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怀乡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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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lin Roosevelt）致信给鲁斯道：“非常欣赏你们的新刊物，每一篇文章都值得阅读，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参阅，以了解国家与世界大事……”
站在今日的角度，我们会发现这两个24岁的青年在1923年创造了多么具有预见性的发明，尽管今天的《时代》已与当年相去甚远。20世纪20年代正是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广播、电影、报纸杂志、爵士乐正在让多数美国人享受生活。以前只属于贵族与精英们的娱乐生活正在被每个人接受。世界开始被广播、电影、电话这样的技术联成一体，人们四周的信息量空前增长。在《时代》出现之前，美国的新闻界的确没有学会如何更清晰与直接地向公众报道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公众似乎对此也缺乏足够的兴趣。如果我们将亨利·福特的装配线视作是工业中的一次革命，那么《时代》正是用亨利·福特式的观念改造了新闻界。更重要的是，由于媒体在一个大众文化时代扮演的关键性角色，《时代》对于新闻业的改造更直接地影响到公众对世界的理解。这里我需要引用哈登与鲁斯在创刊时表达的共同信念：
（1）相信地球是圆的，对具有“以四海为一家”胸怀的政治家们抱欣赏态度。
（2）……
（3）……
（4）对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具有信心。
（5）对古老的东西—特别是观念—予以尊重。
（6）对新的东西—特别是观念—最感兴趣。
我们会发现，这两位年轻人的关注点正在改变传统新闻业“揭露事实”的观念，他们更强调对世界未知事物的一种充满勇敢与信心的探索。在今后的历史中，这的确迎合并促进了大众时代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在最初的《时代》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即使是那两个小子也不敢这样想。
不过有一点我乐于承认，最初的《时代》的确有点像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一道沟通的桥梁，它将知识人的观念精简，直白地传输给受过一定教育的读者—鲁斯所言的那100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当然，即使这一点，在当时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在反对者看来，《时代》不过是一本喜欢摘用《纽约时报》稿件的文摘性杂志，因为它根本没有自己的记者。或许它经过了一些编辑的重新加工，然而，这哪里是什么正经的写作？编辑为了吸引人，就强烈地运用夸张的效果，把人写得很滑稽。胡乱的造词把句子的主、谓、宾结构颠倒（这一点被《纽约客》杂志大为嘲讽）。甚至杂志的主编哈登还伪造各种读者来信制造争端以吸引大众注意力，尽显各种不够严肃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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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传奇（3）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份利用各种手法来引起别人关注的杂志还是非常迅捷地获得了成功。1925年，它的发行量升至万份，总收入达到45万美元。1927年，它的页码由最初的28页增至52页，而在封面设计上确立了其独创风格—在封面边缘加一道红边。而到了1929年哈登因为风寒去世时，这两位6年前为了10万美元而痛苦不堪的穷小子，都已经成为百万富翁。
20世纪20年代末，《时代》在褒贬不一中还是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媒体之一。除了杂志与时代对信息渴求的现实相吻合、哈登俏皮和大胆的编辑风格外，我们很容易在两人最初约定但却未必严格遵守的编辑理念中看到成功的缘由：
（1）新闻能够组织化，每一条新闻都可以重新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新闻组织。
（2）新闻的意义是可以解释的，不同的观点也应该一并呈现。
（3）制造新闻的是个人，而不是政府或其他神秘势力，因此人物和他们的言论、性格都有新闻价值，值得加以描述。
像对新闻分类一样，这3条今日习以为常的准则在当时是令人吃惊的。同时，《时代》还建立研究员制度。为了将新闻改写生动，他们大量插入历史资料。这一条成为日后杂志成功的重要保证。同时，他们还建立了还算严格的查证制度，查证人名、地名与新闻事实，避免出现大的差错。
但是，如果仅仅只是凭借这些，《时代》是很难成为今天这样一本影响巨大的杂志的，哈登的突然去世成为了重要转折之一。杂志是其主编意志的体现，哈登在充满机智与激情的同时，也暴露出其无可掩藏的劣势：他对于趣味的过分追逐在妨碍真正的事实与思想，机智可能会损伤到真正的大智慧，而哈登在富裕家庭中顺利的成长环境也决定了他缺乏持久的恒心。逝世前夕，哈登看起来对这本杂志已经极度厌倦了。
