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制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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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我作过估计，用一个发展略有看头的县的资料，得到如下的结果。假设一块工业用地建上容积率零点八的厂房，投产时用上最常见的劳工密度，县政府每年拿得的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大约是工业用地的总成本的百分之十二。不包括行政费用，但可见一个县可以把工业用地送出，再补贴投资者一小点，还不用亏蚀。
毫无疑问，在同一县内，同样的工业用地同期出售，地价可以很不相同。除了久不久引起非议的偏袒成交，地价不同不代表价格分歧。县的干部要选择投资者。他们要争取的不单是增值税，还要顾及的是投资者带来的声望，要顾及行业是否与县里的其它行业合得来。不难见到，当一个投资者的项目可以引进很多其它好处时，县政府卖地的负地价可以跌到增值税的收入低于填补土地成本的利息。
县的干部可能贪污，但多年来我没有遇到一个愚蠢的。他们知道土地与土地之间的边际社会收益要相等才能为县及为自己取得最高的收入，如果同样的土地售价相同，他们的目的不可能达到。他们也知道准确的判断非常困难，所以常派调查员到有成就的县去考察。跟县干部的多次倾谈中，他们的常识与他们永远关注着互补性、招徕力、交通水电、娱乐等事项的意识，令我印象难忘。我不是说县干部从来不贪污，但我没有遇到过一个投资者不认为自己有特别的关系可以利用。是的，说服每个投资的他或她有特殊关系，县干部的本领绝对是世界级！
让我再说，虽然增值税率与此税的摊分率是全国一致的，其它的分帐率并不一致。土地出售所得的分帐率不一。不热门的县，此率要高一点才能填补土地的成本。方程式中的分帐奖金也要一提。如果投资者是来自国外的，以他把钱放进指定的银行算，我知道一个县的干部会分得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二。来自国内，奖金是投资的百分之一。这些其实是佣金，由县干部分享。早期条件欠佳的县的奖金高达投资额的百分之五。发展有成逐步减少。有一个热门地区，奖金是投资额的百分之零点零五。这个奖金分帐率可以商议，正如房地产交易的佣金在中国可以商议。我倾谈过的县干部多数认为，奖金率足以鼓励他们东奔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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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县现象的经济解释（1）
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寻常。我认为那是中国在困难的九十年代还有急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大约二○○四年越南把这中国制度抄过去──有人说是得到我的文章的提点──那里的经济也起飞了。这制度不难抄袭，但需要地区没有顽固的利益阶层，也要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来推行。像北韩与古巴那样的国家，要尝试成功机会很不错。
不难抄袭，但解释却非常困难。不容易明白为什么这制度运作得那么好。我只一个晚上就打开了佃农分成之谜，却要三年的长日子才能解通中国的密码。困难所在，是我们面对的是个复杂的合约制度，此前没有见过。演变迅速，过程中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安排，要到尘埃渐定才依稀地见到一个可以理解的图案。要长时日才能看到关键的要素，而当我认为找到了这些，另一些重要的碎片还是缺少了。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学得很多，使我对合约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理解提升到一个新层面，让我能用有一般性的理论去找寻那些缺少了的，然后把碎片组合，砌成一幅看得明白的图画。
让我从一九六九的春天说起吧。当时高斯和我到温哥华参加一个渔业研讨会议。在座有人提出，因为公海的鱼一般游很远，渔业私产化公海要独占，所以要有垄断权；这样，市场的鱼价会是垄断之价。我立刻回应：「如果地球上所有的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给无数的农户耕耘；农户之间会竞争，所以农产品之价必定是竞争市场的价格。」
