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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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神话中的人，撒谎一次不会成为撒谎者，受贿一次亦不会成为“文丐”，但选择以记者为职业，就得听命于我们与无数受众从未签署过的契约。公众才是新闻的购买者，尽可能客观、公正、翔实地向公众报告新闻，是我们作为一个生产者的义务，如果我们把新闻当作商品的话。买家转瞬即逝的兴趣，注定会使易碎的新闻产品了无踪迹，但我们不能因之而轻慢它在那一天的意义，无论它们多么琐屑细微，都是我们记录的那个日子的永远记忆。
我们不是商人，但我们不排斥我们所效力的媒体，向商人兜售版面和时段，与其他媒体竞争。我们参与竞争，鼓励我们所在的媒体战胜对手，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由竞争的媒体市场，才能消弭平衡公共舆论的威胁，更为接近事实真相，更能实现公共利益，也能予我们更为方便的福利。
我们是记者，不是政治家。像政治家宣示的一样，我们信奉自由、*、法治这些人类迄今发现的最好的价值观。和百年中国新闻史上那些灿烂流芳的名字一样，我们视宪政中华为基本理念，认为宪政是最好的政治安排。但我们的职业是记者，不是政治家。我们是新闻的记录者，不是新闻的制造者。作为一个公民，我们争取自由、*、法治、*、宪政的路径，是记者的职业手段，而非政治活动。我们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我们不能利用记者的权力，将我们自以为是的主张，粗鲁地硬塞给读者观众和听众。蛊惑，煽动，打倒，改良，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仅仅负责报道。当然，任何一个记者，都难以做出没有倾向的报道，我们所要争取的，是竭尽所能地限制我们参与政治的冲动，而不是放任。
我们是记者，我们是为公众守夜的“狗”，我们的使命是发现问题。理论上说，政治家也背负同样的职责。但西方政治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家作为“家”的才华，有时候在于制造话题。备受关注的话题是我们靠近公众的武器，但我们的话题首先应该是真实世界的真问题。记者的职业定位，决定发现问题比制造话题更重要。转轨时期的中国，有向上的痛，也有向下的痛。如何理解“痛”的性质，用什么样的良方去医治“痛”，是政治家的事。我们的职责在于发现痛处，而不是哗众取宠，用伪问题骗取公众的眼球。
政治家看重意识形态，我们也是。就我们的现实而言，规范比意识形态更急迫。新闻学是一门学科，新闻业是一个行业，记者是一个职业，有学科就有学术规范，有行业就有行业标准，有职业就有职业技术。为什么要在报道中写上“据悉”？如何在报道中把握公众人物和普通人名誉权的分寸？怎样看待反倾销中的民族主义和贸易规则？可用“等等”无限罗列的技术问题，是否真的已被我们掌握？
看看我们过去的报道吧，想想我们有没有因为畏惧而巴结富人，因为怜悯而偏向穷人？有没有用意识形态的偏见，替代新闻业的技术准则？我们再也不能一遇地方官员和私营企业主的争执，就先验地假定政府在打压私营企业。不能一见大火矿难，就确定*的主题，再让事实迁就于观点。过去，我们失望于前辈同行“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新闻价值判断，现在，我们要小心自己落入“市场经济好计划经济糟”的窠臼。
我们是记者，不是商人，也不是政治家。请返回我们的原点，遵守记者必须遵循的原则，视客观公正为我们头顶的灿烂星辰，以免像少数政治家那样，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沼，像少数商人那样，被利润所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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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的“阴谋论”
我最初知道邓玉娇案，源自一个新媒体从业者的MSN签名。第一天，他的签名是“邓玉娇不要怕”，第二天，他的签名是“让没有人性的理性见鬼去吧”。
我去百度上一搜索，大致懂得他的两个签名是怎么来的：
中部省份，一个经济不算发达的县域，一个谈不上富裕却沾染上*恶疾的小镇，一个有正经生意也有不正经生意的欢场中，一个民女不堪两个酒后寻欢的乡镇干部的欺辱，举刀刺死了一个比副镇长官衔还小的干部。
