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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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是个很重大事件。尽管后来我并没有成为柏拉图学者，但我一直是柏拉图哲学的信徒，直到今天。 西方学者认为，柏拉图思想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源泉。西方两千五百多年的哲学，皆可归结为对柏拉图的注释和阐发。西方哲学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但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非柏拉图的。 记得１９５９年寒假，我在同温德先生交谈中，曾顺便谈起柏拉图。当我从书包里拿出Ｒ．Ｓ．Ｂｒｕｍｂａｕｇｈ的专著《Ｐｌａｔｏ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柏拉图的数学想像）的时候，他只发出了一个惊叹号：“你在读这种书！” 当我拿出Ｊ．Ｂｕｒｎｅｔ的《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ｍ》（柏拉图主义）一书的时候，他又“哦”了一声，也有些出乎他的意外。 其实，我这点进步同两年来西方古典音乐的启蒙是分不开的。古典音乐营造出来的“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的心理大背景帮助我走进柏拉图主义和他的数学想像。 那天，我一口气聆听了五首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尤其是其中第２０号，ｄ小调， Ｋ．４６６和第２６号，Ｄ大调，Ｋ．５３７。 ３０多年后，我把我这些感受和理解写进了我的书《莫扎特之魂》（１９９１年，上海音乐出版社，４１万字）。 无意中掉进心灵土壤和犁沟中的种子在３０多年后才破土发芽，最后长成为一株大树。如果九泉之下温德先生有知，他也许又会发出一声惊叹：“哦！” 柏拉图强调数学培养政治哲学家的独特作用，因为数学能把人的心灵提升到最高的理性认识。今天来看，如果当年我国最高领导人懂点数学，就不会犯“大跃进”的错误，到处刮浮夸风，报纸上登出诸如“红薯亩产６２万斤”的特大新闻；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便不会横遭批判，一棍子打死。因为一天之内，１３亿张饥饿的大嘴巴吃掉的粮食便需要１万节以上的火车车皮装运！如果懂点数学，才会看到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可怕后果！ 柏拉图学园重视数学知识的传授和研究，特别是几何学。 在学园中，柏拉图作过“至善”的讲演。听众原以为柏拉图会讲到财富、健康的内容，但听下来却只字不提有关财富这类常人所关心的东西，只说数、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因为善的东西也是美的东西；善是美所追求的目的，善是美的原因。而“美又是善的父亲”。 数学的和谐美也是原因，善是美产生的结果。 这些观点对当年处在孤苦无告、穷困之乡的我，无疑是一种珍贵的慰藉。我知道，思考数学、理论物理学和自然哲学不需要复杂、高深尖的仪器，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和一个善于思索的头脑。 是的，一个人若能激赏数学的美和音乐的和谐，他的心灵必然就是善的。 ＇返回目录＇
数学王国的神性（6）
四、 罗素和他对数学真理的追求 按我的探索路线或轨迹，我走近、结识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 １８７２－１９７０）是逻辑的必然。读他的书，是我在北大求学期间一件大事。他的论著给我一种“夜深鹤透秋空碧，万里西风一剑寒”之感。正是罗素把我的精神世界提升到了一个较高境界和层次，进一步远离了平庸和浑浑噩噩。 罗素说，数学真理才是“永恒的真理”。人们能够追求“永恒真理”，途径就是研究数学。 数学的真理不是针对具体、个别的事物，而是针对普遍世界的。这样的真理不仅比涉及的人事要伟大得多，就是比起将来有朝一日会自行毁灭、寿终正寝的太阳系也要伟大得多。因为数学真理是永恒的。 “我一想到数学，我的崇敬之心便油然而生……”罗素如是说。罗素一再嘲笑哲学家太懒不研究数学，或是太笨不懂科学。——这嘲笑曾深深触动我，当时是１９５９年，我２１岁。 罗素企图在宗教、数学和科学中去寻找与个人无关的客观和永恒真理。 当年的我，读到这些段落，如同在黑夜落入茫茫大海许久之后突然发现离我仅５米远的地方便是一个安全的小岛，这时黎明的曙光开始临照这座平和、宁静小岛的上空…… 罗素教导我把对数学真理的追求看成是对人世间的种种混沌和荒诞的一种超脱。不仅如此，而且也是上帝和宗教的代用品。这很适合我的情况。 于是罗素成了我的至爱亲朋。１９６０年我认真、比较系统地读他的书，并且弄了一个读书笔记本，冠以标题《Ｂ．Ｒｕｓｓｅｌｌ研究集（１）》。１９６１年５月毕业前夕，我还专门去北京图书馆阅读他的新作《Ｍ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我的哲学发展，１９５９年英文第１版）。在本子上，我还把该书的书号抄在左上角：北京图书馆，Ｂ１６４９／Ｒ９３Ｍ９１，今天我把读书笔记中的一页也附在这里，作为对我在北大求学时期“自我教育”的一种怀念。 