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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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属于尘世，属于不喧闹、分贝很小这种物理性质。宁静属于天国，属于宗教范围，同分贝的数值关系不大。即使外界很嘈杂，乱哄哄的噪声不绝于耳，内心仍然能保持宁静状态，这才是真功夫，真正的哲学境界。 肖邦的夜曲很诗意，很幽静，只有尘世的梦，少有神性。因为这只是安静。可见宁静的级别高于安静。——当然，这是我后来才体验出来的。不是“第一课”，而是到了“第三课”。 肖邦夜曲的安静不能把我引导到哲学王国沉思默想的宁静境界。当时我更需要对天地人神的冥想或凝神默想。 我记得那年年底的一个夜晚，我听了一个晚上的宗教音乐：巴赫的《马太受难曲》《ｂ小调弥撒曲》；亨德尔的《弥赛亚》；贝多芬的《Ｄ大调庄严弥撒》。 我的内心感受是难以言表的。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宗教经历。它来自音乐。后来在我的人生之旅中，曾有过多次宗教性质的感悟。 那是宗教感的“第一课”。（又是“第一课”） 一点多钟，温德先生在对面的长沙发上睡了。我悄悄地开了门，不辞而别。哦，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整个朗润园静极。荷塘、石板桥和周遭的树木、竹林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有种神圣的宁静弥漫。这时，我突然记起白居易的两句诗：“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夜雪》） 经过未名湖的时候，我久久停在一处不动。肉耳和心耳好像还有巴赫和亨德尔的宗教音乐在回荡，缭绕。 我突然觉得用我的听觉、味觉、视觉和触觉已经体验、品尝到了一个“静”字。 其实今天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界，严重欠缺这个“静”字。既没有外在的“静”，也没有“内心的静”。而后者更重要。 是的，静有等级。宁静最高级。“内心的静”便是宁静。宁静是种力量。这力量要用心灵去感受。因为它不是马力。我们时代的马力还不够吗？反而是马力太多了，宁静的力量太少了，太微弱了。 毕业前夕，我才明白，科学、艺术和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敬畏和宁静。 我记起有句德文：“Ｄｉｅ Ｓｔｉｌｌｅ ｖｏｒ Ｇｏｔｔ”（在上帝尊前的静穆）。——这才是最高层次的宁静。 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哲学、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极玄之域，都是“在上帝尊前的静穆”。 “在上帝尊前的静穆”是人类智慧的开端，也是它的终结。 难怪唐代道士司马承祯说：“静则生慧，动则成昏。” 东西方哲学家都强调“把我们的快乐完全限于自己的内心”。后来我读到南宋哲学家陆象山的号召：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谁欺得你，谁瞒得你？” “内心的宁静”，正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必然结果。而西方古典音乐的本质就是促使、引导你收拾精神，向内用力，自作主宰；就是“导向内心”的音响诗哲。 “导向内心”是个英文术语“ｉｎｎ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ｅｄ”，是１９６０年我从温德先生书架上一本心理学著作中读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术语。在那个危机重重的时候（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一切“导向内心”的事物（科学、艺术和哲学），我都去追求，为的是获得“宁静”。两次战役之间的间隙境界才是“宁静”。这是我下的定义。 西方古典音乐的价值在于它能为我营造一种心理大背景或氛围。追求“世界哲学”的人不能没有这种心理氛围。它与中国古诗、哲学、数学、物理……是互动、相互激励和互相营养的关系。比如：当我越是深入数学的本质，我对古典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就越深。——这是奇怪的，微妙的，却是事实。 久久站在大雪纷飞的未名湖边，我突然觉得还欠缺晚亭夜半残钟声。如果这时有疏缓的钟声回荡，我的收获必然会更大些。 走回宿舍楼已是深夜一点多。 在走廊里碰到同屋同床（上下铺）的王熙敬（山西运城人），只说了一句：“开夜车这么晚！” 轻手轻脚爬上我的上铺，睡不着。我需要消化刚接收到的大量信息，包括燕园的夜寒湖悄静，雪压一片竹。 我至今也忘不了那段充满大小惊叹号的峥嵘岁月。 