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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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金融海啸的实质就是金融衍生产品在相同的基础资产之上，创造出了多重所有权的虚幻错觉，当基础资产无法持续产生足够的收益去填充创造出的利益所有权，并最终被市场参与者发现时，表现出的就是利益所有权挤兑的危机。诸如CDO之类的金融资产从本质上看，就是对资产收益所有权的反复和多重复制，这些虚拟的所有权交易属于典型的“庞氏骗局”。
问题是，国际银行家们真的不明白如此明显的“庞氏骗局”，最终必然以金融灾难来收场这样显而易见的道理吗？这样的骗局在历史上早已被重复多次，并无任何“不可预见”的新鲜之处。危机的到来其实早已注定，而且也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事实是，巴菲特早在2005年就大声呼吁金融衍生产品是“大规模杀伤武器”；保尔森早在2006年于戴维营就明确告诉布什总统，金融衍生产品的危机即将爆发；房利美等公司也在2006年夏天就开始布局大规模裁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年1月刊的封面上，就已经明确画出格林斯潘手持美国经济即将爆炸的“雷管”去交给倒霉的继任者伯南克；＇1＇各大对冲基金的经理们2005年就在博客上讨论如何将手中的CDO等“资产毒垃圾”转卖给“愚蠢的”亚洲投资人。即便是《货币战争》在2006年下半年完稿时，也已明确指出金融衍生品的重大危机和“两房”问题的必然出现，以及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重大风险，并且预言次贷危机必将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最终导致世界经济严重衰退。
而美国货币政策掌门人格林斯潘真的是到2006年仍然没有觉察到危机的临近吗？他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放任究竟是无心还是有意？如此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果然是“随机发生”和“不可预见”的吗？
要明白这一切，我们必须首先走进对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格林斯潘的精神世界，去体会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世界统治精英们可能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战略目的，这个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危机又将如何演化。
第十章 回到未来
《回到未来》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它描述了一名高中生马丁在意外的逃命事件中，乘坐着布朗博士设计的一部时间穿梭机从1985年回到了1955年的美国，从而展开一连串惊险离奇的故事。
在这一章中，我们也将乘坐时间穿梭机从2009年飞驰到14年之后的2024年，这时的世界将出现世界中央银行和世界统一货币。
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历来是世界政府理念的死敌，而世界统一货币的全部要害就在于废除主权货币。货币发行权的问题，全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利益问题。货币如果不是一种权力，那么我想像不出它究竟还有什么可谈的。
如果说世界统一货币的趋势不可逆转，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来主导世界货币。货币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权，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权力中最核心的利益，推行世界货币势必要求主权国家将本国的财富分配权拱手相让。
在一个中国尚无法居于优势地位的世界权势集团的利益博弈格局中，是否加入一个别人主导的货币控制游戏，将事关中国未来50年的国运，13亿中国人的财富与之息息相关，这是所有中国的战略决策中，最要害却最不起眼的一个。
支配还是被支配，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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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国际银行家（1）
19世纪以来，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17个主要国际银行家族，以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为发祥地，逐步扩散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最终形成了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金融人脉骨干网。随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大陆，宗教势力和封建王权逐渐衰落，旧的社会统治势力集团趋于土崩瓦解，新兴的资产阶级迅速填补着社会权力真空。在工业革命所产生的铁路、冶金、矿业、军工、机械、通讯等行业的爆炸性扩张过程中，当欧洲列强势力不均衡所导致的历次战争爆发时，国际银行家敏锐地把握住了历史性的重大机遇，通过金融市场迅速为工业扩张和各国之间的战争筹集大笔资金，在获得巨大而惊人的财富的同时，也对历史进程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
财富的力量体现在对权力的腐蚀、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权力的控制上。国际银行家在资本供应与需求对接的过程中，逐步控制了世界资本和信用流动的渠道，并制定了一整套游戏规则。从霍普、巴林家族联手到英荷同盟的确立，从马利特、霍廷格等瑞士银行家族的幕后运作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从“高特银行家”资助“雾月政变”到拿破仑给予其法兰西银行垄断的慷慨对价，从巴林、维灵—莫里斯家族的跨大西洋人脉网到美国路易斯安那购买融资，从贝列拉、福尔德联手挑战罗斯柴尔德到法国“动产信贷银行”的金融创新之争，从布雷施劳德扶持俾斯麦到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普鲁士大军，从鲍林、沃伯格家族挑动德皇威廉二世扩张到罗斯柴尔德刺激英国反制，从贝尔蒙特参与废除林肯绿币到赛利格曼家族策划巴拿马独立，从*人大起义到《贝尔福宣言》，从德意志帝国银行私有化到制造1923年超级通货膨胀，从纳粹崛起的华尔街输血到希特勒“新政”的金融创新，从原子弹机密的泄露到克格勃的双料间谍，从罗兹会社的雄图大略到美国基金会体系的“影子政府”，从安·兰德的点拨到格林斯潘的顿悟，从当今的金融海啸到世界中央银行的启动，从美元最终的崩溃到世界单一货币的倒计时，历史事件背后金融势力的身影依稀可见，其影响力无处不在，世界资本与信用的流通渠道被牢牢地控制在国际银行家高效与绵密的人脉关系网之中。
