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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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统一性”便有一把“金钥匙”的味道。玻尔强调“总的哲学态度”。（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4）
是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总的哲学态度？ 今天我才明白，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为获得一种对人类文明“总的哲学态度”而搏斗。（我向数学、物理王国探头，也是为了这搏斗）关心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命运已成了我今天的中心课题。而胚胎却要追溯到北大的“名著阅读”，包括玻尔这篇讲演。（我做了详尽摘抄） 今天的世界比玻尔发表讲演的１９６０年要复杂得多。当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水火不相容已经不再。但其它危机重重却是空前的。到处是裂缝和冲突。冲突和裂缝成了描述、刻画当今世界的两个关键词。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都在剧烈冲突中。于是裂缝产生了。到处是裂缝。裂缝一大，建筑便会坍塌。 国家、社会、世界、人类文明和地球生态平衡的结构都是建筑结构。作为地球人的一分子，我最牵肠挂肚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再就是地球环境不断恶化。（前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后者涉及人与自然）对人类文明安全最大的威胁正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冲突。 过去东、西方贤哲的教导怎么一点也不管用了呢？记得我从北大的“名著阅读”中得出两点精髓： “敬天爱人”是中国哲学精华； 要懂得时时敬畏星空的自然律和我们心中的人间道德律，是康德哲学的灵魂。 归结起来，都是一个“敬”字。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严重欠缺“敬”和“爱”的时代，所以很不太平。 一百多年前尼采宣称“上帝死了！” 今天我要说，如何唤起人类的“敬天爱人”之心才是让上帝复活的关键。意识到这一点，我才宣告我彻底挣脱了“浑浑噩噩”。个人“浑浑噩噩”无关大局。世界“浑浑噩噩”则是每个人的不幸，子孙后代的不幸。 就整体而言，当今世界不是“浑浑噩噩”是什么？！世界有病，病态的世界。对世界不关心，世界上的一切与我无关，便是病。 这就是我今天的“世界焦虑”和“世界痛苦”。也是在北大播下的种子。 ＇返回目录＇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手接录取通知书和母亲的泪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１９５５年８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８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１０点，下午约４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息。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突然听到邮递员呼叫：“赵鑫珊，通知书！”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 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下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多了。而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６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自１９６１年９月参加工作到１９８０年１月母亲去世，这１９年间我回去过１０多次，每次平均不到半个月，总共只有半年的时间。 母亲死后２０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致于眼睛受伤，去医院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 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６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次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６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操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 我非常穷，但老说自己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３０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 “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 读到四年级，我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６年？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仔。” 祖父一共有５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方，不在大方。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４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１７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１０岁）、弟弟光华（８岁）和小妹云秋（４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为妈诚然要争气，但也要侍奉妈，让她享到儿子的福。只怪当年中国极左、贫穷的年代太长，老百姓的生命质量较差。比如电话不普及，不能走进普通百姓家。夫妻两地分居不得团圆长达１０年、２０年的情况并不是个别例子。再就是住房紧张，三代同堂。所以坏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恶，好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善。前后比较，今天真好。 ＇返回目录＇
太监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1）
