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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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后的北大（7）
健全的头脑只持续了几个月。１９５８年１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突然来个急转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一些好嘛！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再说。现在不要怕人多，是地大物博嘛”！ 其实五十年代这种观点一直占上风： “社会主义没有人口问题。” 我记得很清楚：１９５２和１９５３年为了全面向苏联学习，我们也提倡“英雄母亲”。就是说，谁生了五六个孩子就是“英雄母亲”，生得越多越好。这种思潮在二战后的苏联是对的。因为苏联人口总数因战争而锐减。今天的俄罗斯人口也在减少。对一个民族和国家，人口太少或太多都是灾难。太多是过犹不及。国家最高领导要听取人口学家的意见，掌握人口总数的“度”。 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我们提倡“英雄母亲”是个灾难性错误。 １９５８年２月，马寅初和邵力子在人大五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节制生育问题。这时候，新人口论同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冲突，被碾得粉碎的一方，只能是马寅初。 １９５８年４月，毛泽东提出了有关人口的重要命题：“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毛泽东提出这个命题估计是出自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这时候在他的头脑里正在酝酿赶超英美的“大跃进”。在工业生产和科技力量大大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只能依靠一个绝对优势：人力。毛泽东说：“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这么多人吃了饭干什么？要干事，无非是工业、农业、文化技术这一套，在这方面赶上一些国家。”又说：“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当看到人多是好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犯错误、永远正确的人是没有的。如果有，那只能是神，不是人。很遗憾，许多年党内造了一个“神”，结果出现了一个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时代，直到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才基本结束。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也有失算的时候。最伟大的战略家也不可能事事正确。把破坏一个旧世界的经验完全照搬到建设一个新世界来是危险的。人的知识结构要与时俱进。而毛泽东那时候似乎容不了同他抵触的意见。庐山会议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人口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他也听不进不同意见。——这才是马寅初悲剧的根源。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且后患无穷，直到今天，还有明天。 １９５８年５月４日是北大６０周年校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突然撕破了脸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 在北大校园，这仿佛是一次八级大地震，尽管当年政治运动不断，批判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把矛盾直接指向德高望重的马校长毕竟是件大事，引起了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大不安。许多人摸不准这场风暴究竟来自何处？是谁的指使？几乎每幢学生宿舍楼都在议论，但又不敢多说，怕自己的言论偏离社会主义。言多必失。 反右后的北大学生意识到：赞成计划生育是反动言论；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才是社会主义。 过了几天，全国不少报纸开始批判马寅初。《光明日报》成了急先锋，成了打手。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北大召开了纪念党的生日大会。比陈伯达职务还大、还要权威的康生在北大主持了批判马寅初的一次会议，说明批判已经升级。 康生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当然这段话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不可能在场） 马寅初生性就是个从不在权势面前低头、投降的硬汉子。１９５９年第１１期《新建设》（在当年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他的文章“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后面还一并刊出了他的两个“附带说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马校长写道： 据去年７月２４日和１１月２９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二百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８０，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只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根据我的记忆，马校长的这个简短“附带说明”被人（不知是谁，这在当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小饭厅的南墙外，时间大约是１９５９年冬天。这时我已经开始走向成熟了。许多同学都读了这张大字报，深为马校长的英雄气概和坚持真理的胆识而偷偷地敬佩和叹服。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反右后的北大（8）
读到这份说明以及接触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我６年北大求学时期的重大事件之一。 我永远忘不了马校长这段话： “我虽年近８０，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这个“马”字出现在这里有多好、多悲壮、多英勇啊！——赵注），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我不止一次读了这段话，双眼有泪珠在夕阳底下闪烁。它说明我开始走向成熟，不再是刚走进西校门的那个赵鑫珊。我确信，千百个校友在这段话面前也像我一校，双眼已经被泪水弄模糊了。 如果有人无动于衷，他就不配做一个北大学子，不管他是读理科的，还是文科的。 当然左派分子也大有人在。今天他们该脸红，内疚！ 没有两三天，马校长的这张大字报被撕掉了。不过它却永远铭记在我和许多校友的心中。我把它的作者看成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我一直为有这样一位校长而自豪。这个事件对我的成长是重要的。为此，我想说明三点： 第一，当时我正在读物理学史。伽利略在１６３２年发表了新著作《对话》。他赞成哥白尼的学说：地球绕太阳在运动，而不是相反的宗教宇宙观。 这种代表真理的世界观遭到教会的迫害，伽利略第二次受审。这位７０岁的老人被侮辱，当众跪在地上，要他放弃“地动说”这一异端邪说。 当他缓缓站起来，嘴里却在嘟嚷着：“可是它还在动呀！”（它指的是地球）这句喃喃的自言自语表达了他内心的深深信念。 年近８０岁的马寅初也作了信念的表白，时间一前一后，相隔３００多年，一个在西方，另一个在东方；一个捍卫的是自然科学真理，另一个捍卫的是社会科学真理。北大６年求学时期，我识读了三个汉字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是真善美。追求真善美才是北大精神，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 第二，黑格尔说过：“因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立矛盾中挣扎出来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相互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示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 当年（１９５９－１９６０）我读到这段论述，情不自禁地偷偷拍案叫绝，也是我了解马寅初校长的一把钥匙。 第三，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的时候说，他的伟大多半要归功于他那个伟大而雄强的时代。至于他自己，歌德说：“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是所有现在才出生的人都不可能获得的。他们只能从书本上学习到上述那些世界大事……” 可见，一个人经历过一些重大事件（包括正面和负面事件，比如２００３年４、５月的非典便是负面大事）是一笔珍贵财富。有创造力的人会善于利用、消化这些事件，变成营养自己的绝好东西，使自己壮大起来。 在北大６年，反右，全校全国批判马寅初，都是重大事件，而且是负面大事件。亲身经历这些事件并不说明什么。重要的是能将这些事件消化、碾碎、上升为一种世界哲学。这也是平庸的一生和有创造力的一生的分界线。 也是大约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我读到一本有关贝多芬的评传（英文版，借自北大图书馆）。作者说：“像一切有成就的天才人物那样，贝多芬也是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逢有为之时。”（Ｌｉｋｅ ａｌ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ｇｅｎｉｕｓｅｓ， 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 对于我的成长，北大无疑是“有为之地”。因为反右、批判马寅初运动这些残酷的负面重大事件，北大都是风暴中心。反右及反右后的疯狂的岁月对于我的成长也是一段“逢有为之时”（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因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马校长的第二个“附带说明”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达衷心的感谢”，内容如下： 去年有二百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取过来，并在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中做了些修改（共７点），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论点——“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事中”的理论，也未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反右后的北大（9）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谢，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１９４９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马校长在这里所说的“另一位好朋友”是指周恩来。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１９４０年马寅初被蒋介石逮捕，先后被关押、转移到江西、福建和广西等地，１９４２年被押回重庆，周恩来发动社会力量，竭力相救。马对周十分感激。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下台。有鉴于此，周总理为爱护马寅初，特约他来谈话，好言相劝他不要过于固执己见，主动检讨一下，过了这关。 马寅初十分明白这是总理的一片好心，但在痛苦选择中，他还是选择了坚持真理、维护学术尊严的道路。 早在三十多年前，在纪念北大７９周年的时候，马寅初讲演过：“北大之精神”。他说：“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大大激怒了政治流氓康生，说：“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