而鲁斯则不同，传教士家庭的出身让他具有一种清教徒式的热忱与耐力，而他的固执则使他不断地试图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他真心地坚信，全人类应该具有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这与他在中国山东传教的父亲一样。所以，他最终会利用《时代》来表达他对于政治与社会的看法。
尽管鲁斯对于哈登的建树尊敬异常，并且坚信《时代》在哈登的领导下确立了一种独特而令人骄傲的风格，也尽管《时代》接下来的主编都尽量遵守哈登的准则，但鲁斯对于严肃的思想与事实的追求正在慢慢地影响着《时代》。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杂志所使用的句式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过分怪异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时代》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它自1936年开创的“封面人物”更成了美国社会的重要事件。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海明威就曾因为另一位作家帕索斯比他更早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愤怒不已。而由于组织的不断扩大，《时代》更建立了“资深编辑”制度，使报道的分工更加专业化与准确化。二战爆发时，《时代》斥巨资派遣的海外记者令杂志几乎成为全美国最主要的新闻媒体。同时，由于鲁斯个人对于“最新知识领域”的强烈兴趣，《时代》成了当时世界重要知识分子发言的阵地之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正是因为《时代》而名闻天下的。
尽管被后来的评论家所不耻，鲁斯的确出于个人政治倾向使《时代》对于美国总统大选与政策制定造成了相当影响。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令人生畏”的《时代》成了每位总统、国会议员与高级官员的必看杂志，没有人可以忽略它的影响。当然，对它的批评者也伴随其影响力的增加而不断增多。自创刊起，《时代》按照小说体来写作的方式注定了它可能会偏离事实。而伴随着机构的复杂化，一线记者与作家之间的沟通不便，以及查证员不可避免的疏忽，《时代》的报道在很多时候尽管曲折动人，却不免出错。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Peter ）曾经被选择作为1950年某期的封面人物，但后因朝鲜战争而被临时撤换。杜拉克后来读到这篇撤换文章后大惊失色，家里的一只宠物狗竟被描写成德国狼犬……
20世纪50年代以后，《时代》逐渐被一种衰老之气困扰。除了当时电视的兴起、各大报纸的关注点向全球重要事件的转移，以及竞争对手《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壮大等这些外界因素外，《时代》自身的问题也逐渐尖锐起来。在越来越庞大的时代…生活公司内，鲁斯已经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关照《时代》了。况且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保守的思想也开始妨碍杂志的发展。时代已经变化，然而《时代》却缺乏应变。而当时的主编福布吉林更是相当顽固保守，厌恶一切新事物，并且深得老年鲁斯的信赖。当猫王扭着屁股走上舞台之后，美国迎来了历史上最丰富与刺激的时代。迷恋女色、年轻而性感的肯尼迪竟然成为了美国总统，学生们再也不听话了，姑娘们像吃零食一样随意地服用避孕药，摇滚乐还有越战让整个美国不安地晃动着。而与此同时，1961年被《华盛顿邮报》购买的《新闻周刊》开始成为热门的新闻杂志，它正在充满快感地掠夺《时代》的读者与广告商。《时代》开始像吃了LSD（一种迷幻药）的美国青年一样无法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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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传奇（4）
1968年，在亨利·鲁斯去世一年后，鲁斯的继任者杜诺万最终决定让格伦沃德取代福布吉林成为《时代》的新任主编。格伦沃德，这个胖胖的维也纳人，自1944年加入《时代》以来以其不可多得的写作才华引得关注，23岁即是特约编辑，而本人更是性格随和。
