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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

我是北大留级生-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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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1927年。  这个中译名对我有所触动。但英文原文对我的触动则是中译名的10倍:《The Logic of Modern Physics》。开头四个字母都大写,会有力地刺激我的大脑皮层,叫我顿起敬畏之心。  关于开头大写字母的重要性,我想从侧面举个例子:冷战时期,前苏联克格勃在中学毕业生中招生。有一人报名,参加了考试。在答卷中,该考生把美元开头字母大写,把祖国开头字母小写。考试委员会决定不录取他。理由是:在他的心目中美元比祖国重要。  2. 《物理理论的本质》(The Nature of Physical Theory),1936年。  3. 《我们一些物理概念的本质》(The Nature of Some of Our Physical Concepts),1952年。  当然,他的物理哲学贡献是提出了“操作主义”。要义是:如果在确定一个物理量时,我们不能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测量方法,那么我们就不能用物理方法来检验这个量。这样,这个量便因为没有物理的真实性而只能被抛弃。(在西方,操作主义的影响很大,但也遭到一些科学家的反对)今天中国人挂在嘴边上的说法“可操作性”,估计正是来自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  '返回目录'  

“我崇拜,故我在”(10)
五、 申请转到物理系的失败  这是四年级上学期的一次“壮举”,大约在1959年春,也就是我自修物理哲学一年之后的事。我觉得我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特别热衷于自然界一些基本物理常数后面的那个“绝对”或“永恒”。  不断逼近“绝对”就是“朝圣”。普朗克把它叫做“朝上帝走去!”普朗克的上帝是自然科学寻求的“必须”加上人间宗教伦理道德上的“应该”。在理论物理学王国,我有所悟,觉得自己进入了角色,如果正式转系,日后可能会做出些名堂。考虑了一个月,我写了“转系”报告,记得是通过邮局寄出的。当我把信投进邮筒,我的心情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我也想到后果:必失败无疑,招来一顿训斥。  大约10天后,系里一位行政领导找我谈话,把我臭骂了一顿:“你以为我们这里是资本主义的一所大学吗?随心所欲,想到哪个系就到哪个系?这里是社会主义大学,由不得你乱来胡来一气!回去好好读你的德国文学,你都四年级了!还有一年就毕业。不要浪费人民的粮食!”  从民主楼出来,我受到的打击不算太大,因为是预料中的事。这时候,我又习惯性地往未名湖边的钟亭走去。我自然想到我今后的归路。此时此刻,我特别需要一个“诚”字。在中国哲学中,“诚”这个汉字非常重要。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  “诚者,圣人之性也。”(真诚是圣人的本性)  “至诚者,天之道也。”(基本物理定律或法则便是至诚的,它从不擅自改变,始终如一。许多很不相同的分支,都由同一条法则来支配)  培根说过:“要认识真理,先要认识真理的条件。”  至诚便是真理的第一个大前提,第一个成立的条件。  想到这里,我的意志比以前更坚强。我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的意志了。我不孤独,我有我的意志、我的广大世界同我日夜作伴。  在钟亭坐久了,有晚景卧钟边的况味。我用双手摸着那口多年沉默不语的大钟,我在同自己倾心交谈,自己宽慰自己。我想,也许一切业余的才是最美的。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分为职业的和业余的。职业有压力,日久不免乏味,否则哪来“做一行怨一行”的老话?职业有异化的危险。若是真正出于个人爱好而业余从事某项纯正的精神活动,便会少很多压力和功利心,多一份超脱和审美的情趣。今天来看我当年这种“退一步”的解脱想法,也有几分道理。其实婚外恋便有种业余的味道,而婚姻家庭则是职业的性质。中国有句老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妓、偷和偷不着的心理都是业余活动。“家花不如野花香”。这个“野”字也有业余成分和性质。  以后我同物理学的关系就保持“偷”和“野”的关系吧!  当时我也只有这样来宽慰自己。同别人商量有打成反革命集团或“裴多菲俱乐部”的危险。在那个年代,这种不正常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伤害得太多。我养成了“独来独往”、“单干户”的习惯。  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来看我当年的那次“壮举”,对吗?  没有错!因为我不是胡来一气。作为个别的特例,应当让我转系。刚进大学一两年,不应分系。读了两年再分系、分专业。要求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在高中毕业后作出一生道路的最后选择,而且今后不得改变,这是冒险,赌博,至少是轻率。  允许转系是给学生一次真正“发现自我”的机会。人的本质是在他所追求的对象上面显示出来的。——费尔巴哈的话不错。  '返回目录'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1)
