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怀乡病-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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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寡言却敏锐而勤奋的肖恩成了热衷于更换编辑的罗斯的最得力助手。前者几乎每天工作18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作家莉莉安·罗斯在1945年去《纽约客》求职时注意到执行主编（managing editor）肖恩满脸孩子气，迟疑地不知该问些什么。他穿白色的衬衫，系蓝黑色的领结，着灰色外套，每个钮扣都扣好。对于E·B·怀特仰慕之至的莉莉安并不清楚对面这个人是谁，但是他的安静、绅士风度与通常充满吵闹声和烟雾弥漫的编辑室内的编辑们截然不同。但正是这个安静略显胆怯的人，帮助哈罗德·罗斯将《纽约客》由一本较纯粹的幽默文艺杂志转向更宽阔的领域。
1945年，肖恩说服罗斯用一整期《纽约客》刊登了约翰·赫赛长达31247字的文章《广岛》，这篇卓绝的报告文学描述了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与被这种恐怖力量摧毁的居民的命运。它不仅成了新闻史与文学史上的一篇标志性作品，也成了《纽约客》的转折点。《先驱论坛报》评论说，这本杂志已经摒弃了“习惯的谐噱、讽刺与漫画式的传统”。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詹姆斯·瑟伯在回忆录中说，“倘若没有肖恩的艰苦工作与经常性的建议，罗斯是无法创造在二战期间精彩绝伦的编辑成就的。”到1952年罗斯去世时，几乎没有人会怀疑43岁的肖恩是必然的接班人，正如当时的编辑吉尔所说：“我们不可能认为还有别人可以接受这个位置。”
罗斯固执地认为，杰出人士必须遭受宠爱与纵容，所以《纽约客》的编辑部内充斥着一些神经兮兮的大孩子，他们随时可能翻脸，也随时可能做出奇怪的举动。E·B·怀特在其盛年离开了一手缔造的《纽约客》，因为他想一个人清静清静，类似的奇特行为还发生在后来的J·D·塞林格（）身上……肖恩却在这群刻薄而敏感的艺术家与作家中获得了几近一致性的尊崇。
成为《纽约客》总编辑的威廉·肖恩先生看起来依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尽管他编辑着一本或许是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杂志。他的身材矮小且毫无吸引力，他从不过夜生活，他认为一顿丰盛的午餐不过是在阿尔贡京饭店的“罗斯厅（纪念哈罗德·罗斯）”点上一杯橙汁与一份燕麦片。他还受不了自动电梯，多年之后《纽约客》的办公楼依旧专门为他保持一架人工的电梯。
当25岁的年轻作家韦德·梅塔第一次与威廉·肖恩通电话时，他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尽管他是如此崇拜《纽约客》。因为肖恩从不允许自己的名字刊登在杂志上，作为他倔强性格的反映，他从不在《纽约客》上刊登自己的电话。除了向大学生不打折扣外，它也不怎么在乎广告商。肖恩先生也尽量避免谈论自己，除了他最亲近的朋友，没人知道他的出身状况。与E·B·怀特一样，他不接受采访，只是偶尔会接受演讲的邀请，不过只有在说到那句“我在芝加哥长大”时，他才言语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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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威廉·肖恩（2）
在哈佛念书的韦德·梅塔有一次与同学曾在校园里遇到肖恩一家，他觉得他们一家仿佛来自小人国，他们是那么不起眼。他多么希望告诉身边的同学，这就是编辑出《纽约客》的人。
肖恩与罗斯太不相同了，这种差异之大类似于后来的蒂娜·布朗与肖恩。肖恩也喜欢幽默，但是幽默在肖恩时代却已不再是《纽约客》的标签了。一方面是因为那一代杰出的幽默作家E·B·怀特与詹姆斯·瑟伯都已老去，新一代还无法把握住他们的神韵；另一方面，肖恩个人比罗斯更具有严肃的社会意识。正如E·B·怀特曾写道的，罗斯是20世纪20年代的产物，那是一个喧闹的年代，而肖恩则是30年代的产物，那是人们在街头兜售苹果的凄惨岁月。
《纽约客》在肖恩的年代除了保持了固有的文学成就外，它更变成了探讨严肃社会议题的舆论领袖。当然，肖恩从来不把自己当作领袖看待，他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和他的作家与艺术家们分享。后来成为他终身的亲密伴侣的作家莉莉安·罗斯说，肖恩是一个诗人与小说家，并终身保持着对写作的渴望，但当他成为编辑后，他便将这种才华完全贡献给了他的作家，所以他比别的编辑更能体会到当作家的障碍与欢欣。他是那么的低调，他称所有的人为“先生”，并保持着父亲般的奉献精神，很多《纽约客》的作家们在其著作上写明“献给肖恩先生”。韦德·梅塔在刚开始为《纽约客》工作时，发现肖恩先生竟然会在任何时刻都耐心地给他打电话，为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细节而反复讨论，这使梅塔觉得似乎肖恩只对他这一名作家负责，他常常怀疑肖恩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去与那么多作家进行类似的交流。
