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情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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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离开我家回娘家去了。她心是好的，为了家，只是我要坚持原则，我与兄弟没有分家，哥哥出来工作比我早，不能说我赚的钱而偏向我。我哥哥很担心，对我说把房子交还给我，我说：“哥，你不要担心，房子我送给你了，你尽管住。老婆嘛，等我再造一幢房子，她就一定回来了。”我也不怪她，本来嘛，有些道理是跟她说不清楚的。我只是经常抽空去看她，“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我们毕竟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夫妻。果然，过了10个月，我就攒够了钱，又造了一幢房子，她就回来了。
其实，说起来我和我老婆的生活也很有意思。我因为太忙，没有时间陪她，她也会很生气。我要是出差了，如果走了很长时间，回来的时候，她会不许我进房，罚我睡客厅，我也就听她的睡在客厅里。等我攒了一些钱我就找一天把老婆叫到一边，把这些钱，一共有10万块都拿给她看，我说：“老婆，你看，我给你挣了这么多钱！”老婆就自然很高兴。当然这些钱不能都给她，那是我要放在厂子里用的。所以，我在把钱给她以后，就给她讲故事，讲治安多么不好，外面有多少坏人。然后又给她讲，现在有一种很先进的存钱方式，就是存进卡里，要用钱拿卡提钱就可以了，不会把钱弄丢。老婆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把钱交给我，叫我给她存进卡里。我就把钱存起来，给她一张卡，告诉她每个月还有1000块的利息，可以用卡每个月提1000块钱来贴补家用。老婆很高兴，我的厂也就不缺钱用。这些年来，老婆自己工作有工资拿，我也就不额外给她钱，家用和孩子的零用钱都是她来付，我管大一些的开支，比如孩子的教育经费。但是家用真的花很少钱，我们都很节约。
母亲与我同吃住，父亲20几年前已过世，婆媳关系在我家也有过问题，为了让她们把关系搞好，我专门找了一个财务来帮我的忙，帮她们管账，还经常用妈妈的名义给老婆买东西，用老婆的名义给妈妈买东西，还要两边说好话，让她们搞好关系，现在她们相处得很好。这些事情说明人都是有感情的，在一个家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任运良：她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经常有人问我，你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不是我，而是我有两个支柱，有两种灵魂在支持着我。第一，是我的夫人；第二，是与我一起创事业的每一位忠诚的工作人员。并不是我个人的能力强，我只是一个代表。如果我没有夫人的支持，感情的所在，我就不会有今天。她什么都能包容，错的也能包容，对的也能包容。我想不到的她能想到，比我超前得多。这是很伟大的。
有人问我：你老说你夫人，但在企业之中你是法人啊？我说，在事业中论功，夫人占70％，我占30％。说良心话，如果夫人不支持我，不替我想这么多，不给我补漏洞的话，我根本不会有今天。从1982年到今天，中国大地上那个时期注册的企业，现在还有几家？即使是存在的，也有种种问题。
我老家那边经常有人说：你看任运良，始终是这样！
我说：对。发财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挖井人。我有今天，第一是党造就了我，第二是夫人造就了我，才有了我事业上的今天。
我的这种观点，很多大企业家想不通，说“不可能，哪能是这样，都是你自己奋斗的”。他们不了解，夫人对我的作用，对我的贡献，对我的家庭，尤其对我个人来说，意义太大了。我太太经商的头脑，比我要清醒。我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正因为我有一个好的家庭，好的夫人。她的思维很敏捷。如果1986年、1987年我听她的话，可以夸口地说，半个深圳市都是我的。当时，深圳市的土地才2块钱1个平方。你想一想，我投资不用多，50万下去，能买多少土地？但是我没有这种眼光，所以没实现。
我的太太比我大8岁，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她是红卫兵的领导，我是被改造对象。我夫人的历史可比我的辉煌多了。她做过大队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市委副书记，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15位代表发言人之一。她是为了我才放着市领导干部不当，跟着我下海，不一般啊！
我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1969年，当时我被专政，她的家离我专政的地方不远，上班很近，她管我。她是红色领导，在17岁的时候就被培养成党的干部，到处演讲。她特别能讲。我从16岁被专政，一直到19岁，她看我也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一个小伙子能干什么？老老实实的。我们当时就处得比较不错。她也很欣赏我。我在跟她处对象的时候，她的外貌、性格、家境、才华、学历都不是我要考虑的，我看重的只有一条，就是她的良心。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21岁，她那时29岁，是公社书记，到处演讲，当时是大老姑娘了。我人生最难忘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和我夫人的结合，我们相差8岁，却能喜结良缘，用迷信的话讲，就是天意吧？另一件让我难以忘怀的事情，是从19岁到24岁，那一段时间我是被监控被改造的对象。现在想想那段艰难岁月，真是百感交集，倍感夫人当年给我的感情弥足珍贵，我不能想象那个时候没有她，我的日子会怎样。她真是我的老大姐。我们俩年龄上有相当大的差距。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们结婚30年，没有吵过架，没有为工作、家庭，为任何事情吵架，真的是相濡以沫同舟共济。我举一个例子，在深圳的时候，我搞日月花酒店，40多度的高温，没有电风扇，我太太和我一起睡在铺着凉席的水泥地上，81天搞起来。我真的很欣赏她，她面对工作的时候，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我做企业这么多年，可以说大大小小的危机遇到过无数，有的时候跳楼的心都有。记忆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我建高尔夫球场，还有一次是我走出国门，结果因为语言不通，在外面损失了很多资金。