北大和太监能构成一个符合逻辑的句子吗？ 火车晚点。晚上１１点才到达前门站。那天是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４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北京。没有料到，这一来，就要做长达２８年的北京市居民！所以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 前门站外的迎新生接待站已空荡无一人，只看见一些桌子，还有一些标记：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大学…… 旁边停了几辆三轮。只好叫一部，价钱谈妥４元。（当年１个月的伙食是１２元）。经过天安门，再出西直门，车夫边走边同我聊，介绍沿途地点。海淀区的路灯很暗。终于到了古色古香的北大西校门。时间已是２５日凌晨１点多。前去敲开沉重的红门。 “什么系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呢？”一个不男不女年近６０岁的人（长相、模样像个老尼姑）用尖声尖气、顶土顶土的北京话这样盘问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门卫是太监，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三个太监之一。我想。 他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有好几座校门，西校门是正门）这件事给了我难忘印象。值得一提。 太监是北京的文物，恰如圆明园的遗存。你能想像没有太监的老北京吗？太监是道人文风景。它给人的是一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厚重感，恰如从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建筑风格修道院走出来一位年过９０的修士给人的感觉。 刚进学校，一切都是新鲜的。对于我，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首先是走进大饭厅。每个新生报到后便可领取一个捷克生产的洋磁碗，很大，饭菜都可以装进去。捷克斯洛伐克轻工业发达，二战中不像波兰遭到严重破坏。洋磁碗估计是中捷贸易的产物。记得碗底印有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的字样。 第一个学期好像是吃饭不用付钱，有点像部队的生活。一桌８个人，分菜。一个人一碗。有荤有素。常有鱼。有时旁边桌上根本就没有同学来吃饭，我就可多吃一份。因为我还在长身体，饭量大，加上伙食远比家里好，所以胃口好，食欲好。 后来便实行饭票制，我申请到了助学金，１４．５元，１２元伙食，２．５元零用（包括理发，买邮票和练习本）。所以６年来，我一直吃助学金。我是政府养大的。归根到底我是农民养大的。我不会忘记这一点。 同班同学的经济来源有很大“贫富”差别。 比如黄文华同学（女，福建人），每个月是５０元。父亲和大哥都是工程师。每人每月给她寄２５元。每个星期她都要去莫斯科餐厅。此外她还拥有一辆自行车，是跑车，夏天穿着短裤，露出又黑又瘦又长的双腿，成了全校一道风景线。 记得在大饭厅窗口排队，她总是站在甲菜窗口，而我永远站在乙菜或丙菜窗口。这种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和我之间，有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怎能忘记？ 班级里的调干生有五六个。每个月是２７元，收入比我多一倍，也属于“富人阶层”。我是班级里最穷的学生之一。毕竟我挺过来了，而且是６年。我从没有问母亲要过一分钱。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伸手要，弟弟妹妹便会在饥饿线上挣扎。 记得１９５８年有人从老家去东北经北京来看我，告诉我，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西瓜，弟妹在街上捡瓜皮啃。知道这种情况，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去卖掉了一条毛料裤，寄１０元给家里，剩下的钱我买了书。 ２００１年妹妹同我谈起此事，说那天母亲带她们三人不仅买了西瓜，还买了冰水。 学生时代我养成的节约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刚进北大，大批学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所以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搬家。住教室是常事。数理化系新生多半住小餐厅。这时发生了一次大事故：有位同学从双层铺上摔在地上死了。校方马上在上铺钉了长木条护栏。６年来，我睡的正是双层上铺。 开学前夕，西语系（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冯至先生来看望新生。三个专业（英、德、法），约六七十名新同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一位著名教授。当时的内心有一种崇敬心理。两年后这种心理便消失了！ 这说明我开始成长，脱胎换骨。老是仰起头去看一位教授，这个学生将来能有多大出息？——在我６年的学生时代，这是个关键问题，即如何评价文化名人和伟人。不久，我手里便握有一把尺子。这尺子从一个侧面标志了我的成熟。 至少，我能分清什么是优秀、杰出；什么是伟大。这里有好几个层次。不可混为一谈。分清这些层次，是我６年的成绩。对高年级的学长，我也有一丝崇敬心理，就像新兵对老兵表示服从，毕恭毕敬。 中文系毕业班有两位学长正在等待分配工作。他们身穿长衫，给我红楼老北大的感觉，令我肃然起敬。我把他们的长衫同西直门的骆驼都看成是三十年代北平的一种遗风。４０多年过去了，今天我还记得长衫和骆驼，可见它们给我的印象之深。 入校不久，我便听说先前的老北大在城里沙滩红楼。所谓“老”，指的是１８９８－１９３２年。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和清华、南开合并成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北大重返红楼。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迁至西郊海淀燕京大学旧址，也就是我要在这里脱胎换骨、日后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返回目录＇
太监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2）
初进燕园，我压根就不知道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还有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由此可见我当时的平庸和白纸一张。不过现任校长马寅初还是知道的，但也只限于知道这个姓名，其他的一切，则一问摇头三不知。 我要在这里学会用我的眼睛去观察一切，审视一切。一切从零开始，就像我学的专业德国语言文学从Ａ， Ｂ， Ｃ……字母开始。 后来我读到荀子的《劝学篇》，心里一亮：“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今天我才完全明白，这些至理名言是永恒的真理，如果一个人要成长的话。 北大六年，我只做了一件事：积跬步（也就是半步），积小流；登高山，临深谷，聆听伟人的遗言。 渐渐地我从平庸中挣脱了出来，发现了一个广大的世界：“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庄子》）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1）
这是德语第一课开头第一句：Ａ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