在人类精神苍穹底下,我开始习惯眼望闪电,耳听惊雷。这一回的雷鸣闪电来自生物学。我越来越感受到:  思想、观念就是力量。比起知识,思想、观念更为有力。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智慧。  我爱思想、观念远远胜过爱知识。  一、 从门缝看地质学  有一天,从苏联学者写的一本《地质学教程》中我读到林耐一句格言:“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  如果说,阿芳是王先生的女儿,这句话肯定不会触及我。  看来,我喜欢把大自然人格化。  为了跟踪追迹,我查了德、英等大百科全书,知道林耐(C.Linnaeus,1707—1778)是瑞典植物学家。其中他有两本书的题目引起了我的兴趣:《植物学的哲学》、《自然体系》。  光是“植物学”,对我的触动不会很大。一旦同哲学合在一起,便会引起我的深深共鸣——这是我当年的一大特点,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就像一个既抽烟又贪杯的人一看到“万宝路”和“茅台”,大脑有关神经系统便会作出相应的强烈反应或条件反射。  那句格言便是出自林耐的《自然体系》,1737年。英文是:“The Stony Rocks are not Primeval, but the Daughters of Time.” (坚硬的岩石不是原封不动的,而是时间的女儿)  英文说得全面,是林耐的原意。所以从学生时代起,我对中译本就持怀疑态度。做学问不能靠译文。它只能作参考。有些经典著作,最好拿两个版本来参照着读,特别是一些重要概念和句子,否则会误人子弟。  这种习惯是我在北大养成的——这也是普朗克这个命题的体现:“从相对到绝对”。我想方设法尽量接近“绝对”。  林耐这句充满自然哲学智慧的格言引导我推开了地质学的大门。严格来说,仅仅是把大门推开了一条缝,透过缝,我瞥见到了一些叫我惊叹不已的东西。  我看了好几本地质学方面的书,是挑选着看,仅仅是为了接受些“地质哲理诗”的熏陶和洗礼,帮助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走向“世界哲学”,不能没有这“气”。其中有这样两本:《Charles Lyell and Modern Geology》(莱伊尔和近代地质学);《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eological Sciences》(地质科学的诞生和发展)。  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北大的确是读书的好地方!我愿在这里待上10年,读10年书,每月只领取14元5角的助学金,物质生活只要求维持在温饱水平!  从阅读中,我知道,不仅岩石圈,就是大气圈、水圈、生物圈……乃至于整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和宇宙,统统都是时间的女儿。  悟出这一点,我的内心有种亮光,并嘲笑、鄙视当时的政治运动。我意识到:坏政治是暂时的,自然法则是永恒的。  我的内心是一片宁静,不再受外界愚蠢、荒诞和邪恶的干扰。显然,外界是非理性的、病态的,而我的内界是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从地质学的一线门缝里望去,我看到:河流和岩石,海洋和大陆,都经历过各种变化;但指导那些变化的规律以及它们所服从的法则,始终是相同的。(The rivers and the rocks, the seas and the continents, have been changed in all their parts; but the laws which direct those changes, and the rules to which they are subject, have remaincd invarially the same.)  按我的理解,这正是大自然的“至诚”。  这正是“至诚者,天之道也”。(唐朝,李翱)  苏轼有言:“天不容伪。”  “世界哲学”安放在地质学原理上是可靠的。这才是懂得“天高地厚”。  按这条思路跟踪追迹下去,我必然会对古生物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发生浓厚兴趣。当然仅仅是把大门推开一条狭窄的缝,往里面的王国投以一瞥。心理动机只有一个:孩子般的好奇心。  二、 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和圣希兰的《解剖学哲学》  植物学还有哲学?!