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怀乡病-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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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8年，三大电视网平均每年播出2000分钟的国际新闻；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200分钟。在2001年9月11日前，每天只有9％的时间留给国际新闻。而非FOX新闻台的主导的娱乐化新闻（infotainment）成了主导。CBS最令人尊敬的新闻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沃尔特·克朗凯特的传人）批评道，国际新闻正在“变得好莱坞化与轻佻化”。为了所谓的收视率，主持人把自己变成Talk Show演员。媒体经营者称，人们总是关注自己身边的事情。
悲剧发生后，他们才开始发现自己错得多么厉害。除了声誉卓绝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它们分别保持了26家、22家分社的规模），所有媒体机构都意识到自己的驻外记者少得可怜。ABC只有9名驻外记者，其中5名在伦敦；CNN拥有30个驻外机构，是三大电视网的综合，但驻外记者们常常发现自己被采访经费困扰。《时代》巴黎首席记者则抱怨道，杂志社正在减少海外事务的报道。结果也正是如此，这本以严肃著称的杂志在200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正在失去其全球性、富有智力性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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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新闻回潮，它能够坚持多久？（2）
现在，从AOL…时代华纳到维亚康姆再到NBC的母公司通用电气，老板们慷慨得令人感动。NBC的新闻主播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乐观地相信，“9·11”事件可能会使国际新闻重又回到中心位置，每个人都开始深入思考全球化的问题了。但是，丹·拉瑟的乐观态度却谨慎得多，他不知道公司的慷慨会维持多久，是否很快又回到追逐利润与收视率的年代。
在20世纪60、70年代辉煌无比的前《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度过了痛苦的90年代。这个热衷于重大事件的杰出作家，始终拒绝去写闹剧式的90年代题材（比如硅谷传奇）。他在内心深处怀念那个更加严肃的时代，被战争、混乱考验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伟大新闻人是受人尊敬而非取乐的。人们依靠克朗凯特的“新闻60分”了解世界，通过詹姆斯·莱斯顿的专栏体验政治的乐趣。詹姆斯·莱斯顿在1991年出版的自传中回忆50年来新闻业的变化时同样充满怀旧色彩地说，他们年轻时阅读的是沃尔特·李普曼的《道德序论》，而现在的年轻记者则衷情于《今日美国》创始人艾伦·纽哈斯（Al Neuharth）的自传《一个狗娘养的自白》。对于昔日的过分眷恋与美化，是每一个人都可能犯的错误，但它也的确映衬了时代的改变—一个严肃得刻板的时代正让位于更轻松的岁月。
“9·11”事件很难重新让一头扎向娱乐化的新闻业真正回头。这不仅因为从前单纯的新闻机构变成了庞大的媒体公司，更因为我们的世界、人们的心理已经不可掉转地改变了。看看今天主持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新闻主播们吧，CBS的丹·拉瑟已经70岁，ABC的钱宁斯63岁，NBC的汤姆·布罗考62岁，他们三个或许是美国新闻业残存的具有克朗凯特时代风格的严肃新闻主播，他们的最终离职将最终切断新闻业与往日光辉岁月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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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杂志的理想（1）
1993年，《纽约客》（New Yorker）的新主编蒂娜·布朗（Tina Brown）在大胆引入青春、嬉皮风格后，仍无力地看到《纽约客》的读者群在年收入6万美元、45岁上下的群体中执着地徘徊—它不能满足老板士毅·纽豪斯寻求更富有、更年轻、更具广告价值的阅读对象的要求。
抱怨则相伴而生—“我们希望在这里读到别的地方无法提供的东西。”一直以来，《纽约客》在提供什么？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一位经典的、不拘礼节的乡巴佬，却要命地迷上了纽约风格。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正致力于取代伦敦，成为新的世界中心。无线广播、电影、T型车、华尔街的牛市使20年代的纽约生活富足、喜气洋洋。如果你愿意寻找个性与忧伤，可以尽情沉醉在爵士乐与菲茨杰拉德的小说里……在哈罗德·罗斯看来，纽约的城市生活让正在消失的村镇式美国相形见绌，后者是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美国著名作家）笔下的《大街》—乏味、暗淡、偏狭……