书后有篇伍德的研究文章：“罗素研究——关于其发展研究”伍德（Ｗｏｏｄ）引用了罗素８０岁生日的回顾（原文见图３）： “Ｉ ｗａｎｔｅ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ｗｒｏｔｅ ｉｎ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ｄ ｏｆ ｗａ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ａｎ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ａｉｔｈ．”（“我那时需要的是确定性”，罗素追忆道，“就像人们需要宗教信仰那样。”）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ａｌｌ Ｒｕｓｓｅｌｌ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ａｎ ａｌｍｏｓ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ｒｕｔｈ……”（我相信在罗素所有工作的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目的，那就是以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激情去寻求某种真理……）这便是独立于人类的、绝对的真理，也是柏拉图所说的“至善”。 处在反右后的北大恶劣环境，我特别需要用罗素的哲学观点来指引我。我想步他后尘，踏上智慧之路，从数学、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中去寻找“确定性”。外界环境越是混乱、###、乱哄哄，我的内心或灵魂就越渴望确定性。因为２＋３＝５是永恒不变的，不论何时何地，数学真理都是永恒的。 读高中的时候，若是我有这样的觉醒，对数学真理的伦理价值有这种认识，我会决心报考数学系。 五、 不是幕落的时候 毕业后，１９６１年９月我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数学”这颗种子已经落进了我的心田，正在冬眠，等待时机。１９６２年我开始萌念，朝“生物数学”（Ｂｉｏ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方向发展。 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８月，我被抄家，批斗。９月，我决心系统自修数学，从平面几何、代数和三角开始，然后是微积分，做习题。不做习题，等于纸上谈兵。 我是被“逼上梁山”。因为别的书都被打成“封、资、修”，有毒，不能看，我只好读数学。 １９６８年４月，我刚从关了我半年的牛棚放出来，便迫不及待地开始重读辛钦的《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上册》。在第２１页，我在书上的空白处偷偷地写下了读后感（见图２）： 《无穷小量》这个概念如果只停留在纯数学理论上，那你是很难窥见其力量的。但是，如果它一旦用来描述自然现象或自然过程，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个观念所包含的伟力。而且纯数学同自然现象或技术过程紧密地结合，还能带来其他许多好处。例如，这种结合使得纯数学概念获得了生动、具体、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形象，从而使人们窥见到了《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的一丝微弱的反光，便是其中一大好处。６８．４． 这段读后感对我很重要。我想作如下两点解释： １． 这段文字预示了８０年代我大规模创作的到来。这里只是一个苗头，胎观，它来自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之交的北大，来自数学系图书馆的“白日梦”（ＤａｙＤｒｅａｍ）。 ＇返回目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数学王国的神性（7）
２． 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是个德文术语，意思是“上帝—大自然”。这就是德国的泛神论。走近“上帝—大自然”是我在北大求学时期最主要收获之一。在我的“哲学世界观”中，它是一个核心概念。在我的内心碉堡中，它又是奠基石之一。 当年我自修、走近数学世界不是为了当数学家，主要是为了走近“上帝—大自然”。因为大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符号系统写成的。上帝喜欢说数学这种“普遍世界的语言”。 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是“上帝—大自然”（中国古人则习惯用“天地”这个术语）的代言人。 朱熹有言：“天地不会说话，倩（即借助、通过的意思——赵注）他圣人出来说。” 这便是我读圣贤书的主要理由。 其次，我走近数学也是为了逃避现实。数学成了我的洞穴，有种安全感。 １９６９—１９７５年我在海边放羊６年，偷闲做了一千多道习题，包括微积分、微分方程、复变函数论和概率论。这样，我在“世界哲学王国”便多少有了一点发言权。因为我追随柏拉图和罗素的信念：不懂数学，无以言“世界哲学”！ 数学和自然科学使我多多少少懂得了一点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这对我走在通往“世界哲学”的智慧大道上是非常重要的。 ＇返回目录＇ 。。
