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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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 １８． 语言造就了我们自己。人是一个说话的存在。语言是我们的元素，正如水是鱼的元素。 １９． 我们可以从一种语言追溯出说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性格。 世界伟大小提琴家梅纽因（英国人）说过：德语非常适合表达哲学思维和某些抽象思维。 在德语和说德语的日耳曼民族性格之间有什么内在关系吗？ ２０． 语言的语法有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前者对应语言的表层结构，后者对应语言的深层结构。 各种民族语言有各自不同的表层结构，但具有相同的深层结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把一种民族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民族语言。“翻译”才成为可能。 所谓翻译，其实质是，先把一种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转换成共同的深层结构，然后再从共同的深层结构转换成另一种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 各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各各殊异，但深层结构都是同一个。因为我们面对同一个“存在”，都处在同一个太阳底下；都生活在同一个客观世界。 ＇返回目录＇
现在可以说出的绝密（2）
“太阳落山了。开始刮起了北风。有群乌鸦掠过树林。”这是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也是决定各民族语言具有共同深层构造的惟一理由。但表层结构（或表层语法）则可以各各殊异。 汉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蒙古语、波斯语、希伯莱语……描述上面景物句子的表层结构或语法是不尽相同的。 以上２０个命题是现代西方语言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研究的对象或内容。 高名凯教授仅仅是一位有成就的语言学家，而不是语言哲学家。在大学一年级的课堂，高先生不可能提出上述２０个语言哲学命题。但即使是提出了，当时我的平庸、蒙昧和浑浑噩噩能起反应，能与之发生共鸣吗？估计是耳边风。 估计高先生也提不出，当时的我也听不懂，不会感兴趣。如果把这２０个命题放到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的课堂上来讲，很有可能会激起我对“语言哲学”的强烈兴趣，从此我会步入“语言哲学”的王国。 高先生的“普通语言学”这门课没有任何哲学色彩，没有什么哲学智慧的闪光，反而使我一看到“普通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名称心就烦，生厌。它成了枯燥的代名词，以致于我后来对任何语法都讨厌。 可见，一门学科的“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或入门对一个初学者是多么重要！让我打个比方： 有人不吃羊肉。原因是他小时候第一次吃羊肉的时候，肉没有洗净，羊肠里还有少许羊粪，加上又没有放必要的佐料，结果他吐了，他受不了羊肉的怪味，倒了胃口。从此他远离羊肉。 其实从名厨手中烧出来的红烧羊肉、羊肉面、葱爆羊肉和羊肉炖萝卜汤味道特别鲜美。完全是另一个天地。 我对“语言哲学”恍然大悟，感受到它的哲学智慧之光，还是１９７８年我进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的事。离高名凯先生的课已是２２年；离我走出北大校门是１７年。 突然发觉我错怪了“普通语言学”这门学科！其实这里面有许多金银财宝。这是一个大金矿。 ２０世纪西方许多大思想家都思索过语言的本质。维特根斯坦便提出了“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瑞士杰出语言思想家索绪尔（Ｆ．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的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１９５９年，法文版）便涉及到语言哲学的层面。 维特根斯坦、罗素、萨特、海德格尔、卡西勒（Ｅ．Ｃａｓｓｉｒｅｒ）、杜威和乔姆斯基……都探讨过思维和语言的本质。非常精彩，深刻。 我与语言哲学是失之交臂。幸好，我赶上了末班车。 