肖恩的完美主义使《纽约客》成了新闻界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很多稿件都是经过一年以上的反复修改之后而完成的。尽管一些作家抱怨终稿失去了最初的神采，但这的确将错误减少到最低。肖恩将一本杂志推向了它不应该具有的位置—它甚至比书籍更耐读与准确。美国的几代作家都知道，成名的最简洁方式是在《纽约客》上刊登作品。你可以想像23岁的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美国著名作家）因为在《纽约客》上发表小说就名扬四海了吗？就像韦德·梅塔回忆的，你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意味着你被广泛地谈论。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美国小说家）、J·D·塞林格等，战后美国最好的作家们都与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塞林格称肖恩是“最不可思议的天才艺术家编辑”。
从1945年的《广岛》报道之后，肖恩继续使《纽约客》保持着社会良心的领导角色。尽管他从来都是那样温和，但却暗暗使《纽约客》承载了教育的使命。20世纪60年代初，杂志发表了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伯德温关于黑人凄惨命运的小说，成为民权运动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雷切尔·卡尔森（Rachel ，美国生物学家）的作品《寂静的春天》也是最初在《纽约客》发表并掀起了环保主义风潮的。一次，肖恩邀请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杂志撰写关于极权主义的文章，后者则担心这样的题目是否对读者来说太艰深了，但我们的肖恩先生则用他著名的缓慢语气回答说：“不，他们需要读这些。”
在文学形式上，肖恩则加强了《纽约客》“文学性新闻（literary journalism）”的影响力。1965年，杜鲁门·卡波特在此发表了纪实性小说《冷血》。这部以一桩离奇的凶杀案为题材的冷静而富有想像力的作品，除了给卡波特带来巨大的荣誉外，也使“新新闻写作”成为20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文学与新闻界的变革。
肖恩以他的谦和与创造性赢得了几乎一致性的尊敬。普通读者依旧不知道威廉·肖恩是谁，但是在文学界与新闻界，他则是圣徒的象征。正如汉娜·阿伦特评价道：“行为与判断有如圣人，肖恩具有完美无瑕的道德尺度。”
当不知深浅的汤姆·伍尔夫（Tom Wolfe）以肖恩为题撰写了人物特写《小不点木乃伊》并准备发表在《先驱论坛报》时，肖恩写信给《前驱论坛报》的发行人约翰·海·惠特尼，请求压下这篇稿子。伍尔夫的编辑菲尔克公开了这封信。文章发表后，整个新闻界以前所未有的庄严感自发地向沃尔夫展开了全面的###。约瑟夫·阿尔索普、莫利·开普顿、奈特·汉多夫公开诅咒这篇文章；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文学批评家）则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攻击伍尔夫；沃尔特·李普曼丝毫不讳言地说他视沃尔夫为“一头无能的驴子”；已经退隐的J·D·塞林格用一封只有一句话的电报向惠特尼开火，宣布将与这件事有关的所有人永远为敌。据说菲尔克因其所作所为被世纪俱乐部拒之门外〔这是对他的罪行的正当惩罚〕，而《先驱论坛报》在此事后不久确实关门倒闭，《纽约客》则卖出了比往年多得多的广告。
美国新闻界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类似于20年代的重大变革。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公司将自己推向华尔街，新闻业的纯真年代结束了。媒体不再仅仅是编辑记者们的手工品，它更被股东与盈利需求所左右，但肖恩主持下的《纽约客》却似乎依旧保持着哈罗德·罗斯时代的单纯。罗斯对于编辑人员的溺爱简直令人难以想像，他从不允许经营部门走进编辑部的大门，似乎也从不考虑他的商业合伙人弗雷西曼的感受。如果《纽约客》赚了更多的钱，那么就必须提供更好的报酬给作家们。强势的罗斯使弗雷西曼无可争辩，但随着杂志的成功，后者也的确赚了更多的钱。到了弗雷西曼的儿子彼得·弗雷西曼与肖恩搭档时，前者对后者的尊敬犹如儿子之于父亲，没人质疑这是一本以编辑部为核心的杂志，或者说这是一本肖恩个性的杂志。肖恩几乎一个人完成所有的工作，他很少考虑是否该把工作分给别人。当小弗雷西曼在1974年的股东大会上被人问道“肖恩先生是否有副手时”，这位发行人不能肯定地支吾道：“我想他没有”，他的确不了解编辑部的情况。
