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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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大大激怒了政治流氓康生，说：“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现在他挑战，应当迎战！” “马寅初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要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把他批倒批臭，调离北大！” 大概是１９５９年岁末，在北大临湖轩（校园最美丽的一座明、清时期风格的建筑）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康生 到场，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尽管我没有在会场，我可以想见杀气腾腾的气氛。 据说，马校长一言不发，始终冷眼相对在场的大小疯狗们。最后主持人问马寅初：“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 其实，即便是马尔萨斯的马又怎么样？！我后来懂得推崇马尔萨斯，说明我开始成熟了。 因１９５９年批判马校长，我从书本上认识了这位１９世纪英国杰出思想家。这是我北大６年的收获。我把马尔萨斯看成是我的智慧启蒙导师之一。书本上许多古今中外的伟人把我引上了“世界哲学”、探索“世界秩序”的康庄大道。马尔萨斯是其中一个。 临湖轩有组织、有计划围攻马校长的那次疯狗咬人的批判会刚结束，上百张大字报便贴在学生大小饭厅和马校长的住处——燕南园６３号。 记得大约是１９５９年岁末一个严寒的下午，我去过燕南园。本来，那是我经常散步的地方。我熟悉那里的竹林。北风吹来，大字报和竹叶发出响声，我觉得特别悲壮。 在中国诗歌中，竹林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尤其是唐宋诗人，咏竹的诗句是很动人的。诗人歌颂竹子的刚直、姿态潇洒以脱俗的品格。 元朝揭奚斯的《雪竹初霁图》颇动我心，诗人好像是在歌颂马寅初的品格：“虚心与直节，惟有太阳知。”元朝马谦斋的《咏竹》尤其是得我心：“贞姿不受雪霜侵，直节亭亭易见心。” 清朝郑燮的《竹石》更妙：“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才是马校长一生的写照！ 我联想到这些诗句并不奇怪，因为１９５９年前后的三四年是我迷恋中国古诗词的日子。苦难是我的导师，否则我就不理解中国古诗词在说什么，尽管我识得其中的每一个汉字，但当它们排列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语言符号结构的时候，我就不懂它的涵义了。 １９６０年的元旦过后，也是一个干冷干冷的日子，估计有零下七八度，我又去燕南园一带散步。北大６年，散步，到处闲逛，漫游，成了我的重要功课之一。我在北大养成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路过６３号马校长的住宅门前，看见有搬运工人在忙，进进出出。 “往哪里搬？”我好奇地问。 “城里。”工人回答。 后来我才知道，马寅初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退掉了燕南园６３号的住屋，于１９６０年３月３１日回到他在城中东总布胡同的家中。这年马寅初已是７８岁的老人。 后来我还在那一带散步，经过６３号，我会站在那个“人去楼空”的建筑符号面前呆上三五分钟。我觉得那里弥漫着一种悲愤，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大的不幸还在后头，是不曾料到的。 他还参加全国政协的座谈会。有一次他勇敢地直言：“为了国家，为了学术，为了真理，我请求给右派分子一律摘帽。” 不过在极左年代，摘帽的右派分子还叫“摘帽右派”，头上还有一顶无形的帽子，遇上政治运动，随时可以当活靶子，被揪斗，甚至被置于死地。 闲居东总布胡同的马寅初不免有种孤独和凄凉感。因为很少有朋友来登门拜访。陈毅是个例外。他说，他是受陈云的委托，专程来探望的。大约是１９６０年，对于新人口论，元帅兼诗人说：“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反右后的北大（10）
说出这番话可不容易啊！接着陈老总还说： “您受委屈了，希望您能挺得住，保重身体！” 据说，陈老总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言志的诗：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陈毅的来访，对马寅初是个很大安慰。 “四人帮”倒台后，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思潮势不可挡。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访了马寅初，并写了一份内参，上报中央： 从１９５９年马寅被批判而免去职务起，至今已经２０年，这期间，他一直闲在家里。他的家属也因他的问题受到影响和歧视。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北大一些曾经主管和批判过马寅初的同志认为：马寅初是国内外知名人士，他提出的“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等问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当时对他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因此，对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尽快进行复查，予以平反，公开恢复名誉。这样做，不仅对马寅初本人和家属是落实党的政策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国内、国际上都会产生很好的影响。 不久，陈云和胡耀邦便作了批示，认为应当平反。 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前往东总布胡同３２号探望马老，并传达了党中央的意见：“１９５８年以前和１９５９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要为马寅初恢复名誉的消息。当时我特别关注这种消息。几乎被人遗忘了２０年的“马寅初”这个名字重又出现在中国人的议论中。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批准任命马寅初为北大名誉校长。 多好的“拨乱反正”啊！ 我们的老校长又回来了！ 在这之前，即８月５日，当年批判马老最卖力的打手《光明日报》发了一条“编者按”给了我难忘印象：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９日，本报在那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理论权威”的指使下，首先向马寅初先生正确的理论发难，先后刊登了几十篇文章，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进行了种种污蔑和攻击，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本报今天继续发表文章，就是为了消除这种恶劣影响，给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 ９月１５日，北大领导和师生代表专程来慰问老校长。９１岁的老人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了！ 人是地球上惟一会笑会哭的动物。哭有许多等级。 婴儿呱呱落地，初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由于恐惧，不习惯，预感到自己会受苦受难，他才放声大哭。