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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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漫长的红灯下，昨天清晨的茫然心绪又冲上脑门：程明浩现在在想什么？除了不说谎，他还能对我做出什么承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从谁开始，大家都说要把“性”和“爱”分开，不管是否真的潇洒，至少要学着去潇洒，我想我也不例外。可是，从心底里，还是忍不住质疑：没有足够的“爱”，“性”又有多少分量？我试图用“性”来证实“爱”，也这么做了，却只证实一点：我对避孕药过敏。实在令人沮丧。
再见到程明浩的时候，我努力装得泰然自若，他好像也心照不宣，总之，我们都绝口不提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两人独处的时候，我总有点担心他会再提出要求，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不得不跟他探讨“采取措施”这个尴尬的话题，可是，他没有再提出过，只是对我更加体贴。
有一本书上说，女人要是和男人发生了关系，身体里会分泌出一种物质，让她对那个男人产生依恋的情绪。以前觉得这种说法耸人听闻，现在看来却不无道理，在那场闹剧一样的“初夜”之后，我发现自己好像的确更加依恋程明浩。同一本书上也说，男人往往把已经同他发生关系的女人当成自己的“占领区”而失去兴趣。我希望那个作者在胡说八道。
那年过生日，程明浩送给我一台小小的、银灰色的手机，每月有一千分钟通话时间，他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设成我手机上的第一个快捷键，“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随时找我了。”我说：“我可不一定有空找你。”心里却很感动。
二年十二月，程明浩去了西雅图。他把两个箱子塞进道奇车的后备箱，搓搓手，微笑着说：“璐璐，好好照顾自己。”我看着他脸上阳光般的笑容，拉住他的衣袖，“你不许扔下我不管。”
“不会的。”他抚摩着我的头发。
我伸出手去，又要把他的头发弄弄乱，想起自己正好来“老朋友”，郑滢说过这时候摸人家的头是晦气的，立刻又把手缩了回来。
他看看我，“怎么变乖了？”他已经习惯我把他的头发弄成一窝乱草。
我嘻嘻一笑，“没什么，今天饶了你。”
那个月，我拿到了计算机硕士学位，成了公司里一名正式员工。
我把希望寄托在和Chris合作的项目上头，我想，把这个项目做好，有了一点根基，下次便可以做更加重要的项目；几个项目一下来，就有了吹牛的资本，到时候，要升级或者跳槽，都比较容易了。
郑滢向我感叹，“我们其实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人家前几年毕业的，靠着公司股票上市，好多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呢。”
我说：“现在这样也不错啊，只要肯花工夫，总有出头之日的。”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那句“只要肯花工夫，总有出头之日”的话说得过于乐观了。
和Chris的合作项目进行到一大半时，我们去约客户服务部门一位负责人开会，核对我们对产品做的修正是否符合要求。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眼看要皆大欢喜地结束，那个人突然提出要我们把某个新增的产品功能改动一下，因为客户曾提过好几次类似的要求。那个功能正好是我做的，我觉得他提出的改动并不算难，而且听上去很有道理，就照样修改了，也没放在心上。
谁知正式展示的时候，出乎意料，客户对那个产品功能的改动大有意见，气氛尴尬起来。客户服务部门主管首先沉不住气，问：“谁做的决定？”言下之意是“我不知情”，艾米立即附和，表示“我也不知情”，那个混蛋的负责人竟然马上转过头来问我：“为什么这样改动？”我被他问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是你提出的呀！”结果他巧舌如簧赖个一干二净，说我理解错误。我转过头去求援地看着Chris，因为那天开会他也在场，我希望他能够出来说句公道话，但Chris眼睛盯着天花板装没看见，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气得我简直想把手里的可乐浇到他喷满发胶的脑袋上。