圣徒威廉·肖恩（3）
肖恩自己也清楚《纽约客》杂志多么与众不同，它从不需要取悦市场，也没有经营的压力，并且它还盈利，且利润丰厚。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致编辑人员的一封信中，肖恩承认，《纽约客》的编辑部简直是在一种完全理想的状况下运行的。别的地方是以商业分析为导向，而这里完全是另一个极端。而在此之前与在此之后，这种情况都不可能得以维系。当越来越多的人为肖恩之后的《纽约客》担忧时，肖恩却没有做好寻找接班人的工作。他挑选了年轻的编辑乔纳森·秉汉姆作为继承人，但后者虽是一个杰出的记者却非一名好的主编。他刻意模仿肖恩，却不了解肖恩的真正魅力所在，这个试探性的任命在一片抗议声中夭折。
到了20世纪80年代，《纽约客》面临着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生存环境。媒体世界已经变得庞杂无比，电视而非过去的印刷品才是核心力量。人们也越来越追逐有趣的东西，在1974年创刊的、以电视明星为报道对象的《人物》（People）杂志大获全胜。《纽约客》严肃的报道方式虽然依旧盈利，但是利润却越来越微薄。早在1974年它的销路已跌至每期万份，1983年虽增至51万份，但1年以后又跌至50万份。
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纽约客》将被出售的传闻已经出现。贝克夏投资公司的沃伦·巴菲特与福特基金会的负责人麦乔治·邦迪都曾私下与肖恩联系，倘若出现意外，他们愿意出资帮助肖恩，以延续《纽约客》的传统。肖恩婉言谢绝，并从未将此事告诉发行人彼得·弗雷西曼。
但最终彼得·弗雷西曼还是抵制不住纽豪斯出版集团亿美元的出价。1985年，以出版小报与空洞的时尚杂志为主业的士毅·纽豪斯拥有了他垂涎已久的《纽约客》。这项交易最初并未激起肖恩与其他作家们的愤怒。因为纽豪斯已经信誓旦旦地承诺将继续保持《纽约客》的传统，他还公开宣称肖恩是他的精神导师之一。而肖恩也一直对士毅·纽豪斯不无好感，他觉得在20世纪60年代时自己曾在某个俱乐部见过这个孩子。而他的信心也体现在当期的《纽约客》中。他破例在杂志上写道：“《纽约客》商业经营的所有权或可以易手，但是《纽约客》的基本构想—《纽约客》的传统、《纽约客》的精神—从来不曾为任何个人所拥有过。它是不能被买卖的。它存在于许多作家、艺术家、编辑和编辑助理们的心底深处，他们为了文学、新闻、美学、道德原则的共同理想而结合在一起工作。”
但肖恩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他已经76岁了，是世界上最年长的主编，尽管他的头脑依旧敏锐，但一些人或多或少觉得他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他们批评他将《纽约客》变成了一个老友俱乐部，他不舍得解雇与他相伴多年的作家与艺术家，为了照顾他们，他不得不发表一些已经不再受欢迎的作品。杂志的销量与广告额继续下降。
在1987年1月的一封公开信中，纽豪斯强迫肖恩在当年3月1日退休，并选择格特利布而非肖恩推荐的查尔斯·麦格拉斯（Charles Mcgrath）作为继承人。这个令人震惊的声明，使肖恩感觉到一种背叛感。比肖恩更愤怒的是《纽约客》的150多名艺术家与作家。一种类似于亚特兰蒂斯岛沉没的绝望感扑面而来。整整35年来，肖恩指导着《纽约客》有条不紊地运转着，他几乎要克服年龄的障碍，似乎要将这种指导永久性地持续下去，因为人们暗暗意识到，那是肖恩的职位，会有合格的继承人出现吗？
那次发生在《纽约客》总部的抗议成了全美新闻报道的中心。同情《纽约客》作家群的媒体哀叹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反驳者则相信，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人事变更了，那些抗议的作家们是一群被宠坏的孩子，实在不够成熟。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华盛顿邮报》的著名专栏作者）在《华盛顿邮报》刻薄地写道：“《纽约客》的作家，其中一些你可能认为早已死掉了，其他一些作家则像逝去的人一样写作，他们抗议肖恩被突然性地替换了—经过仅仅35年之后。”
纽豪斯的举动使肖恩最后两年的任期看起来像是一个过渡，他在1985年表达的对肖恩的推崇似乎完全是为了稳定人心。但是据莉莉安·罗斯回忆，肖恩从未责怪过纽豪斯，他对后者依旧充满着某种父亲式的情感。肖恩的告别书弥漫着一个79岁老人的伤感，并暗暗地流露出他所推崇的那些品质正在变得不合时代节拍：“在这混乱的时刻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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