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将新媒体和司法机关双双卷入“阴谋论”的漩涡。以网友为主角的新媒体，不满案发后的官方说辞，揣测这其中有阴谋，怀疑司法*的阴魂，包庇官人，冤枉民女。个别法律界人士，依照司法理性的逻辑，反对新媒体中的“阴谋论”，认为司法部门举止妥当，并无不公。个别司法机关的朋友，甚至怀疑新媒体当中有阴谋，猜测少数网意操盘手利用所谓的民意，干涉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看，迄今，也就是2009年6月8日，根据所看过的新闻报道和网络资讯，我尚未发现司法部门搞司法*的证据。一一翻捡新媒体上网友怀疑司法部门袒护官人的理由，我认为没有一条能够证明他们的“阴谋论”。
理由之一：警方对事实的描述闪烁不定，前后不一。我认为，侦查过程中，警方在不同时间做出不同的措辞，并不能证明他们在搞*。就经验而言，在一个中部省份的县级公安机关，措辞的不严谨、不清晰，并不奇怪。或许所有的司法*案件都有这样的情形，但出现这样的情形，并不表明司法就一定存在*。
理由之二：警方对民意的回应，不合网友的意。比如，警方强调“自首是否成立，应经诉讼程序由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作出认定”，部分网友就不能答应。事实上，警方的这一说法是合理的，谨慎的，适当的，网友们不答应，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专业信息不对称。
理由之三：警方对案件的处理，不合网友的意。起初，警方是以涉嫌故意杀人立案的，部分网友认为是故意伤害，或者是正当防卫，因而怀疑警方搞*。其实，警方立案的罪名与法院最后宣判的罪名，是可以不同的，实践中普遍存在，不足为奇，与*并非一一对应关系。检方目前是以故意伤害罪起诉的，这或许可以说明当初公安机关立案的罪名不妥当，但并不能说明之前就有*。
理由之四：官方对新闻采访讳莫如深。依据我们过去的印象，每遇坏事，比如矿难什么的，地方政府对新闻记者总是百般阻挠，企图掩盖真相。这一回，新闻记者，包括新媒体中的网友们，在当地的采访和援助再一次遭遇阻挠。对此，我同样想说，或许所有的司法*案件都有官方阻挠信息公开的情况，但是，反过来，我们并不能证明凡是官方妨碍信息公开的案件中，就必定存在司法*。
此外，我对司法*的经验认识，也使得我无法相信司法部门有恶意构陷邓玉娇的主观故意。官官相护固然是一个逾越千年未曾杜绝的*现象，但是，在人命关天这样的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的理性，还没有堕落到袒护一个乡政府的小小公务员的地步。截至当下，新媒体上尚无资讯证明，涉案小公务员有着引致司法*的权力财富背景，我很难相信，司法机关会为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务员，去陷害一个民女，出卖司法公正。
尽管我不认同网友在新媒体上发出的“阴谋论”，但我并不排斥他们的怀疑行为，因为怀疑是他们的权利，公民对司法的舆论监督就是通过莫须有的怀疑，逐步实现的。
站在司法机关的立场上，我们可能会对“阴谋论”感到不舒服，但我们不应该感到委屈，更不该剥夺网友秉持“阴谋论”的权利。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网友都要像法律从业人员那样去判断是非，去理性思维。我们不能设定一个门槛，说，只有经过法律专业训练，你才拥有舆论监督的资格。也不能说，你可以舆论监督，但你必须持有证据，否则，你就是“阴谋论”。
在我看来，所谓的“阴谋论”，其实是新媒体和司法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的表现，缓和这种关系的努力，不是设置舆论监督的门槛，不是强硬地要求他们遵循“未决案件一律不得报道”之类的老规矩。
当然，我并不是说新媒体在侦查、检察、诉讼的刑事司法过程中，完全不受约束。而是强调，除了保密、个人隐私等合法性要素之外，不能有其他限制妨碍舆论监督的条件。
传统的理论认为，如果不对网友之类的民意的报道加以限制，就会搞成媒体审判，从而影响司法公正。我认为，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根据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审判独立原则，法院和法官应该自觉独立于新媒体之外，避免大众舆论的不良影响，而不是屏蔽网友的舆论，为他们撑起一片没有舆论影响的空间。比如说，将案件转移到其他地区交由其他法院审理，要求法官不看报不上网。这些国外的做法，也是可以被我们所借鉴的。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媒体审判，因为讨厌新媒体的“阴谋论”，就要求网友闭嘴。置身“阴谋论”的舆论漩涡，司法机关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我们的司法官员反求诸己，自净其言，自净其意，自净其行，自觉避免舆论的不良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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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午案的舆论向背