迟到的省悟比无知和偏见要好上十倍，一百倍。 我这个人，什么都是晚熟，总是慢一拍。处处慢一拍，在许多领域，我都是在赶末班车。慢一拍是迟钝吗？我迟钝吗？我自认为我还敏感，但就是慢一拍。老是在赶路，补课。 在这个世界，我们自以为最熟悉、司空见惯的事物，恰恰是我们最不了解的。比如光线。人对光是多么熟悉啊！一睁开眼便见光。死才瞑目。但光是什么？光的本质是什么？里面的学问大得不得了。晚年的爱因斯坦发出感叹：“整整５０年的自觉思考没有使我更接近于解答‘光量子是什么’这个问题。” 语言呢？ 我们（人人）多么熟悉语言，就像我们熟悉光一样。但我们知道语言的本质吗？ 思考语言本质有一门专门的学问，叫：语言哲学。它涉及到人脑的秘密，左脑半球和右脑半球的分工及其协作。它涉及计算机科学。 自然语言指汉语、英语、德语、日语……哦，让机器理解语言！今天，自然语言处理已属于高技术学科。程序设计语言是计算机能接受的语言。计算机语言分机器语言、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包括ＢＡＳＩＣ语言、ＰＡＳＣＡＬ语言、Ｃ语言、ＪＡＶＡ语言等）。ＰＡＳＣＡＬ语言是一种简单易学、结构非常好的语言。不能要求１９５６年高名凯先生在课堂上讲到这些。当时语言哲学和计算机语言也在起步阶段，远不成熟。 你能想像没有计算机语言，也照样会有电脑吗？ ６年北大，我对语言哲学一无所知。高名凯先生的课彻底倒了我的胃口，使我产生了错觉或误解。如果他的课具有哲学色彩，能启蒙我，那才是真正的潇洒，内在的高级风流，我也要提早进大教室，在前排挑个好位置，必定会引起女生的百思不解：“赵鑫珊凑什么热闹？” 各有各的秘密。同在一个太阳底下，各取所需。 最近１０年，我开始从基因和遗传分子生物学的层面去走近语言哲学。比如有种基因一旦发生变异，人便不能按正确的语法造句，组织句子，也无法理解复杂的语言。而不懂语言的人是无法拥有世界的！人的语言范围有多大，他的世界便有多大。犯罪分子的语言是邪恶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才邪恶。 ＇返回目录＇
“我选择，故我在”
北大６年，洗衣服也成了我的一道风景线。我是被迫。 读北大之前，我在家从来没有洗过一件衣服。一年级，新生的住所不定，打了一两个月的游击，后来才搬进新盖好的２８号楼，６个人一间。每层有两间大的洗脸、洗衣间。 我开始自己动手洗衣服。我最怕洗外套。衬衣也怕。凡是费时费力的大件，我就怕，主要是不耐烦，不愿花时间在这上面。——这是我的准则。 我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若用我母亲的标准或尺度去衡量，只洗净了百分之五十。内衣则达到７０％。若是我母亲知道洗衣服的真相，她准会心疼儿子。 五六件衣服堆在一块洗，更不耐烦。干脆，浸泡在脸盆里，赶快从洗衣间逃出来，不是进图书馆，就是去朗润园听音乐，或到钢琴房去弹琴，或进体育馆。 有时周末要洗澡，发现没有内衣替换，只好走进洗衣房。我发现因衣服浸泡过久（约一星期），脸盆里的水有臭味，表面上有层发绿的颜色。至今我还能记起这种特殊的臭味。我也知道这不好。我只是把内衣内裤马马虎虎洗出来，其它的大件换上两次新鲜水，照样放在那里继续浸泡。真是委曲了它们！但我从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我要赶路，把因平庸和晚熟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在６年的大学生活中，这是我的最高准则。我不是用语言，而是用一个个坚决的行动贯彻我的准则。 我从来没有惋惜我的衣服。我是没有法子才去损伤衣服。我知道，它们因长时间浸泡（有时长达一个月），寿命估计会缩短三分之二，我也在所不惜。我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一回冬天，我发现我床上的床单已有多日不见。我想起是上个礼拜天洗了，晒在底下燕南园围墙后面和２８号楼之间的空地上。我下去找。正下着雪。空荡荡的。压根就没有见到一件衣服。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星期前，我把床单就晒在铁丝上。会有人偷？一件破床单，值得人去偷？ 突然，我看见紧靠燕南园围墙外的墙根露出一角像衣服的东西。走近一看，正是我的床单，被雪和沙土盖住了百分之九十的面积。 估计是前几天刮风沙，然后又是下大雪共同造成的结果。 ４０年后，即１９９９年，我一个人偷偷地返回了北大，还特意在我当年晒衣服、风雪把我的床单深深掩埋的地方足足站了５分钟。我好像来到了一座坟场。这里有我的青年时代。我在凭吊。我想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一场。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逝去了的，就再也回不来了？时间老人有双神秘的手：左手创造一切，右手又毁灭一切。他不慌不忙，同时进行。上帝就是时间加上空间。这是我给上帝下的定义。我既喜欢又憎恨上帝。因为它不让逝去的东西重现。