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与世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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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大概是50万至60万亿美元，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总值2％不到。我们不应该对此有太多期望，但在艰难时期这是一个不错的帮助。
　　记者：市场已经有了积极的信号，道琼斯指数已经越过8　000点。您认为这是一个恢复的信号吗？还是说，经济复苏尚待时日？
　　菲尔普斯：我刚才说过，仅仅一次万亿的注资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经济状况。这可能会减缓经济下滑的速度，也可能会给困于经济衰退的国家一些信心，但它不可能带来可持续的复苏。它只是一个缓冲，可能会使经济小小地反弹一下。
　　记者：那2　500亿的SDR基金呢？您觉得这会带来什么？
　　菲尔普斯：万亿资金当中包括5　000亿的特别提款权，给世界银行的2　500亿，还有其他一些部分。我认为出发点是好的，很高兴富裕国家在当前情况下对落后国家，尤其是经济衰退的国家施以援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数字是多少，它占全球全年GDP的2％不到，未来的两三年内不会有真正的改变。
　　记者：您刚才提到不能期望太高，那么您觉得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还应该做什么？各国应该如何合作？
　　菲尔普斯：在解决金融系统问题方面，G20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不幸的是，全球领导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刺激计划，几乎没有把时间留给改革计划。没有正常运作的金融系统，我们不可能回到正常的繁荣状态。当前金融系统不可能正常运作，因为系统有太多的积弊。大家都知道银行业正受困于坏账，或者称为有毒资产，因此都不愿意与银行打交道。
　　银行信贷投向应由个人住房转向传统商业
　　记者：咱们接下来讨论一下有毒资产，您觉得PPIP项目真的能帮助银行处理掉这些资产吗？还需要做其他事情吗？

2006年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寄望2010（2）
菲尔普斯：许多经济学家非常肯定地认为它不会起作用，我很惊讶。在我看来，这一项目很有可能运作良好。主要问题是纳税人需要花多少钱才能使其生效，这是一方面。另一个问题是，纳税人付出一些代价，去掉有毒资产之后，会带来多大好处？会带来金融系统的恢复吗？我有些怀疑。原因之一是，有些新的监管方式会限制银行对外放贷。比如说，在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同意把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作为新监管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措施提高了银行补充额外资本的成本，进而不利于银行发放贷款。所以，这类似于一种两难情况。一方面，我们不想让银行不停地借、借、借，再不停地贷、贷、贷；但另一方面，如果银行没有对外发放足量的贷款，怎么能指望有足量的投资活动？如果没有足量的投资，怎么可能有合适的就业率？所以我想，金融系统应该建立某种新银行。现行银行的规模会缩小，因为鉴于新的资本监管要求，它们发放的贷款量不会增加，甚至会有所减少。但我们可以建立新型银行来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什么样的银行？
　　菲尔普斯：我希望新型银行能够致力于商业投资。我想我们需要回到过去的方式，有银行支持出口，有银行支持农业，有银行支持个人或家庭，有银行支持住房贷款，与此同时也有银行支持商业信贷，诸如此类。但是我们缺乏针对商业投资，尤其是针对长期投资、创新项目的银行——这类银行我们一直缺乏。没有人问：“致力商业投资的银行在哪儿？”没有这类银行，就没有大量的商业投资，也就不可能有繁荣。
　　记者：那您觉得这类银行为什么消失了呢？
　　菲尔普斯：这是个好问题，要想看清楚这件事就像读一本好的侦探小说。差不多每周我都会学些东西。我想是在1990年美国国会的一次立法，对购房贷款大力提供信贷支持。然后在1998年和1999年又通过两项法律。现在又有一项法律，在巴塞尔确立的资本要求，也就是《巴塞尔协议》，这一协议对个人按揭贷款的要求比商业贷款低很多。这相当于刻意要求银行远离商业贷款，而把业务重点转向住房贷款。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前总统布什期间的减税政策给人们一种错觉，让人们感到更加富裕，税负减轻，天哪，我们能过更高水准的生活。大笔一挥，布什总统就让人感觉自己更加富裕了——尽管实际经济并没有证明这一点。这使得许多家庭都在想：“我们可以负担得起更好的房子。”或者“没必要租房子了，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虽然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但很多人都想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华盛顿许多政策的特征使得经济走向了房市泡沫。