在带领40位资深编辑在百慕大群岛尽享海风、阳光之后，这位主编决定进行让鲁斯不得安宁的改革。首先，他废除了集体创造制。45年来，《时代》始终坚持每篇文章皆是由所有参与者共同完成的，所以不署名。因为鲁斯相信，编辑与记者不应该让自己成为明星，功劳属于全体。这种制度在新闻业发生巨变的20世纪60年代已经饱受唾弃，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并且极度拒绝别人为自己的文章动手动脚。当然，这项变革并非意味着编辑与审查制度的结束，而是让作者更有机会展现自己。当然，尽管他本人更加开明，但是依然坚决地坚持鲁斯年轻时的哲学信仰：进步的保守主义。这一点正是鲁斯与哈登的最初理念—对于历史尊重，对于新事物尊重。而这一点正是使《时代》尽管在形式与政治态度上发生变化，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却未根本动摇并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直到1977年，格伦沃德成为时代—生活集团总编辑，他是《时代》历史上最成功的主编之一。由于良好的艺术修养，他的个人风格使得《时代》的形式更加灵活。在上任一个月内，杂志刊出了以诗歌来撰写的赛马报道。第二年，《时代》更刊登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摘要，这在鲁斯理解的新闻周刊中是万万不可的。为了适应20世纪70年代的风气，格伦沃德更增加了“环保”、“心理学”、“行为”这样的专栏。此时的《时代》又恢复了部分生气。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已经不可能再恢复从前的影响力了。
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继续在《新闻周刊》、CNN、《纽约时报》的夹击下生存。1989年，这本杂志体验到了以前从未品尝过的苦涩。这一年，时代—生活集团与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合并，组成全球最大的媒体集团。显然，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公司利益早已凌驾于媒体理想之上了。在一个电影、有线电视、书籍出版、杂志并存的媒体公司中，《时代》的利润那么不显眼。即使在杂志类别内，它的利润也远远低于《人物》（People）这样的流行杂志。但由于其已经形成的巨大声望，它仍然是新公司的旗舰（Flagship）产品。但是，谁都清楚，这已经不是亨利·鲁斯的时代。在鲁斯的眼中，编辑理想至少是与商业行为同样重要的，因为他更渴望成为一位政治家与思想家，而非商人。尽管《时代》的资深编辑们可以宣称，鲁斯所创建的“国家与教堂”理念是不可动摇的，编辑独立原则是无法触犯的，但谁都清楚，这样的誓言是多么脆弱。
很显然，1992年的改版的确有着过于强烈的商业目的。42岁的年轻主编亨利·穆勒进行了过于勇敢的改革。为了迎合青年一代的读图喜好，他大量地增加了图片，减少了文字的长度，这必然影响到报道的深度。更为夸张的是，为了迎合习惯电视节目的读者，他将原来相对细致的栏目分类，有些简单粗暴地转变成类似公共电视节目的简单格式。显然，这是一次失败的改革。在迎合了读图时代的要求后，这本曾经因为深度分析而知名的杂志失去了深度，仿佛是一本图片杂志。它的发行量迅速跌落了50万份。
显然，很多人将希望寄托于1996年上任的主编沃尔特·伊萨克森身上。这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罗德奖学金学者于1978年进入《时代》，是这个时代罕见的编辑。5年以来，他的确使这本杂志重新恢复了生气与自信。他坚信杂志必须被改变。这位被《纽约》杂志（New York）称作是“50岁以下最具自我意识的新闻记者”承认，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用“李普曼语气”来谈论政治的时代了，人们更关注个人的生活。过去的《时代》关心的多是刻板的政治世界中发生了什么，而现在的《时代》则是关心大家的餐桌上谈论什么。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时代》风格的粗俗化。尽管沃尔特·伊萨克森并不那么喜欢这个时代，但是他承认，多元化正在成为世界的主流，《时代》必须积极地反应这一切。《时代》的趣味变得前所未有的广泛，按照沃尔特·伊萨克森的说法，《时代》有一点《人物》、有一点《财富》、有一点《钱》（Money）、有一点《体育画报》（Sport Illstrated）……它是这些杂志的结合体。
让《时代》的支持者喜悦的是，由于沃尔特·伊萨克森的存在，这种多元化并未使杂志媚俗化。这位主编罕见的个人使命感与才华让今天的《时代》散发出一股强烈的高调气息，即使在谈论餐桌上的话题时也避免流俗。而在其任期间推出的《时代75周年》纪念刊与举行的盛大的纪念活动—“世纪人物”的评选，都让这本杂志显现出惊人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这位言必称亨利·鲁斯与其他伟大新闻人物的人，在《时代75周年》纪念刊上底气充盈地表达了他对《时代》的见解。而他于1997年和1999年先后选择安迪·格罗夫（Andy Grove，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和杰夫·贝索斯作为封面人物的举措，更表现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技术世纪的信心。
时代传奇（5）
他在《鲁斯的理想—过去与现在》中讲道，今天的《时代》已经不需要再作新闻摘录了，因为电视与网络更善于此道。今天的《时代》要试图将单独的事件放入历史背景讲述，更注重为读者提供新的见解与远见，预测事件的未来可能，描写那些事件背后的场景，提审那些别人忘记提出的问题。
他接着还写道，“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于60年代至80年代，政治偏见已经越来越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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