在大公司工作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经验：你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看到自己公司天方夜谭般的标语、广告，自豪感油然而生，觉得“我们真是很厉害”。然而，当你在钢筋混凝土大楼某间会议室里被人三拳两脚揍到角落里踩成一张相片，才发现，无情下手、作壁上观的，也是一群“我们”。
散会后，艾米没有骂我，只是说“以后凡是他们提的要求，一律保留书面凭证”，然后
一字一顿地说：“记住了，学会保护自己，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一分钱也不值。”我明白了，她心里很清楚这件事上谁是无赖，或许大家都清楚，只是他们需要一个人承担责任，算我倒霉，撞了枪眼。
回家的路上塞车，我在庞大的车流里回味艾米那句“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一分钱也不值”，越想越觉得有道理，然后莫名其妙想起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既然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不值钱，女人为什么还那么相信男人的承诺？
一月份，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女妇科医生，她说我的身体既然会对一种避孕药过敏，就不能排除对其他避孕药过敏的可能性。她说可以给我再开一点试试，我想起过敏时的可怕样子就起鸡皮疙瘩，连忙摇头，“不用了，不用了。”
有人说，看一个男人是否真正爱你，就看他会不会让你吃避孕药。假如真是这样，那么，我的身体已经宣告，我必须嫁一个真正爱我的男人，因为他必须天长日久忍受我不能吃避孕药这样一个事实。
我的医生还接收新病人，于是我问郑滢她想不想转过来，郑滢说：“算了，我还是照顾本家的生意吧。”
“对了，关璐，上次那个问题，我问过郑广和了。”
“哪个问题？”
“就是男医生碰到女病人起自然反应那个问题呀。郑广和的答案是‘男医生从业时，首先是医生，然后才是男人’。假惺惺。”
“你拿那个去问他？他还回答你？”我觉得不可思议，“当心他反过来告你性骚扰。”
“怕什么，我又不是在他办公室里问的。你猜怎么样，原来我们去同一家健身房，上星期六我在那里碰到他，正好他脱光了要往游泳池里跳，我都差点没认出他来。”
“怎么样？有没有六块腹肌？”
“像只剥光的田鸡，”郑滢半眯起眼睛，“不过肩背肌肉倒还过得去，大腿其实也不错，比我原来想像的要性感一点。”
“然后呢？”
“然后我们各游各的，等到吃饭，那旁边就一家餐馆，我正好跟他搭一张桌子，没什么话说，就顺便问他那个问题。他居然脸都红了。”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那么皮厚。你们还说了些什么？”
“差不多都是他在说，这个人大概出了医院妇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女人说话，翻来覆去那家健身房怎么好，设施怎么齐备，年费怎么合理，他怎么每周都去，啰嗦死了，难怪三十二岁都没结婚。”
“他告诉你他三十二岁？”
“他还告诉我以前谈过一个女朋友，谈了很久，后来因为性格不合分手。我看不是性格不合，是觉得他太无聊。”
“这个男人对你有意思！他跟你讲健身房是希望你知道他体健貌端，跟你讲没结婚是希望你知道他名草没主，跟你讲女朋友是希望你知道他不是同性恋，”我兴致勃勃地分析，“很有可能他帮你做检查时就已经春心萌动。”
“那他也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有男朋友。否则他开给我的那些药是吃来杀蛔虫的吗？”说的也是，估计杨远韬都未必知道郑滢吃哪个牌子的药。
“他婚离得怎么样了？”
“哪有那么快，他说要盘算盘算怎样尽量减少损失，我看是又开始心疼钱了。我不管，反正我告诉过他，我会嫁给二二年第一个向我求婚的男人。一年的时间，总够了吧。”
“万一到时候他离不掉，你怎么办？”
“到了那个时候再说，我现在总得先给他点压力。就像我们定工作计划，管它完得成完不成，先要写得像那么回事。”
一个月后，Chris和我的合作项目结束，他凭借其中的出色表现升了一级。Chris慷慨地请全部门吃了一顿饭，然后向艾米提出要求和我调换办公室，理由是他现在高我一级，按级别，应该拥有一间转角办公室。
那个星期五下午，我用会议室的转椅把自己的东西一样一样推到Chris那间其实差不多大小、只是窗户小一点的办公室，第一次体会到所谓“力争上游”最现实的意义。一扇稍微大一点的窗户，在特定的环境下，代表了许多、许多。