名义上，今天北京是地球上最大的地主，拥有中国天下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把土地以五十年长约租出，二○○七年公布租约期满后自动续约，指明政府有特别需要时可支付补偿来收回土地。他们接受了使用权要清楚地界定为私有，也知道要广泛地这样做，于是把有了界定的使用权下放，达到每户每家。为了维护有秩序的权利下放，他们知道承包合约可行，在经济压力下层层承包的合约安排就出现了。今天一个局外人拿着不同地区层面的文件研究内里的法规条文，很难看得出字里行间含意着的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这些文件其实是早前的承包合约经过了修改而演变出来的。
不同的地区层面是垂直或上下串连，同层或左右不连。这是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由于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一层的竞争最激烈。火上加油，权利的界定的原则无处不用。县的地理界线划分当然清楚，而县干部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来得那么清晰，今天的县无疑是一级的商业机构了。性质类同的商业机构互相竞争，是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另一个理由。
再火上加油，县干部的奖赏按成绩算。政治游戏与贪污无疑存在，但这些行为，就是先进之邦的市场经济中的大商业机构也有。除了前文提到的奖赏方程式，县干部的应酬费用相当慷慨，视乎那个县能赚多少钱。每个干部可以按建筑成本作价购买一间住所，而工作成绩好有机会升职。有一个流行的「五十六岁的假说」：六十退休，到了五十六而积蓄不够，干部贪污的倾向上升。他们也告诉我，能干的县干部不难有外间的商业机构招手，因为管理一个县其实是管理一盘生意。
一九九四全面引进的产品增值税，又再火上加油。那是佃农分成。我早期的论著指出，在佃农制度下，地主关心农户的操作履行比固定租金为甚，因为地主的收入如何要看佃农的工作表现（注三十八）。一个鲜明的例子可以示范县与县之间的热烈竞争。那是购物商场。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第八章 县现象的经济解释（2）
比起上述假设的购物商场，县的制度对鼓励竞争犹有过之。这是因为县要对上层作交代或报告。上层不仅鼓励竞争——他们强迫这竞争的出现。说到底，百分之七十五的增值税是上层收的。这是层层承包促长竞争的激烈性的原因。
让我们回到承包责任这个制度去深入一点地理解县与县之间的竞争。这个制度演进时，使用权的界定——因而有私产——是织进了市场合约中。从高斯的定律看，市场的运作分两步。第一步是界定私有产权，我的看法是以合约来约束资源使用的竞争。第二步是市场本身的出现，通过有市价的合约来交换资源的使用或产品的权利。
承包责任制是另一种安排。使用权的界定与市场成交是结合在同一合约中。一个投资于县的人，通常只签一份几页纸的合约，里面说明土地面积、地点与地价，他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双方履行责任的期限。地产证或地契要等投资者的钱汇到指定的银行几个月后才拿得。签好了的合约可以转让，但如果投资者要到银行借钱，有地契在手就比较方便了。
问题是为什么跟高斯的分两步处理相比，把产权织进了市场合约会增加竞争的效应呢？答案是在织合的安排下，投资者要履行责任。付钱之外，投资者要在合约指定的期间履行指定的项目才能获取土地的使用权。这是说，付价之外，承包合约是授予值得的优胜者。错误的判断当然可能，而取巧的投资者不罕有，例如只建造围墙而不再建什么。地价下跌之际县干部可能忙顾左右，但当经济转热他们会收回不履行合约的土地。当大跌了的地价在二○○○年掉头上升时，不少投资者哭出声来，但履行合约的却在偷笑。
上述的织合安排不是中国独有的。正如高斯指出，好些国家的租约或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而我在上文指出了购物商场的合约安排很类似。我也曾指出，中国的县制度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新而重要的是这些部分的组合，通过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张：使用权的授予是换取履行，而这基本原则到处用。尤其是，在工业发展中，政府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约安排，通过上述的织合、佃农分成与层层承包的串连，是令人敬畏的经济力量带来的效果，在一个有超过十亿贫困人口的时代，领导者既有勇气也有智慧去执行「试一试，看一看」这个原则。
