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突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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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投入运营，而与荣事达的结盟仅是其向全系列家电产品扩张的第一步。
海信突围的模式，总会给新闻界提供话题。关于那年夏天与荣事达的结盟，于淑珉后来说：“我们的原则是平等互利、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战略双赢，不是谁吃谁，更不是吃‘休克鱼’。”
事实上，与荣事达的合作并不十分成功。半年过后，有一天海信发现，“联盟”生产的冰箱价格高得离谱。他们核算成本，然后叹息。接下来便有人怀疑，荣事达同时在为海信的竞争对手生产，而贴有“荣事达”标志的冰箱，价格要远低于海信。
尽管周厚健并不相信这种传言，但他还是要寻找其他合作伙伴。他从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所以在与荣事达“结盟”一年后，海信“吞并”了北京雪花。
周厚健野心勃勃，却又含蓄地表达意愿说：“实际上，每一个企业都不想落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都希望自己做行业的领头羊，即使是第二名，相对于第一还是落后，我们的目标是在3年时间内，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排在行业的前列。”
就在战嘉瑾他们抵达上海的那个夏天，突然发力形成的系列土建和设备投资已经完成。海信的制造部门要搬进一个投资数十亿建成的信息产业园，总部则要搬进紧挨着海岸线的海信大厦，CDMA项目年底的时候投入运营，周厚健颇为豪迈地宣告“３C格局已经初步具备”。
但他并不满意，有一次他告诉身边的人：“速度还不够快，尤其是在IT和通讯领域，因此海信要加速。”他用一个有利于宣传的词汇——“加速”，替代了一个悲壮的“突围”。他试图通过产业重整来完成他的“加速计划”。
事实上，战嘉瑾他们在上海的行动也是海信“加速计划”的一部分。与“加速计划”的其他部分不同，上海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一切又都可能以零结束。
战嘉瑾他们不希望以零结束，这迫使他们付出更多的心血。他们还年轻，在这个没有英雄却又枭雄纷争的时代里，他们要为自己圆一个“英雄梦”。现在，正是一个他们建功立业的绝好机会。
就在青岛与上海调研、报告、讨论、争吵“做什么”的时候，战嘉瑾他们开始确定自己的开发流程。这不再是一个“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做”的问题了。
与“做什么”相比，“怎么做”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迷”，不光是海信，整个中国企业在电视芯片设计方面都毫无技术积累，更谈不上成熟的设计理念和开发流程。
一切真的要从零开始了。
“因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集团领导并没有给我们设定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没有给我们太多压力。我还记得当时周厚健董事长说芯片是海信核心技术研发的‘试验田’，即便不能成功，这种探索和积累都是有益的。”战嘉瑾说。
尽管如此，但战嘉瑾他们并没有因为青岛的宽容而稍有懈怠。他们开始如饥似渴地从书本和一些交流、培训中汲取着有关芯片的“设计方法学”理论和知识。这群年轻人迫切希望证明自己，迫切希望实现自己内心的“英雄梦”。
“刚开始，我们连起码的设计流程也没有，不知道一个集成电路板上几百万、上千万的晶体管该各自安排在哪个位置？除了与一些国外企业交流、借鉴它们的先进经验外，还有就是从书本中汲取相关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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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上海（2）
然而，即便熟稔了技术理论，要将理论变成现实的设计，中间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
“这就像做菜一样，一种原料可以有无数种搭配，你要找出自己擅长和合口味的。芯片设计也是这样，不是说哪一个理论上的流程最好，而是哪一种符合你的需要；或者，当理论成熟时，实际设计和操作是否经济，是否可以产业化。而且，设计仅是芯片产业链上的第一环，离不开后面的芯片加工、整机应用等。而当时芯片的生产厂家大多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欧美国家，我们对后面的相关环节也不了解。”