特点是理科和文科齐头并进，构成海陆空立体的多向度，不拘一格，自由出击。 自这以后，“宁静”、“静穆”便越来越成了一个哲学上的概念。这发端于政治、社会学领域，人斗人的外界环境步步把我逼向自己的内心去觅寻精神上的宁静，渐次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当然，若是我不去阅读有关书籍，光凭自己的一点感受和经历是不足以上升到哲学的。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满足了我的需要。 佛教哲学的“四禅心不动”便是哲学层面上的“宁静”！ “息依身心，四禅心不动。”（《成实论》）意谓：修习禅定共有初禅、二禅、三禅和四禅这四种境界。四禅为最高的境界。 按我的理解，宁静的最高层次为禅定。当年北大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环境非常有利于我去理解、追求禅定。 ＇返回目录＇
爱的目标大位移（4）
１９５８年，当我从《五灯会元》读到这一句箴言，我是如获至宝：“青山原不动，浮云任去来。” 我把自己的内界比作青山，外界的一切非理性（包括后来的十年文革）统统看成是浮云。 自１９５７年冬日朗润园以后的三四年，渐渐形成“禅定”的观念是我的一大收获。没有它，内心的堡垒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 扒开脑壳，感受和认识世界 因受到德奥古典音乐的伟大感召，我在德国文学史讲义上写下了这段短短的日记。因为它不涉及政治，所以写成日记没有危险。反右后，我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害怕被抓辫子、打棍子，即使是日记中的一句话，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叫你成为现行反革命。 其实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扒开了自己的脑壳。 刚跨进校门，我的脑壳是封闭的，不开窍；毕业时走出南校门，我的头脑是开放的。 扒开脑壳需要借助外来的力。——这就是贝多芬音乐对我的成长的关键性意义。我特别喜欢贝多芬音乐中的如同军号一般的嘹亮声。在《第九》《第三》《第五》，以及他的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中，贝多芬的军号嘹亮用得最好。那是在急风暴雨中同命运抗争的力。 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需要贝多芬的“力”为我开山辟路，只是“力”与“和”的顺序有些变动：北大时期是：贝多芬的“力”＋莫扎特的“和”；今天的我则需要：莫扎特的“和”＋贝多芬的“力”。 这区别已是我一生的心路历程或精神轨迹。 西方古典音乐的风骨和格调，它们营造出来的氛围，特别适合我成长或觉醒。因为哲学的本质不是给予，而是唤醒，只是唤醒。西方古典音乐扒开了我的脑壳，其实是唤醒了我的心灵，不再昏睡，浑浑噩噩。 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的力向我的脑壳作猛烈的一击，宣告我开始成为另一个人，向“世界哲学”的大道上走去。我在课堂上的专业——德国文学只是一个小圆。数学、物理、地质学和社会科学……也是小圆。 “世界哲学”是个大圆，它具有天地人神四重结构，它包容了一个个小圆。音乐、建筑、绘画、诗歌都是小圆。 以上这些是我后来的认识，不是我在１９５７年冬日的觉醒。 关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我还记起一件事：１９５９年是国庆１０周年，中央决定请东德“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来京演出《贝九》。这也算是同世界文化接轨，以示隆重。 记得那天全校同学都在收听那场音乐会。当时是由中央广播电台现场广播，学校在大饭厅周围安装了好几个大喇叭。 《贝九》音乐会开过后，中苏两党分裂已公开化。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越绷越紧，于是才有马寅初校长被迫离开北大；才有１９６６年的文革；才有贝多芬音乐被列为“资”；唐诗为“封”；许多优秀的苏联电影（如《第四十一个》）被定性为“修”。 四、 爱的目标大位移 对男人，初恋的本质是男性荷尔蒙去攻击一个女子，而且是原始本能的第一次，能量极大，尽管外表腼腆，羞涩。 自１９５７年反右后第一个寒冷的冬天以来，我开始无意识地、利用一次偶然机会把攻击矛头转向西方古典音乐，同时指向文科和理科广大知识王国。——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有个专门术语：攻击目标大位移或爱的目标大位移。 记得１９５８年我在大三讲义上写下了一句饱含着愤慨的内心独白（不久便涂掉了）：“我不再稀罕她了，我找到了广大的爱！” 这个她，便是我的初恋对象。