　　记者：您刚才提到有些经济学家认为PPIP计划不会起作用，而您却不这么认为。那么，您和其他经济学家的期望，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菲尔普斯：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银行不愿发放贷款，我也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银行愿意贷款。我们完全不知道。虽然没法肯定，但应该试一下。我觉得政府联合私人投资，把1万亿或是2万亿的不良资产从银行系统中剥离出来，银行感觉好多了，愿意对外发放更多贷款，这是有道理的。我想唯一的问题就是纳税人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记者：有些人说，可能银行不愿意出售那些不良资产，因为这类资产的价值被低估了。

2006年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寄望2010（3）
菲尔普斯：2008年10月1日，我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很有可能由于政府定价过低，银行不愿意出售不良资产；也有可能政府定价过高。我想整个PPIP计划背后的想法是：政府会与私人部门的专家们密切合作，也就是那些非常了解银行不良资产价值为几何的人。定价过高或过低的问题，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反对声音，我们拖延了几个月才出台刺激政策。现在又有可能许多人对新计划进行长久的争论，我觉得这是很不幸的。
　　记者：现在让我们再次关注改革，您刚才提到我们需要减小当前银行的规模，建立新型银行。这种新型银行会给银行系统和经济带来哪些好处？建立这类新型银行要面临哪些挑战？
　　菲尔普斯：我不是金融工程师，不可能把建立新银行要面临的问题讲得面面俱到。但我和其他一些人的想法是，新银行要起到现有银行由于受制于资本监管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尤其是商业领域，长久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服务。所以我们要扭转这种局面。我们有住户资助，有农业资助，有出口资助，什么资助都有——除了商业资助。现在需要一些新银行来支持商业。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这为商业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在与房地产市场，与农业部门，与出口部门竞争资金时，商业不会再处于不利地位。
　　政府引导的资本主义会扼杀创新能力
　　记者：每次危机都会带来改变、改革甚至革命，除了创建新银行以外，您认为在未来我们还应该做哪些改变？
　　菲尔普斯：我觉得，并不是每次危机都能带来进步。每次危机都带来一系列的改变，其中一些被证明是好的，但另外一些就不怎么好。比如20世纪80年代，生产效率停滞，结果失业率上升，卡特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接受一些顾问的建议，放松监管。他寻求连任失败之后，里根总统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所以继续实行去监管化政策。公司之间开始激烈竞争，结果都损失惨重——尤其是那些衰落行业。现在它们不得不接受救济。同时，这些行业没有得到投资，比如说航空业，其他受到高度监管的行业也是如此。这是受危机影响而出台的改革政策，并最终导致了许多问题。同样，大萧条时期的一些改革非常好，比如说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建立，人们可以进行证券交易而不用担心会被抢劫、被欺骗。这一点非常好。但政府同样创造了另外一些新机构，许多学者认为它们阻碍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恢复进程。所以，我们希望此次危机中坏的改革尽量少些，好的改革尽量多一些。我认为应该对金融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银行不再短视，实行分红、提升资产透明度——一长串的名单。G20对其中大部分进行了讨论，并且给出了许多详尽的细节。但我害怕在此次危机之后，人们会丧失对资本主义的信心。这一点很不幸，因为正是资本主义带动了19世纪的发展，即使在20世纪仍然有许多国家受益于资本主义。如果弱化资本主义体系，恐怕我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二点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金融部门背叛了资本主义，金融部门的行为是错误的，业余、愚蠢、有赌博倾向、傲慢、没有寻求专家的建议。恐怕资本主义要对金融部门的罪恶付出代价。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是彻底改革金融系统、加强监管、建立需要的新型机构，比如刚才提到的新型银行。与此同时，要保持资本主义的精神，要对创新或是创业公司保持开放，对所有这些保持开放。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将见到创新精神的衰退。这不仅会使得工作非常无聊，股东得不到报偿，而且会使投资减少、就业停滞。我担心资本主义会因此次危机而遭受打击，社会将付出巨大代价。但这并不是必然发生的，我们可以改革金融部门，它是问题之源。

2006年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寄望2010（4）