回想起来，虽然刚工作时傻乎乎一心求成又没找对门路，受了委屈也不知如何应付，那一段时间却还是很值得怀念。当时，公司好像很有钱，动辄找名目组织活动：新项目要开始了，庆祝一下，找个地方吃海鲜；达到了里程目标，庆祝一下，全部门去看球赛；夏天到了，庆祝一下，海边烧烤，公司报销一切费用外加汽油；秋天到了，庆祝一下，去葡萄酒园品酒，品完每人带一瓶回家；项目结束了，而且居然还提前了两天，了不起，每人一张礼品卡；圣诞节吗，废话，一年一度，不好好开个酒会怎么行？
伴随物质而来的是精神上的优越感，人们都很乐观，许多中流砥柱级的人义无反顾地从大公司跳到小公司，怀着“只要公司股票上市我就能赚个满钵”的信念；留在大公司里的，年纪大的想熬到退休拿福利，年纪轻的想“稳定中求发展，在这里混到点资本再跳出去，身价更高”，上班时大家都忙里偷闲瞄着自己买的股票看是不是又往上涨了。每个人都向前看，相信“明天会更好”。如果时间也有颜色，那么，那是一个带着粉红色的、短暂的片段，称之“流金岁月”并不为过。
然而，花无百日红，任何东西，好到顶，自然走下坡路。
不知从哪天起，空气竟然真的带“粉红色”了，新闻、报纸、杂志、网上漂浮着一个叫“粉红条”的单词。在英语里，给某人一张“粉红条”用来比喻通知他丢了饭碗。二一年上半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
公司里第一次飘起“粉红条”。公司赋予它一个煞有介事的名词“资源重组”，听上去很有学问，其实是一堆狗屎——用奶酪和西红柿镶边，撒上胡椒和迷迭香，再浇一朵奶油花，还是一堆狗屎，发明那个词的人应该自己先吃一口，看他说不说“味道好极了”。
虽然已听过好多次，当“粉红条”真正飘起，每个人心里还是像经受了一次大地震。艾米召集我们开会，带着她招牌性的微笑说，很遗憾，从今以后，我们部门将“失去”两名员工，其他人还是各居各位，她真诚地祝愿那两位员工在别处能有更好的机会。当然，这个美好的“祝愿”，那两个人是听不见的，因为半小时前，他们已经在人事部门员工的“陪同”下离开了公司。
剩下的半天谣言四起，有人说这和第一季度业绩有关，裁员是为了把股票拉上去；有人说裁这些人杯水车薪顶什么用，立刻被一眼瞪回去，“你难道还希望多裁点”；有人说裁的主要是将近退休的；也有人说某个部门新进公司的某某某跟着上司一起滚蛋了。听得所有人心里加倍发慌。
我坐在办公桌前越过电脑屏幕看窗外碧蓝的天空，天只是一味地蓝，毫不含糊，没有一丝忧伤，也没有一点同情心。我想起就在去年，公司招我进来还发给郑滢六千块钱的推荐奖金，觉得美国真让人“经风雨，见世面”。
我每天晚上临睡前和程明浩通一次电话。我喜欢钻到被窝里，把手机放在枕头上，然后把音量调大一点，耳朵凑在它旁边，有时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他告诉我西雅图天气不好，三天两头下雨，我说：“谁叫你自己喜欢跑到那儿去，我在哪里，太阳就在哪里。”
偶尔，我打开他的电子邮箱看看，他的邮件不多，无非是从前的同学和朋友，都很简短，也从来没有张其馨的。几次下来，也就懒得去看了。
两个多月后，公司第二轮裁员让所有人拎清了形势：“过去的好时光”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一轮“资源重组”涉及面更广，来势更凶，走路的员工待遇更差。整整一天，公司里气氛沉重得像压了块铅，大家彼此见面先要端详一番对方脸色再开口，惟恐人家刚刚被裁而自己说出什么会导致“不必要刺激”的话来。
我在电梯间和那位客户服务部门的冤家不期而遇，自从那次被当众出卖，我见了他都绕道而行，今天不巧，迎头碰上，只好尴尬地笑笑。他手里抱着一个大纸盒，电梯门刚关上就开始骂娘——当然用的是英语，先骂公司过河拆桥，后骂管理层借机整人，再骂员工之间内部倾轧（他大概已经忘了和我之间的过节），最后扔下一句：“看好了，那帮人一个都没有好下场。”他们部门被裁了足足三分之一，他属于倒霉的一员。
电梯到底楼，我已经不再恨他，也不再那么恨Chris。我意识到，我们这些人不过都是一棵大树上的小猢狲，平时为抢一两个香蕉或桃子你争我夺，然而，当面临树倒猢狲散，我们的命运都不握在自己手里。
这一轮裁员中，我们部门又“失去”了三个人。大家各就各位，毫无怨言地接过分到手上的额外工作，好像那些人从来没存在过。不知不觉间，大家变乖了，变勤奋了，变得任劳任怨：再没人提早下班，再没人一顿午饭吃两个小时，大家开始周末把电脑带回家有事没事发个电子邮件出来表示“我在干活”，开始细心揣摩主管的心思，原先的“我要如何如何”变成“我要讨老板高兴”，而后突然发现，老板大概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容易不高兴的生物了。部门里的一个马屁精甚至专门写了一套代码，输入同事们的大致年龄、工资、年审评分等参数，凭之计算每个人相对于自己被裁员的几率，以确定要对付的对象。裁员比海鲜、烧烤、球赛、酒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