爱是指泛爱，越出了情爱和性爱的范畴，转而是去爱世界，爱世界结构，同时去爱文科和理科，爱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庄子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在心理学上，“挫折攻击”（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或假说。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概念。这个假说是美国心理学家Ｊ·Ｄｏｌｌａｒｄ和Ｎ·Ｅ·Ｍｉｌｌｅｒ于１９３９年提出来的。１９６１年暮春即毕业前夕，我从北大图书馆借到他们的书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认识自己的行为根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一个人的欲望或动机不能满足，目的不能达到时，他会本能地向挫折源发起猛烈攻击。一般有两种方式： 第一，外显的或露骨的。 比如你有急事上楼，前面有两个胖子在慢吞吞地爬上去。他们挡了你的道（因为楼梯窄，他们又是并排着），使你受到挫折，这时候，你会恨不得将他们推倒！这就是向挫折源发起正面、直接的攻击。 再比如有一天，你去搭航班，飞日本。你的朋友开“Ｈｏｎｄａ”送你。前面有辆“大众”，时速还不到５０公里。你担心不能及时赶到机场，会脱口（至少在心里）骂一句（这骂的实质是向挫折源发起攻击）：“他妈的，你没有吃饭吗？你睡着了吗？” 如果你继续因“大众”堵上一分钟（只需一分钟），你会恨不得开着一台推土机把它推开，为自己开路。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极少数男子在失恋后会去杀害女方或严重伤害她（如毁容等）。这类犯罪案件常见于报刊。 ＇返回目录＇ 。 最好的txt下载网
爱的目标大位移（5）
第二，隐含或隐形的。 受挫折者并不直接向挫折源发起攻击，而是把全身心的能量集中起来去攻击他物。 女人则上街去疯狂购物。越是贵重的东西越要买。（买成了一种攻击行为）疯狂、贵重的程度成了报复、解恨的标志或符号。两者成正比。 当然今日的一些女青年则常用香烟头把自己的手腕烙成一个被烧焦的疤痕，表明初恋的失败，表明同负心郎作永久的决裂。因为疤痕是永久性的。 这种向自身发起攻击的行为多少带点江湖性质。女研究生和女博士生的初恋失败就决不会采用烟头攻击的方式。 不过我在大学三年级突然将长发剃成平头也是坚决向她作最后告别的一个符号。当我走进教室，德国文学史专家洛赫太太大吃一惊，说：“赵，你怎么啦？只有进监狱的犯人才理成这种发型！” 今天看来，平顶头这个符号毕竟很幼稚，属于低层次的攻击，同用烟头烧手腕的水平差不多。 男人在失恋后往往去酗酒、赌博，从不抽烟到一根接一根，精神委靡不振，被击倒在地，爬不起来。 极端的例子是自杀。 自杀的本质是向自身发起攻击。这攻击的能量和决心有多大啊！男女自杀现象都有。１９岁的我则向世界、向知识王国发起攻击。 首先是在无意中悲愤地敲开西方古典音乐神圣、崇高和庄严的大门。不久便毅然去冲破文理科的界线。 失恋的创伤越大，越悲愤，攻击的力度也越大。两者成正比。 当年我失去的是一个女生，获得的却是一个哲学的世界观，一个涵盖文理科的广大世界。“世界哲学”是它的精华，其中包括自然哲学。归根到底是天地人神四重结构。写成英文是：Ｇｏｄ · Ｎａｔｕｒｅ · Ｍａｎ（上帝·自然·人）。 这才是永久性的符号，比烟头烙下的被烧焦的伤疤要永久得多，也高级得多。所以什么样的人采取什么样的攻击方式。 在北大求学时期，对于我，爱的目标大位移是件大事。没有位移，就不会有我后来走向成熟。如果有来世，我愿我的初恋再遭惨败，然后再来一次爱的攻击目标大位移，决心干一番大事业。 用自杀的勇气去干一番事业便是“人生使命感”了。“人生使命感”可以造就一个人的终身康泰、坚定和幸福。 大把的金钱可以保证买到感官享乐，但不一定能保证买到心的坚定、康泰和幸福。因为金钱买不到“人生使命感”。这种感觉有一种神性，它只能来自一个人的内界。它没有标价。 毕业的时候，当我１９６１年８月走出北大，我已经是一个负有“人生使命感”的年青人了，尽管我脸上还有不少稚嫩或稚气，但骨子里或在精神构造上却是一名经历过枪林弹雨洗礼的战士。 五、 关于善的德国和恶的德国 自１９５７年冬，温德先生和我便成了忘年交。我估计他那年大约是７０来岁的样子，我是刚好处在１９－２０岁之交时期。 他是单身汉，日常生活由仆人照顾。他偶尔也备备课。遇上他忙，他就在小客厅的隔壁小书房打字，让我自己随心所欲地挑选唱片，自己放，自己听。当然他也听。他说，他最爱边听音乐边打字。 今天我还记得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和打字的声音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情景。温德先生对我说：“随时欢迎你来听音乐，不碍事。”（其实他内心有种孤独感） 这样，每隔两、三天我就去。寒假几乎天天泡在朗润园。不到半年，西方古典音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