记者：您有没有看到一些不利于改革的迹象，可能会损害资本主义的创新能力？
　　菲尔普斯：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欧洲现在有妖魔化对冲基金、质疑私人直接投资公司的倾向，就好像它们是麻烦的源头似的。它们不是麻烦的源头，一般而言，对冲基金运作非常保守，因为其经理有很大一部分资产投资在基金上。有一点很令人担心，欧洲可能会受偏见影响，关闭对冲基金和私人直接投资公司，或者加大监管和限制。我们会看到最终结果如何，但再说一次，我不觉得有极度悲观的理由。刚才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对不良资产问题过分悲观，我同样不愿意对监管持悲观态度。但是美国或一些不利的改革政策非常奇怪，大谈严格监管对冲基金和私人直接投资公司，它们不是问题。
　　记者：据我了解，此次G20讨论过加强对对冲基金监管的问题，您觉得这会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吗？
　　菲尔普斯：有些政策是良性的，比如说要求对冲基金进行注册，或者要求对冲基金向监管者公开其资产情况，我觉得这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所有战略行为都必须向公众公布，这对对冲基金是非常有害的。公司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一旦对外公布，两小时以后就不会有优势了。
　　记者：您觉得美国当前为增进投资所做的工作充分吗？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
　　菲尔普斯：我不反对好的基础设施工程。当然，有些基础设施工程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但与此同时，也有某些项目不明智，或者说不成熟。我觉得不应该过分绝对化，所有的项目都应由私人部门实施。如果私人部门不愿意或者说没有能力，就不应该实施项目。我觉得这是个错误。但另外一方面，我也不愿意见到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或者政府资助的建设项目变成在美国具有主导地位的投资形式。自1910年甚至更早时起，一些经济体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我们的经济体系非常具有创新性。企业家，或者那些自己的公司刚刚起步、梦想成为企业家的人总是不停地思考如何创造新产品，从中赢利。这种激励创新的机制不仅带来生产力的上升，而且增加了就业岗位，让工作变得有趣、刺激、有挑战性，并且变成了机遇之源。如果绝大多数投资都是以各州基础设施建设的形式出现，那么我觉得新想法——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方法，或是新的基础设施……我想说的是，各种新想法不会再从私人部门出现，因为购买力都体现在政府部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上。它们有资金，消费者却没有那么多。我们的经济还会有足量的创新吗？如果由政府资助的企业决定要建设哪类基础设施，我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我觉得高度官僚化的政府机构或由政府资助的企业不可能像私人企业那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创新性。一种由政府支持的企业主导，并决定建设哪些基础设施的经济更应被称为“政治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由资本主导的机制，资本四处寻找那些有新想法的人，不管他是谁，他的社会地位是高是低。它们只寻找有新想法的人。但一旦走向“政治主义”，就是由政治考虑来引导想法。一旦思想的形成变得政治化，就必须考虑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创新也会受到抑制。　。　想看书来

2006年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寄望2010（5）
记者：有些人认为美国已经抛弃了资本主义。
　　菲尔普斯：有人说“已经抛弃了”？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美国政府的大量措施正在打消创新的积极性，比如说制药业。制药业在最近几年衰退不少，一旦政府介入进来创立一个受其资助的公司进行药品研发，也许这是很快的事了。如果这事真的发生，与过去一个世纪里激烈竞争的私人企业相比，它的创新力度会有多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我愿意打赌，政府资助的机构不会像原先彼此激烈竞争的私人企业那样表现良好，或具有充分的创新力。
　　美国增长模式必定改变，明年经济或将见底
　　记者：还是关于改变的问题，您觉得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会改革吗？
　　菲尔普斯：增长模式是指什么？
　　记者：比如说过去美国经济大量依赖进口。就像中国过去出口量巨大，但现在情况变了，我们希望刺激国内消费、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那么在美国，您觉得将来的情况会怎么样？
　　菲尔普斯：我觉得家庭或是消费者会损失大量财富。现在股票市场的损失已经非常惨重，房地产市场的损失也很大。我没有看到近期数字，股东财富损失大约占GDP的40％，大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