作为项目的负责人，作为“带头大哥”，战嘉瑾一边带领大家竭尽全力、由浅入深地补习芯片开发的一切理论，一边要进行芯片设计的探索——包括数字图像处理算法的设计、芯片设计的研究以及建立海信自身的芯片设计流程。
激情、热望、证明自己的期许和一个宏大而遥远的“英雄梦”，使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建立了一个良好的研发氛围和开发环境”。
然后，2002年就这么说来就来了。
随着办公场所搬迁到上海科技京城，战嘉瑾的队伍也逐渐扩大。到2001年年底，随着何云鹏的加盟，战嘉瑾的队伍已经拥有7名成员。过了不久，就递增到8个，与战嘉瑾曾目睹的那家做到液晶芯片全球第三的美国公司的开发人数已经基本相当，果真是“7、8个人、十来条枪”了。
与“全球第三”不同，从青岛到上海的这批年轻人普遍缺乏芯片设计经验，除了战嘉瑾曾在美国那家“全球第三”有过短暂的芯片验证交流经验外，只有何云鹏从事过短暂的芯片材料研究。
他们没有经验，有的只是年轻。
战嘉瑾、何云鹏、陈永强、王瑞冰等人，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86岁。在“信芯”开发成功后，他们被描述为一个精干、高效的团队，都有着一颗攻克技术难关执着的心——“因为年轻，他们更渴望胜利，因为渴望胜利，他们更加勤奋钻研、互相提携。”
他们的确精干而高效，但却不是一个管理学意义上的团队，他们凭借的是满腔热情和对未来的渴慕。他们利用上海相对优越的行业环境，近乎贪婪地补习功课。对于他们来说，这既是一份不错的工作，更是一个实现“英雄梦”的机会。
仅此而已。
他们的开发在推进。
战嘉瑾说，最初青岛并没有要求把产品正式做成芯片，而只是希望推进到芯片设计的电路验证。那时候，“芯片”只是一个实验室产品，不需要批量生产。
在此之前，青岛曾安排他们承接一个小项目，叫做液晶显示器电路的FPGA实现项目。对于来自青岛的决定，他们不免以为是集团的保守和对他们能力的怀疑。
数字图像的缩放、抖动完成了；
边缘检测与增强完成了；
电路设计、仿真、验证等工作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
设计工作还算顺利。
又一个闷热、潮湿的梅雨季过去了，又一个阴冷潮湿的冬天到来了。2002年底的时候，他们完成了包括从算法到电路的全部液晶显示器电路的FPGA实现项目。
他们证明了自己的能力，青岛那边“实际上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个项目的成功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成电路设计的一个突破。它的成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一方面，它验证了我们的开发流程是可行的，我们在集成电路设计上拥有了正确的方法；另一方面，它的成功表明，采取正确的方法，我们自己完全有能力做集成电路开发。无论哪个方面对我们都是极大的鼓舞。”
青岛跟踪着上海的动向，他们关注着战嘉瑾他们的一举一动。液晶图像项目的成功使他们不再怀疑这些小伙子们的能力。
更多的调研报告、更多的芯片设计论证和突破方向论证源源不断地送到周厚健、于淑珉和夏晓东的案头……
现在，他们准备把更多的钱投进去了。
2003年1月20日…21日，在海信集团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海信的决策人正式将“数字视频处理器”确定为该年企业十个重点科研项目之一，他们说是希望芯片研发团队能够以此为契机，获得海信在核心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于是，“信芯”项目正式立项了，尽管当时并不叫做“信芯”。
来自青岛的孤注一掷和自上而下的全力动员，似乎确定了“信芯”在注定要付出极大努力外，也注定要造就一批“英雄”。
正如前文所述那样，在数字电视常用的接收与解调芯片、解码芯片以及数字视频处理芯片三种核心芯片中，数字视频处理芯片不仅在开发设计上最见功夫，也是最有开发意义、分量最重的一款芯片。
战上海（3）
如果成功了，工作在上海的年轻人将成为海信的英雄，他们将在海信无数无名英雄的脊背上站起来，昭告天下他们是如何获得成功的，是如何成为英雄的。他们将赢得鲜花和掌声，赢得泪水和尊敬，赢得权力和地位，赢得金钱和名誉。总之，他们几乎能够赢得一切。
如果失败了？
他们将一无所有，重新归零。或许他们会得到一些经验，长一些记性，就如同周厚健所言。但同样他们也丧失了青春和激情，丧失了信心和理想。
或许他们遭遇更多，譬如嘲讽和挖苦，譬如焦虑和绝望。
但是，在一个“英雄梦”到来的时候，谁会想那么多呢？
“信芯”推进的速度异乎寻常地快捷，这不免使人们沾沾自喜。
2003年最初两个月，他们已经完成数字视频处理芯片的调研、论证以及系统的定义。
接下来的6个月，他们就完成了项目所需全部算法的研究和设计工作。
然而，几乎是灾难性的一幕出现了。
与此同时，一个叫何云鹏的海归族站到了舞台中间。
战嘉瑾的团队为什么能获得成功？
