想起来……”
他默默地点点头，“啊，是这样。明天再找吧，我帮你一起找。”他好像很相信我的话。
“好。”我听话地跟他回房间去。回想起刚才的事，觉得不可思议，而日光灯下的两个人都面目可憎、行为猥琐。爱情，真的能让人沦落？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杜政平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说他去公司了。我去厨房做早饭，发现那个垃圾袋已经被扔掉了。那天是星期六，他们公司也并没有忙到要加班的程度，我心里明白，他只是为了避免和我见面。晚上七点多钟，我刚把饭做好，他开门进来，把一盒德芙黑巧克力放在桌上，“给你。”
我拿起来看看，对他笑了笑，把巧克力放进冰箱，“谢谢你。”我没有告诉他，其实，上次去检查牙齿，医生说我有两颗牙齿变得“敏感”，列出很多种建议少吃最好不吃的食品，巧克力首当其冲。我很怀疑是那次一口气吃完一大袋椰丝巧克力的恶果：吃的时候纠集了太多的情感，连牙齿都吃不消，变得“敏感”，用实际行动抗议：“不跟你玩了。”
以后几个周末，杜政平没来找我，我也没去找他。我们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连打电话也客气了几分。我们的感情好像被放在了秋千架上，一下一下地在风里晃荡，越晃越高，随时可能会飞出去。两个人一起胆战心惊地看着，却不知该怎么办。
八月份一个星期五早上，十点多钟，杜政平突然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告诉我一个触目惊心的消息：他那家公司为了节省开支，决定关闭旧金山分公司，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员工有机会转去东部另一家分公司，剩下的百分之七十就地解散。杜政平的整个部门，包括主管，都属于那百分之七十。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二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