于是，罗斯—这个喜欢在阿尔贡京饭店中与专栏作家、记者们聊天、打牌、开一些低俗玩笑的家伙，最终在1925年出版了《纽约客》杂志—一本着力描绘纽约新兴文化生活的周刊，它极力强调一种新颖的幽默感。对于自己略显土气的长相耿耿于怀的罗斯觉得，幽默感是大都市的象征。
没有人比E·B·怀特与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美国著名的幽默作家和漫画家）更能彰显《纽约客》的气质了。前者总是略带忧伤，力求文字尽善尽美，而后者则深谙嘲讽能让世界变得更富有趣味。当面对越来越庞大、复杂的世界时，一颗敏感、羞涩又略带骄傲的心灵该怎么办？《纽约客》继承了法国人蒙田的气质—承认自己的弱点，并一笑置之。
《大西洋月刊》、《哈泼斯》（Harper’s）、《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纽约客》，这样的文艺性杂志姿态各异，关注的方向或偏于思想，或偏于文学艺术，甚至政治，但它们无一不突破了狭隘的专业限制，将视野扩大至整个知识领域。你可以称它们为知识分子杂志，但是它们又摒弃了学院派的艰涩与狭隘。文化发明的过程，是人类摆脱野蛮的过程，是理性取代偏狭的过程，也是摆脱了物质困扰的人们寻求心灵慰藉、满足永无休止的好奇心的过程。
《纽约客》成熟的过程就是纽约与纽约市民成熟的过程，同样也是美国从欧洲人口中的“野蛮人”变为在世界文化中占据领先位置的国度的过程，《纽约客》无与伦比地展现了纽约成为国际化都市的过程。《纽约客》的订户们一方面在这里看到了世界的急剧变迁—广岛原子弹报道、卡西尔的环保主义作品《寂静的春天》、微软的反托拉斯官司等，同时也在这本杂志中看到了人类亘古未变的情感—爱、欲望、权力、孤独、荣誉、勇气……76年以来，《纽约客》始终从一种充满温情与善意的嘲讽的角度来观察世界与我们自己。
综合性文艺杂志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们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提醒我们，在这个如此庞杂无序、纷纭变幻的世界中，我们如何保持自己头脑的完整与内心的湿润。而这些杂志的读者们，正是这个世界上一群过于敏感的人们，他们无法与强悍、高速运行的世界进行更正面的交锋，他们喜欢寻找安逸的角落躲藏起来，半是自怜、半是充满优越感地品尝自己的孤独与智力上的骄傲。
今日的中国同样处于一个高速变迁、意欲极力融入全球文明的时代。在旧日的观念被抛弃之后，在目不暇接的变化令人疲惫的时候，中国新兴的读书人渴望有相应的杂志能够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并抚慰他们与周围格格不入的窘迫的孤独感。
《读书》杂志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充当了这个范例，它同时被学院派知识分子与高三学生所热情地接受。如孩子般兴致勃勃的沈昌文，将无限的好奇精神与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感巧妙结合在一起。倘若这种精神可以延续下去，它有可能升华为一种更为宽阔的视角与更富艺术性的表现力，并有潜质最终成为一本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杂志。但是乏味的、往往是空洞的后现代术语最终主宰了它，今日的《读书》杂志看起来更好像是一本技术性读物。
迅速夭折的《书城》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有趣的代表。批评者们用“白领读物”、“小资读物”来指责它。煽情与滥情的确是这本杂志无法忽略的弱点，但是《书城》却相当成功地使自己成为90年代后期城市精神的表征，它比中国其他杂志都更接近于《纽约客》。《书城》涵盖了商业、文学、电影、音乐、思想、学术、时尚等领域，随意性是它的最大文体特色。当《书城》杂志将自己的编辑成本降至最低时，它的主编李韧（惟一的编辑人员，而且是兼职）也将阅读的门槛降至最低。它对稍有文化追求的人都构成吸引力，同时由于充分的兼容性，它对于成熟的（不追求枯燥的）知识分子同样也构成吸引力。它的庞杂选材范围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它对于城市文明的不自觉的热爱与抒情，极大满足了急于赋予自己国际化身份的中国年轻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大城市青年，怎么会不喜欢在杂志里看到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和巴黎的咖啡馆、领略奥格威的广告魅力和德鲁克的管理艺术呢？当然，过于低廉的编辑经费与过于短暂的生命，同样没能让《书城》摆脱消费感与肤浅化的倾向。
文艺杂志的理想（2）
只出版过三期的《大视野》谈不上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它普遍让人回忆起《书城》。这本杂志的令人赞叹之处是它对精致设计的追求与近乎恬不知耻地大量引入西方最佳杂志文章的举动，以及张扬地标榜自己为新文明精英的姿态。形式上的突破，是它最易于被记住的特点。