动物学还有哲学?!解剖学还有哲学?!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富有童心(我一无所有,只有童心)的人来说,我的大脑神经系统作出三个特大惊叹号是符合逻辑的。  我喜欢18、 19世纪的欧洲学者,他们偏爱把自己的学问同哲学挂钩,这样整个认识层次便上了一个台阶。(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开始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估计这是牛顿深远影响的缘故。牛顿把自己的代表作称之为《自然哲学数学原理和他的世界体系》。我对这个书名有种敬畏和肃然起敬感。尤其是站在该书的英文名字面前(每个开头字母大写),我的敬畏心情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界: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and His System of the World.  '返回目录'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2)
我这种大脑有关神经系统的反应既来自我的天性,也来自我在北大接受到的教育。这种反应和我对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中“钢琴同整个乐队对话”的反应是属于一个性质。没有这种反应,我便不可能走向觉醒。没有这种反应,我的脑壳便不开壳。  牛顿还有一个习惯:他把物理实验称之为“实验哲学”,也给了我美好的、崇高印象。不要小看了这一个术语,它在当年对我洗礼、启蒙和正面的冲击足抵得上北大任何一位名教授。  《动物学哲学》据我所知,这部经典我国至今没有中译本,而日本早在20世纪初便有了日文译本。一百多年来,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主要是靠翻译起家的。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日本是西方文明最好的学生,是高材生。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后来是西方的学生。光这个书名给予我的就是一种神圣、高贵的冲击。  我不懂法文。当时我读的是英译本:《Zoological Philosophy》。北大图书馆又有收藏!记得盖了“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印章。在书中,拉马克在扉页中谈起他的研究动机,引起了我的共鸣(同书中伟人产生共鸣是我6年求学时期最主要的经历):  “观察自然,研究她所生的万物;追求万物,探究其普遍的或特殊的关系;再去捕捉自然界中的秩序,把握她进行的方向,握住她运作的法则……这等工作……还能给我们找到许多最温暖、最纯洁的快乐,以补偿生命场中种种不能避免的苦恼。”  这后一句,尤其给了我安慰。逃向大自然是我当年倔傲抗世的方式。我只能走这条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有这个传统:“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我也不例外。  拉马克(1744—1829)是法国人,进化论先驱。他有句格言给了我深刻印象:“大自然就是时间。”  意思是:大自然创造万事万物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他说,大自然的动作很慢,她非得用悠缓的时间去完成她的大业不可。生物进化便经历了漫长时间。  毕业前夕,我还给上帝下了一个定义:  上帝—大自然=时间+空间  “上帝—大自然”是个德文术语:GottNatur。拿掉时间和空间,上帝便消失了。上帝用时空搭建大舞台。在台上,他一边创造一边毁灭。  圣希兰(E.G.SaintHilaire,1772—1844)的《解剖学哲学》同样给了我智慧。他的专业是脊椎动物学。他和拉马克都是这类思想家:一方面注意观察,看重事实;另一方面又善于从大量事实中抽出普遍法则,追求哲理。从我的学生时代,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我偏爱17、 18和19世纪的自然科学家追求自然界的普遍法则。记得1806年有位法国生物学家说过:真正的植物学家理应去追求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的永恒真理。  今天自然科学家的哲学倾向、气质和色彩比以前少了,淡了,我认为是退步。我建议把古生物学叫“古生物哲学”;把实验物理叫做“实验物理哲学”;把解剖学恢复到“解剖学哲学”,为的是在人心中激起一种神圣、崇高和庄严的感情。  圣希兰仔细解剖了各种脊椎动物,并作了比较。他发觉大自然是根据同一法则去创造一切生物的。主要、基本原理不变,只是在一些次要地方作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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