这哭是一种符号，属于哲学层面，深刻得很。这哭声将会以一种很隐蔽的形式贯穿人的一生，包括李白的“太息”，歌德的“世界太息”（ｄｉｅ Ｗｅｌｔｋｌａｇｅ）。 出生后，满月的婴儿哭啼要吃奶，属于低层次的哭。因为母亲的奶头一放进他（她）的小嘴里，孩子便不再哭。 高考落榜，名落孙山，Ａ哭了。这哭的级别也属于低层次。因为第二年再考，Ａ考进了北大，他不哭了。 马寅初的老泪纵横属于较高层次。这哭不属个人或私人性质，而属于一个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民族受２０年委曲的严重事件。 它表明人治开始结束，法治开始提到了议事日程。 马寅初的哭，其发泄效果胜似向全国发表一次演说。 其实，２０个春秋寒暑，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在孤军奋战。北大精神是不孤单的。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 １９７９年是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第二年。那年深秋，我从建国门外回到西郊，特意经过东总布胡同３２号马寅初的寓所。图为经济所的Ａ先生曾指给我看过老校长的屋。当时我停住了脚步，内心升腾起了一种深深的敬意。（远不止是当年的学生对校长的“硬骨头”的肃然起敬。） 平反后的第三年即１９８２年５月，马寅初逝世。他毕竟还是幸福的，因为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真理和正义战胜了谬论和邪恶。陈毅元帅的话是对的：“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凡是发生过悲剧的地方，世界哲学的深深脚印就会驻留在那里，摧人成熟，走近真善美。 权势，以力压服人，只能猖狂一时；而真理却可以与日月星这三光争辉。马寅初的铁骨铮铮和他的“新人口论”是一个真正大写人的有关人的思考。中国古人有言：“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马寅初是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个人”或者说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因为他的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哲学思想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中国人口得到有效控制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它属于世界性事件。 马寅初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最早意识到“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可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对中国是个致命伤，对世界又何尝不是？！ ＇返回目录＇
反右后的北大（11）
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觉悟到了这个致命伤。整个民族因他的先知先觉而觉醒。——这才是杰出人物或头脑对国家、民族和世界的独特贡献。 关于“世界历史人物”，黑格尔说，他的言行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言行。今天回过头去看马寅初的新人口哲学和他的战斗精神，不正是这样吗？他担任北大校长是当之无愧的！我为我曾是他的学生而无比自豪！ 六、 田鼠及其深深的洞穴 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应的思想，同时也有与该思想相联系的词汇。 反右后的北大，用这样的词汇来刻画我的心理处境或生存状况是准确的：田鼠和它的深深洞穴。 这就是典型内向型的性格了。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和思想史上，人们经常用这样一个词汇来刻画与时代相应的思想：隐居或退隐。 我在这里没有用“隐居”，而是用了“田鼠及其深深的洞穴”。我把我自己比喻、形容成一只受伤的田鼠。为了安全，不受伤害，我只有深挖洞。洞挖得越深，我就越觉得安全。——心安。 比如我喜欢走小道。回学生楼２８、 ４０斋明明有大路，别人都走大道，而我宁愿多走弯路，走小路，为的是不同他人相遇。这种心理其实是田鼠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田鼠害怕阳光，对阳光底下的现实世界保持高度的警觉；对月光和星光则表示亲近，有种回到家里的安全感。反右后，我在北大读书，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挖了一个很深的、藏身心的洞。其实我这本书的主题是回忆我挖洞的故事。深挖洞就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这两种说法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我闯进数学的哲学基础、物理学、生物学……，都具有深挖洞穴的涵义。 反右前，我们系也安排了中国文学史课程。但我对中国古诗词不感兴趣。它进入不了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对中国古诗词的境界压根就不产生共鸣。因为我的内心没有与之共鸣的土壤。反右后的我，加上初恋失败，觉得很孤独。由于我的初恋很认真，很投入，没有一丁点玩世不恭的成分，所以受到打击伤害很大。在今天不少大学生看来，我当年的初恋失败算什么？伤口致于那么大吗？致于那么内出血吗？是小题大做吧？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反应。我想起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马塞尔（Ｇ． Ｍａｒｃｅｌ， １８８９—１９７３）。他从小就经常随父亲去各地旅行。后来，在他的哲学思考和论著中，旅行便具有哲学层面的涵义。这里有两点： 第一，他把人生类比成一段旅程。其实中国古人也说：“夫生者行也，死者归也。人不能久行而不归。” 第二，在瑞士和意大利，当他看到天下独绝的风景时，他说他的感情在本质上是“宗教的”。 今天我们许多人也旅游。试问我们有几个人能像马塞尔对旅游作出上述哲学层面的反应呢？可见人与人都在同一个太阳、月亮和星空下生存着，但反应不尽相同。 后来我才知道，孤独原来是一种最好的营养品。 对有些人，孤独是可怕的，它足以摧毁一个人；对另一些人， 孤独却能催他成熟，走向“世界哲学”，成为哲学导师。 我开始对古诗词中的“孤”、“独”和“隐”等汉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之共鸣。比如：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 绝、灭、孤和独这四个汉字经诗人排列组合在一起便构筑了一种“隐”的意境，于我就是一个安全的洞穴。反右前（包括高中时代）我已经读过《江雪》，但引不起一丝半点共鸣。反右后才有共鸣产生，而且很深。 再就是柳宗元的这两句：“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这种意境刻画了我在反右后的心情或灵魂状态。对于我，这十四个汉字排列组合在一起是一种心灵的安慰。 总之，对那些测之无端、玩之无尽的千古绝唱，我特别感兴趣。如：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壮士心飞扬，落日空叹息。长啸出原野，凛然寒风生。”（李白） 开始的时候，我是从政治社会学这些较低的层面对中国古诗词产生共鸣。后来便渐渐演变、上升为哲学的深层面，同政治社会学（比如反右等政治运动和个人的遭遇等）无关。这是成熟或进步的标志。 不过，这里有一个特点： 我迈出第一步，走向“世界哲学”（Ｗｏｒ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