但毕竟他又向人类妥协了一步：把记忆赠给了人，只允许人在自己的记忆中同往事相聚，相逢。长期记忆是人的专利吗？ 老虎、狮子、大象、蛇、龟、牛、马……也有能力回忆它们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吗？ 站在２８号楼前当年的晒衣场地，我自然想起我的衣服和床单。当年我没有善待它们，没有做到“物尽其用”，糟蹋了它们，我内疚吗？要忏悔吗？ 不必小题大作。但也正是我母亲说我读书读傻了的有力证据。幸好她不知道。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选择。永远选择最重要、最珍贵的，只好放弃不很重要、日后可以补回的东西。 我不是布里丹的驴。 布里丹（Ｊ．Ｂｕｒｉｄａｎ， １３５０年在世）是位哲学家。他假定有一头驴站在两堆同样大、同样鲜美、同样距离的干草之间，它不能决定该先吃哪堆干草，结果活活饿死在两堆干草之间。 半个世纪来，我一直在用我的价值观、判断和意志作出一长串大小选择。我便是这样跌跌撞撞走过来的。 没有选择，便没有人生。 我在北大６年，只懂得两个汉字：“选择”，包括选择留级。我的选择营造了我。“我选择，故我在。”直到今天，我还在选择。比如一个月同时有三个地方邀请我参加学术讨论会。我只能选择一个。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我是没有选择权利的，这就是死亡。将来我必有一死。我不能叫别人替我去死。我一定要亲自去死。 ＇返回目录＇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寻找“记恒女性”（1）
一座大学，不管是北大、清华、复旦，还是哈佛、剑桥或牛津，如果没有几朵美丽的校花，没有几个亮丽的女生，那么，校园生活便会出现无形的、叫男生说不出口的沉闷，并伴有干巴、枯燥、没有生气。——这是人性决定了的。这是造物主制定的一条性（Ｓｅｘ）心理法则。 大学之所以是个充满灵性的和朝气的场所，名教授、一流学术讲演和交流、图书馆、校园建筑、丰富的文体活动和校风固然重要，但欠缺校花，缺少几个楚楚动人的女生，男生的眼神在某种程度上便会暗淡无光，失望；人也会乏力，无精打彩，提不起精神。 这样的校园毕竟有点残缺。因为男生缺少心理上的鼓舞。 世界足球赛场上如果球员们知道观众席上坐着一群性感女人，他们的勇猛和雄风便会倍增。——这是男脑和体内男性荷尔蒙决定了的。 归根到底这是上帝的设计和安排。有什么法子呢？ 人能同上帝对着干？ 人能违背自然法则？ 一般来说，漂亮少女多半在文科，不在理科。在我那个时代，据说北京亮丽的、叫男同学看了动心的女生都跑到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音乐学院和医学院去了。这我相信。国庆节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狂欢之夜的亮相便证实了这点。 你能期望一群群绝代佳人集中在钢铁学院、地质学院和石油学院？当然个别例外总是有的。 造物主对热爱数理化的少女十分苛刻。 数理化的严谨逻辑美同女子外表美好像是不相容的。前者是后者的克星。“有你就没有我，或者有我就没有你！”拥有精密科学的审美，就没有少女外表美的席位。 上帝对女人说：“选择吧，是要居里夫人和吴剑雄博士的头脑，还是要索菲娅·罗兰或费斐丽的外表？两者必居其一。选择吧！” 不过据说居里夫人的外貌是秀美的。可见上帝也允许有例外。 女子的美一般有两种：漂亮，高贵。 高贵是大圆圈，漂亮是个小圆圈。大包容小。高贵一定漂亮，但漂亮不一定高贵。高贵的层次高于漂亮。高贵的极致即永恒女性。许多年，苏联电影一些女演员（如《攻克柏林》的女主角柯瓦廖娃）也教会了我如何去区别、判断漂亮女人和高贵女人。 男人对女人的审美标准既来自他的先天或本能，也来自他所接受的陶冶、熏陶和教育。据我的观察，５０年代北大文科女同学漂亮的多些。每年国庆游行队伍要挑出１２０名由女生组成的仪仗队方阵。要求穿花裙子，手拿鲜花通过天安门。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来自文科，中文系和西语系的比例尤其大。我看也是。我也这样挑选。 我对异性的审美同我挣脱平庸是紧密联系的。我离平庸越远，对女人的审美就越符合美学：黄金分割、尺度、比例、均衡、韵味、风韵、和谐。我越是懂得去审美女性，我就越脱离平庸，走向成熟。我欣赏、评价女人的过程同我走近“世界哲学”是平行的。审美女子成了我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年级，我开始读歌德的《浮士德》。作者用这样两句作为全书的结语： Ｄａｓ Ｅｗｉｇ－Ｗｅｉｂｌｉｃｈｅ Ｚｉｅｈｔ ｕｎｓ ｈｉｎａｎ． 我的译文是： 永恒女性 引导我们上进。 那么，什么是“永恒女性”？就这个问题，我曾求教过几位德国专家：伊夫兰特先生、马纳特夫人、赵太太、洛赫夫人和蔡司贝格先生（奥地利人）。我总结他们一致的地方：美丽和善良是“永恒女性”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