通过串连承包合约而形成的权利结构，使我联想到一个国家的宪法，但在中国，这合约结构中的条件可以商讨，所以安排的弹性比较高，而一般来说，中国的安排的市场倾向，远比我知道的其它国家的宪法明显。二○○四年二月，我发表了《还不是修宪的时候》那篇长文，试图阻止当时正在进行的修宪工作（注三十九）。当时我指出，中国的经济制度既特别而又重要，北京要先研究这制度的性质，指出重要的环节，然后写进宪法去。北京没有接受我的建议，而他们跟着修改了的宪法，与他们的经济制度的结构是扯不上关系的。北京显然没有充分地赏识他们自己做得对，做得漂亮，做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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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县际竞争的其它效应
这些日子，读中国媒体报道的经济政策要小心。撰稿的人不是说谎，但往往误导，因为他们一般不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县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自主权，好些时没有执行北京公布的政策。最低工资的引进，不同的县有很大的时间差别，而一些县只说他们有最低工资但不强迫。当北京宣称百分之七十的新建公寓单位要约束在九十平方米以下，一些地区公布有一两个这样的项目，其它地区则置之不理。报章的头条说一个外来的人不能购买超过一个住宅单位，深圳目前执行，上海说没有听过（注四十）。
这不是说北京失控。他们是控制着的，但地区干部知道哪些真的要执行，哪些只是投石问路。他们懂得衡量上头传达下来的文件有多认真。北京征求地区的意见常有，而推了出来的政策可能悄悄地取消但没有公布。有些村落有*投票，有些没有，而有投票的引进的时间很不相同。
我认为上述的混乱画面可不是真的混乱，而是起自地区的自主权与他们之间对政策的取向有别。一个县是否把一项政策用作粉饰橱窗，考虑的是这政策会否有助他们的竞争。为了增加县的产品增值税收，为了生存，县的干部要引进投资者，他们知道劣政策会把投资者赶走。如果北京坚持要执行一项政策，县会接受，但如果这政策有损地区的利益，他们会投诉。投诉够多往往有效。
发展到今天，县制度的权力结构是不容易拆除的了——这是支持着可以乐观地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还可持续一段长时日的主要原因。困难在于地区无权过问的事项：货币制度，外汇管制，对外政策，言论与宗教自由，国家操控的教育与医疗，传媒通讯，以及庞大的有垄断性的国企。
我担心北京对这个经济制度的运作理解不足，因为有迹象显示，他们正在尝试改动这个制度（注四十一）。我认为只要把这制度精细地调校一下，就会变得坚固了。正如我在二○○四年二月的长文指出，层层承包以分成合约串连，在最理想的安排下，任何一个单位或份子的界定权利受到侵犯，某程度整个连串的所有份子都要付出这侵犯的代价。
因为地区或县的竞争，中外合资的合约发展成为一种特别的专利使用合约，每件算的使用费可以不受管制地汇到外国的银行。我曾经研究过发明专利的使用合约好几年，知道监管这些合约的履行很困难，但以合资合约从事，有外来的作为董事在场监察，收钱就容易得多了。这是外资蜂拥到中国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周燕奇迹地拿得一批合资合约的真版本，赢得一篇不错的博士论文。我邀请了她为这个会议写一篇摘要，这里不多说。
因为县的竞争，工业类聚的集中发展非常显著。中国的产品今天泛滥地球，但外间的人很少知道工业的地区集中与专业的程度。佛山的陶瓷产出历来有名，我邀请了李俊慧为工业类聚提供一文。
因为县的竞争，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受到压力要加速。世纪转换，地价的上升大大地协助了这私有化的进程。较高的地价让地区政府有钱补偿解散国家职工，拿开了最大的障碍。国企的买家会把原先位于市区的物业出售，搬到地价较低的工业区去。长沙的国企私有化的速度可能破了世界纪录。我安排了那里的副市长刘晓明写有关文章，因为是他主导这发展的。
县的竞争也协助了减少贪污。有同样条件的地区，只有无知的投资者会到一个贪污知名的县下注。有经验的投资者知道贿赂是一项成本，早期在南中国的厂家例行地把这些成本算进产品售价之内。不是所有贪污都消失了，而是与九十年代初期相比，减少了很多。跟我谈过的干部都同意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有助减少贪污。
最后，我认为过去十至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