读伟人传记（1）
在校６年，我读了许多伟人传记。归纳起来，主要是来自三大领域的巨人：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哲学。 这些巨人的生平和工作大大促进了我的成长，尽早摆脱了我身上的昏沉、平庸和愚昧。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多大的创造力，从而拔高了我。 伟人是座高山。他耸立在我们面前，对我们是种生命的演示，示范，也是一种挑战，一个命令句： 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跪着。 站起来吧！ 读多了，这个命令句便越来越清晰，时常在我内心回荡。 “站起来吧！”——这个命令式渐渐便成了一种“人生使命感”。内心永不会陷落的碉堡的灵魂，说到底不是别的，而是内心有团“人生使命感”。 古今中外，一切伟人有个共同点： “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做？”（明朝，吕坤） “人生一世间，所忌立志卑。”（宋朝，戴复古） 朱熹更是一语道破：“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苏轼也是一语胜人千百：“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志气是统帅，有如朱可夫元帅；才华和勤奋是百万苏联红军。 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我提供了几乎应有尽有的传记。 只要我在大英或德国百科全书中看到我所感兴趣的某个伟人，再去图书馆目录柜查卡片，９８％都能满足我的求知欲。 所以我特别满意北大图书馆的雄厚实力。何况它有两三套不同的目录卡，来自老北大、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属于不同系统。这里没有，那里必有。 不仅有德文原著，还有英译本。常常我把两个版本同时借出来，相互对照着阅读。一来可以提高我的德、英文水平，二来可以加深我对论著的理解。这就好比有个英国人在旁边替我解释德文。反之，若原著是英文，有德译本，就等于有个德国人为我解释英文。好几年，这样的名著阅读着实让我过了把瘾。 我常常能听到自己大踏步前进的脚步声。 我养成了沉思默想的习惯。这是对生的沉思，而不是对死的默念。当时我只有２０—２１岁，不会过多地思考死亡的意义，尽管每个伟人必然地都有一死。 １９世纪末奥地利伟大物理学家玻尔茨曼（Ｌ．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１８４４—１９０６）的生平和工作深深打动了我。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发现的一个公式（玻尔茨曼公式）刻在墓碑上尤其给了我难忘印象：西方人用这种方式来赞美死者一生的最高成就，真是绝了！ 我没有去山东造访过孔夫子的墓。在他的墓碑上，应刻上什么？若是要我选择呢？我建议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司马迁呢？在他的墓碑上刻什么？ 我建议刻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当时我已经感受、体认到了司马迁的胸襟和气魄；也开始分清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哲学；什么是历史学家，什么是历史哲学家。 两者有区别，属于不同层次。历史哲学家高于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注意史料，重事实；历史哲学家在史料、事实的基础上或大前提下去揭示历史运动总体结构的律动、规律性和普遍法则。 后来，我读到雅斯贝尔斯（Ｋ． Ｊａｓｐｅｒｓ）的《历史的起源和目的》（Ｖｏｍ Ｕｒｓｐ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Ｚｉｅｌ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一书，更坚定、明确了我的上述区分。 雅斯贝尔斯同黑格尔一样，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书中写了一篇“导言”，标题便很哲学： “追问世界历史结构”。 单纯的历史学家决不会这样去鸟瞰世界历史，这样去见树见林，这样去概括、提炼和上升。其实，“追问世界历史结构”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种架势、姿态都属于同一个层次，只不过表述方式不一样罢了。 试图用一句话写在死者的墓碑上，高度概括他的一生成就，是一种很好的练习。当我还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在做这样的练习。每当我读完了一本传记，合上书，我就在琢磨这样的练习，而对课堂上的作业则是淡然置之，经常不交练习。班长潘子立常来催，他也不好意思，我也尴尬。 我的个性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