对于一个创业团队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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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叫何云鹏的人（1）
何云鹏，四川南充人。1998年从中国科学院获得半导体硕士学位之后，他渡过马六甲海峡，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搏击一个电子工程的硕士学位。
在新加坡的日子平和而充满温情，所以2001年毕业后他选择了在那里工作。新加坡是一个清洁和友好的城市，“比较适合居住”，但是迅速到来的婚姻使他选择了回到中国，并且他相信，回到国内企业工作“会有更大的事业感和成就感”。
“你应该找一个外企，这样待遇等各方面都会好一些。为什么选择国企？”当他选择了海信之后，他的朋友劝诫他，骂他愚蠢，每次见面都劝他跳槽。
他却有自己的比较：“海信口碑不错，充满活力，它重视人才和技术。我在新加坡学到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一些东西，如果带到海信，应该会有很大发展的空间。”
何云鹏在新加坡的那家公司做工艺设计和质量管理，他曾经帮助公司在ISO9002的评审考核中建立了质量控制流程，并把这种控制模式成功地运用到了项目管理中。
他回到四川老家操办了婚礼之后，就从互联网上给海信发了自己的简历。很快他便收到了海信研发中心副主任刘维东的回信。让他感到惊诧的是，刘在几天后出现在成都，要求面试何云鹏。几乎没进行任何考核，刘便告诉何云鹏说：“海信发展过程中急需像你这样的人才。”
于是，2001年11月23日，一个美丽的星期五下午，何云鹏来到了青岛。在流亭机场下了飞机，一个叫战嘉瑾的小伙子将他接到江西路。从机场到江西路，何云鹏的内心充满了喜悦。青岛给他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整洁而干净。他就喜欢整洁而干净的城市。
然而第二天，他就从青岛飞向上海。陪伴他的依旧是战嘉瑾。
何云鹏抵达上海的时候，那里已经有4名工程师，其中一名就是陪伴他的战嘉瑾。005，人们这样称呼他。过了不久，他们期盼的007终于出现了。
何云鹏缺乏设计电路的经验，这使他感到巨大的压力。他没有告诉别人自己毫无设计经验。“每天埋头学，不懂就问，每天学到晚上11点，”他说，“整整一个月每天都如此。” 2002年1月1日，何云鹏从试用状态转正，开始拿到相对较高的工资，而他在电路设计方面也“入门”了。
为了快速地展示自己的能力，他主动承担了一些重要模块的设计，其中包括战嘉瑾极为重视的“图像缩放”模块。
那是怎样一种研究氛围啊。他们天天想啊，想到了办法就到处找人讨论，到处跟人争吵。他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关键难点上卡了几天，坐出租车的时候想到了办法，就马上给战嘉瑾打电话，电话那头，战嘉瑾兴奋异常，似乎要穿越电话线与他来个拥抱。
那时候他们满脑子都是想着芯片，走路、睡觉都是想着芯片。何云鹏怕自己陷进去不能自拔，就找一个喜欢音乐的同事给自己谈谈音乐，结果却发现自己总是心不在焉，音乐始终没成为谈话的主题，反而主题始终是芯片。
何云鹏颇为自得的是他在科研方面有一种把复杂事物简单化的能力，他声称自己能够一眼把事物看透，看到本质。所以，每次遇到难点的时候，他总是拖一下、琢磨琢磨，实在想不到办法了，就换个思路。
办法总会想到的。正是在这种不断找到解决办法的过程中，他赢得了包括战嘉瑾在内的研发小组成员的尊敬；也正是在这种不断找到解决办法的过程中，他赢得了权力，最终作为战嘉瑾的副手而成为项目小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内部的称呼叫“副部长”。
何云鹏成为副部长的时候，正是整个项目组最困难的时候。那是“信芯”开发过程中最大的旋涡，它几乎导致整个项目组的崩塌。
那是在2003年8月至9月期间，当他们把经过软件仿真后的设计代码用于实际的电路验证时，发现理论上设计得好好的东西放到验证板上，出来后就全都乱了。反复修改多次都是这样。
整整两个月，“信芯”毫无进展，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青岛急了。
战嘉瑾也急了。
他们已经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想遍了，却始终找不到原因。“我们的情绪非常低落，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他说，“那时候大家几乎崩溃，心里都想到了散伙。”
散伙。
项目组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信芯”，如果信芯开发不出来，项目组做了3年时间，重新回到了零，全部的心血化为乌有，全部的希望变成了绝望，那么，只有散伙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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