当富人们担心“仇富”正成为一种现象的时候，亿万富翁*被从轻发落。“判三缓四”的结果，对那些原本忧心忡忡的富人们，自然是一种宽慰。在这里，我不想重复“仇富不是一种社会心理”这样的陈词滥调，我想强调的是，舆论在*一案上表现出的人心向背，及其对有产者的启迪。
*于2003年5月被逮捕，截止到我写作此文，已半年过去了。期间，舆论对中国富豪给予了空前的质疑和批评。依照惯例和往常的逻辑，一个富豪落马了，继之而来的必然是更多的黑幕被揭露，更多的反面教训被记取，而孙却罕见地受到媒体的“特赦”。考察*被逮捕之后的舆论，我们注意到，舆论在*身上，赋予了惋惜、遗憾和数不清的同情。从媒体的报道中，人们发现*不是一个富豪阶层的反面人物，而是一个被誉为“中国企业家的良心”的农民企业家，一个为中国农民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的思想者，一个不愿贿赂不给回扣不屑做胡雪岩的理想主义者。媒体的报道，非但没有让*一夜间变臭，反而让他变成了一个遗憾的英雄，他的形象在他倒霉的时候变得高大起来。虽然他曾被北京大学请去演讲，但先前的他至多是一个地方名流，他成为全国性的明星富豪应该是被拘后的事。
起初，*的消息仅仅在网络世界流传，人们感觉到媒体世界的报道似乎比较节制。直到《南方都市报》试探性的报道公开后，才有了后面的一连串媒体行动。一直苦于网上流传的信息无法证实的北京知识阶层，开始根据公开报道，展开对*的声援行动。
《南方都市报》一开始的新闻标题是“*是经济犯罪还是因言获罪？”，很快人们排除了因言获罪的可能，确信他是违法了，但学者杨支柱等人认为他违法而没有犯罪。北京一位高校教师还呼吁“拯救*”。显然，这样煽情的呼吁获得了正面的反馈。法学界有人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孙提供义务法律援助。尽管法学博士*在“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一文中，将理由最终归结为宏大的国家和民众利益，但我猜他著文的出发点，是为*的个体命运鸣不平。
我相信，舆论在*一案中，是代表民意的。现实世界里，没有一个被非法集资忽悠的“受害人”对孙的被捕额手称庆，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有众多的网民始终在为*鸣不平。自称萧一湘的八十老汉，给学而思网站发文，请政府给孙戴大红花，说“孙先生算是改革中的第三位改革英雄”。曾经，每当有富豪落马，网上论坛总是一片喝彩之声。我以为，这绝不完全是穷人嫉妒富人的幸灾乐祸，认为富人富得不干不净乃是要因。
我要请中国的富豪们注意，在舆论援助*的日子里，一些富豪正遭受媒体前所未有的质疑。回望未竟的2003年，中国的媒体对一些富豪鞭挞甚于讴歌。尽管中国的传统是为死者讳，但一些媒体却在富豪们死后揭露出不利于死者形象的所谓真相。从深圳吴志剑被判入狱，再到上海*、钱永伟折戟沪上，福布斯榜上的中国富豪们的重重劫难，成了媒体世界探讨富豪原罪的起点。富豪们的死亡，诉讼，质疑，无不被媒体从反面总结我们这个法治还不够完善的社会，在转轨时期是如何地被钻空子。
反观*的被捕，舆论从中总结的是，我们这个法治尚有欠缺的社会，是如何地迫使私营企业主进入“非法生存”的状态。
两相对比，反差何其大。
所谓的仇富现象，被媒体总结后，我们发现，很多富豪喜欢在各种场合阐述他们的责任观念，他们说财富即责任。更多的财富，意味着对社会更多的责任。他们会例举他们的企业解决了多少就业，他们的企业为国家缴纳了多少税收。我在表示赞许的同时，还要说，除了少数富豪，多数富人的所作所为只是尽了一个企业家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尽了自己的本分。
我并不希望所有的富人，都能像*那样，在做企业的时候怀着那么多对国家和民众的发自肺腑的感情。更不希望他们的父亲，都要像*的父亲孙凯先生那样，躬着90度的驼背，骑三轮车捡垃圾。我只是希望他们能从*案件中的舆论向背，发现一个企业家或一个富豪应该遵循的道德律，而不仅仅是作作道德文章。毕竟，民意不可欺，舆论不可辱。*让我们记起了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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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的褒贬中成长
“公开的好处”，梁启超在百年前纵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就说过。然而，这个看起来等同于常识的判断，在100年后的中国仍未成为现实世界的公认观念。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新教育实验”的媒体“接受史”，我们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