《书城》与《大视野》的夭折，暗示出中国媒体投资者陈陋的心态与粗鄙的投资眼光。他们不知道，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必然催生出更年轻化、时尚化与国际化的读者群。这群读者急需确立他们的身份标志，他们不仅仅需要《时尚》杂志，或是一本中国的《时代》，更需要一本可以满足他们文化需求的、富有温情的读物。
《万象》或许是这块阵地上最后的旗帜。尽管在表现力与视野的宽阔程度上，它要落后于《书城》，也尽管它对于老上海喋喋不休的怀旧可能会让人厌烦，但是《万象》还是敏锐地捕捉住了人文情怀中偏于软弱的一面，这令它在没有完全变得技术化的文人中寻找到呼应。在旧闻轶事中，读者们躲避了现实的乏味与锋利。这本带有典型的遗老遗少风格的杂志的成功，更多是因为它是一片凋零的文艺杂志市场上的惟一幸存者。这种地位赋予它即使不是什么好杂志，也不是一本“最坏的杂志”。如何更勇敢地自我更新，是《万象》杂志发展的关键。当然，这其中所涉及的不仅有编辑者自身的问题，更有体制的问题。
不管是《读书》、《书城》、《大视野》还是《万象》，它们都不可能获得多么巨大的商业成功，《纽约客》的读者调查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它们却又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令人吃惊的角色。只要人性中温情与柔软的一面没有消失，只要这个世界上依旧有那些“即使在人群中也倍感孤独”的人存在，这些杂志就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但对于今日已发生巨变的中国来讲，这样的杂志可能会成为更为激动人心的变革者。
一种文化已经死亡，而另一种文化尚未形成。乡村式的、狭隘的、封闭的、单调的中国，正在演变成一个全球化的、消费性的、丰富多彩的中国。哪本杂志试图承载并指引它的变化，试图以更深层次、更接近灵魂的方式向读者传达信息，哪本杂志便会获得独一无二的成功。文艺杂志的理想，其实不过是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首席执行官们理想的综合体，它会被那些杰出的编辑们赋予一种人文色彩。
笔者承认这种归纳浮华而令人吃惊，但是谁能说一本伟大的杂志不意味着一场伟大的变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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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威廉·肖恩（1）
在评价E·B·怀特的一部书信集时，《纽约时报书评》提到了一张《纽约客》的作家群像（读者们很少能见到）：“……从照片上看来，他们一个比一个忧郁腼腆，一个比一个眉头紧锁、态度畏缩，一听到细微的声音便如惊弓之鸟，平常则处于蛰伏状态。”
没有人比怀特更能代表《纽约客》在20世纪30、40年代的风格了。这个一参加公众活动就头昏脑涨并且胃痛的男人，轻而易举地在文字中寻找声音、维度、旋律的完美搭配。幽默感、敏锐的紧张、孤独的忧伤、脉脉温情、行云流水……这些词汇似乎都不足以说明怀特的风格，怀特知道如何这些元素比例协调地搅拌在一起，他一生都在推敲这种分寸感—左右彷徨、小心翼翼。怀特无法创造宏篇巨作，这不仅因为才华与韧性的欠缺，还因为他令人绝望的完美主义所致。不过，如果一个人能够将给送牛奶人的信写得令很多作家彻夜不眠而写出的作品黯然失色的话，那他也不该抱怨什么了。
当威廉·肖恩在1935年成为《纽约客》的一名编辑时，这本以幽默感见长的文艺杂志正在走向第一个繁荣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仍是喧闹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产物。当哈罗德·罗斯在打桥牌的搭档弗雷西曼的资助下于1925年创办《纽约客》时，前者的志向是记录正在蓬勃兴旺的大都市文化，包括令年轻人陶醉的爵士乐、百老汇歌舞剧等，当然还有罗斯与那帮记者、明星、艺术家们在阿尔贡京饭店里那些有趣甚至有些不无低级的玩笑。
喜欢在办公室里吵吵嚷嚷的罗斯具有天才鉴赏力。他有时粗俗的举止不妨碍他写信给尚未成名的年轻作家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纽约派重要诗人）：“我不知道你未来会怎样，但如果我是你，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所以你可以想像罗斯发现怀特时的惊喜，他可能隐隐意识到这个家伙正是急于确立自己独特风格的《纽约客》所需要的人，怀特与他最著名的追随者詹姆斯·瑟伯一起缔造了“纽约客”文风。
威廉·肖恩要命地喜欢《纽约客》，所以当这位26岁的年轻人从欧洲归来后，就加入了它。他喜欢写作，但肯定缺乏怀特那样的才华，所以在短暂地为“本镇絮语”栏目撰稿后，罗斯让他当了编辑。因为谁都看得出来他的头脑是多么清晰，多么善于看出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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