今天的中国人对“渠道为王”的概念早已耳熟能详，如果连沃尔玛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渠道控制力和商品议价能力都让众多企业家如芒在背，那么，对全社会人人都需要的资本与信用流动渠道的垄断性控制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则远不是沃尔玛所能比拟的。
国际银行家从卑微的社会地位起家，从攀附各国权贵阶层开始发展壮大，逐步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了各国的资金及流动渠道，渐次控制了工业与商业系统并形成了利益互锁，进而开始影响国家政策取向以谋取更大的利益。他们与权贵阶层利益日益融合，运用难以抵制的金钱诱惑，日益主导了从政府官员任命到总统大选的政治家人选，从经济政策制定到外交战略的形成，从战略情报系统的运作到军队将领的升迁，从组建精英团体到影响公共议程，从经管媒体出版“自律”到左右社会信息来源，从教育文化取舍到思想意识塑造……金权经过两百多年的进化，已逐渐完成从萌芽到壮大，从影响到垄断，从前台到幕后的历史转型，成为了西方社会中隐形的支配性力量，凌驾于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之上，完成了金权专政的蜕变。
谁是国际银行家（2）
这样一批高能量的国际银行家包括：
纵横国际金融江湖二百余年的大哥大级别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心腹柏林银行家布雷施劳德（Bleichroder）；
德国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Oppenheim）；
德国汉堡的沃伯格家族（Warburg）；
德国巴伐利亚出身的华尔街银行家赛利格曼家族（Selingman）；
德国法兰克福出身后在美国成为超级大腕的希夫家族（Schiff）；
德国汉堡起家后来发展到伦敦和纽约的施罗德家族（Schroder）；
德国法兰克福起家后在美国兴起的斯佩尔家族（Speyer）；
德国柏林的老牌银行家族门德尔松家族（Mendelsohn）；
英国19世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齐名的巴林家族（Baring）；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Hope）；
法国皇室倚重的福尔德家族（Fould）；
法国盘踞在法兰西银行董事位置上长达百年的马利特家族（Mallet）；
法国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动产信贷银行创始人贝列拉家族（Péreire）；
瑞士银行家的泰斗米腊博家族（Mirabaud）；
原来是罗氏家族门下后借美国崛起而迅速成为当今世界金融主导势力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和摩根家族（Morgan）。
国际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能量巨大的关键性少数群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他们来到哪里，哪里就会一片兴旺，他们抛弃哪里，哪里就衰退萧条。他们能够在翻手为云的过程中刺激社会大量创造财富，也能在覆手为雨的运作里攫取巨额金钱。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这些家族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以这些家族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会庞大和复杂的人脉关系网络，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和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陨落了，但大多数家族仍然在今天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力。
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但人类的本性却始终不断地自我重复。人性在数千年前对财富有多么贪婪与恐惧，对权力有多么执着与诅咒，今天仍然如此。人类向往自由却患得患失，追求公平同时又心怀自私，渴望美好但无法摒弃邪恶，无论是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政治博弈，还是西方历史中的金钱权谋，都在不断地重复着人性的本质。这正是我们通过研究历史来把握未来的意义之所在。今天在人性中发生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先例。
中国人对权力的人性历史决不陌生，但对财富的人性历史还远不熟悉，让我们从国际银行家最密集的出产地德国开始这个曲折的探索历程。
戛然而止的战争
在最近两百年的历史上，罗斯柴尔德家族重点关注两件大事：战争与革命。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交战双方为了进行大规模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
——尼尔·弗格森
1866年7月3日黎明时分，在波希米亚萨多瓦村（今捷克境内）科尼格雷茨要塞，一支35万人的部队正静静地穿过雨幕快速向前挺进。一张张年轻而棱角分明的面孔充满了紧张、兴奋和期待。这些普鲁士易北军团的小伙子们知道，他们将要攻击的是20万奥地利—萨克森联军。敌众我寡之下，他们能指望的只有同时从另一路发起攻击的、由腓特列·查尔斯亲王统帅的85万人的普鲁士第一军团。本来按照普军总参谋长老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将军的战略部署，同时参与攻击的还应该有普鲁士王储、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亲率的第二军团的10万大军，却因为该军团部队驻地超过了电报信号的接收范围，无法及时收到命令而未实施机动。
由于过分匆忙，普军的易北军团没有充分地扩展其攻击线，而且其火力跨过了第一军团的攻击道路，局面一度非常混乱。在奥军猛烈的反冲击和密集炮火的打击下，到上午11时，普军的进攻被阻止，且预备队也投入了本已高度密集的正面攻击。假如奥军在此时坚决地发动一次骑兵冲击，普军也许将被逐出战场。但是过分谨慎的奥军统帅贝纳德克元帅却让骑兵按兵不动。双方在混乱的战场上僵持着。
就在普军即将战败的危急关头，一直与毛奇在一起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barck）突然发现：在战场东面几公里外，有一行类似树木一样的东西在移动。毛奇拿起望远镜观察片刻，然后对身边御驾亲征的国王威廉一世兴奋地说：“陛下不但赢得了这场战役，而且也赢得了战争。”原来就在普鲁士易北军团和第一军团陷入与奥军苦战的同时，一名传令兵奔驰了30多公里，给王储送去了国王的强制性命令，第二军团随即开始向北运动，这就是俾斯麦看见的“移动的树木”。下午2时30分，第二军团向奥军北面的防区实施攻击。奥军防线瓦解。贝纳德克元帅于下午3时下令全线撤退。但是普军攻势非常猛烈，奥军第一军只能发动骑兵反攻，以支持炮兵及掩护友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