那真是最难过最心痛的经历。赚钱多不容易啊，一下子损失几千万。这个时候，我怕夫人受不了，就开导她：不要上火，钱丢了咱们再赚。你想，女人啊，花钱买衣服都心疼，丢了上千万更心疼啊。这时候，作为男人就得开导她劝说她。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但男人必须要有一定的城府。也有几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比如资金匮乏，投资失败，或者我想不开了，她又反过来给我做工作，像哄小孩一样哄我，使我平静下来，而且坚定了信心。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任运良：她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们就是这样，通过彼此鼓励，互相支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不知道除了她，还有什么人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人们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对于我来说，我的背后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可以说是她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现在很多到我办公室来的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两口子在一起办公？其实老板娘永远是管我的，这么多年，我单独出差不超过5次，都是和我太太一起走的。结婚这么多年，可以说，从内裤到外衣都是我给她选的。我们之间永远不会有事业和家庭的矛盾，因为我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就是我们的事业。
我和现在年轻人的观念不一样。我跟我太太，是因为有感情而生活到一起，是因为有事业而加深了我们的感情。我对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做法，看不习惯。我是50年代的人，我太太比我更看不惯。在我的企业里，我的秘书都是男的，我太太的秘书都是女的。
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离婚，我很不赞成。我为什么就从来没有离婚的思想呢？我认为就是教育的问题。一男一女见了面，尽谈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当然谈着谈着就没有可谈的了。为什么就不谈怎么创事业，怎么艰苦奋斗？当然现在社会上诱惑多，不是有人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吗？我觉得这里有女人的责任，我没有变坏，因为我有一个好太太，但是别的女人未必像我太太那么善待自己的男人。我的太太在事业上是一个女强人，在生活中是个好媳妇，她对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和妹妹都特别好。我们去过那么多国家，很多地方连最有名的名胜都没有去过，因为时间紧，但是每去一个地方，她都要给我母亲买一件衣服。无论在国外的行程安排得多紧张，她就是不给自己买东西，也会想着我的母亲。现在，我们事业发展得这么大，我夫人比以前更忙了，但是在我母亲把腿摔坏之后，她每天晚上还来陪我母亲打打扑克，现在时兴打麻将了，她又教我母亲学会打麻将。
以前，我在没有搞事业之前，并不觉得老婆有那么重要；在搞了事业，尤其有了钱之后，感觉老婆特别重要。而我事业的成功也就在这个地方。两口子天天打架事业不就完蛋了吗？
我现在最向往的生活，就是每天和我的夫人、老人、孩子在一起生活，吃饭。有的时候，和夫人聊到以后老了怎么办，我就说：“我离不开儿女。”我一共有3个孩子，1个女儿，2个儿子。女儿叫任小霞，30岁。长子任世峰，25岁。小儿子任世成，20岁。3个孩子的名字都是我起的，大女儿和长子都在美国读书，女儿读金融，长子读企业管理。小儿子在日本读高尔夫。我给他们的定位都不一样，为将来企业接班做准备。我跟我太太说了，我老了以后，就给儿女们看孩子，跟孙子、外孙子在一起，我当一个班长，领他们玩。
做企业这么多年，我能坚持下来，一方面是因为有我夫人对我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经常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对她的责任。就像她当初对我的真诚一样，我要回报她，我要真诚地对她。我很珍视我们之间的这种情感，我最想为她做的事情就是为她尽到男人的责任，丈夫的责任，关心她，爱她，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没有其他的。
如果有人注意我企业的商标，就能了解我的这个心愿。我们的商标是一个高尔夫球，这个球很有味道，很有纪念意义。
球杆很抽象，像兰花花瓣，这是因为取用了我夫人名字中的一个“兰”字，意思是“让一朵兰花托起高尔夫球”，因为在企业里，我说了，她占有70％的功劳。我企业的旗子是3种颜色，红、黄、蓝。这是因为我喜欢红色，这是老传统，做生意的人红红火火。中间的黄色，代表我两个儿子名字中间的那个字，就是说要把事业继承下去，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是中国的封建思想，其实是不对的。最后面的蓝色，还是为了表现我的夫人对事业的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我希望将来我死掉之后，后人看到这朵“兰花”，看到我们企业旗子上的蓝色，也会像我这么去想。
我希望能给世人留下一个回忆，在这个企业中，曾经有一个杰出的女人，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传奇，她是我所有传奇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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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行：我们是患难夫妻
我的婚姻是富有戏剧性的。
我妻子和我恋爱的时候，她的父亲因为听说我家有历史问题，我又没有正式工作，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同意我们的婚事。所以说，我们是患难夫妻。
1973年初，我认识了我的妻子，我叫她阿星，我们之间很快有了好感。但是她父亲不愿意她和我有更深的交往，所以经常在她来我家玩的时候派她妹妹来我家找她。这一点说起来，大家都能理解。哪个做父亲的愿意自己的女儿找一个腿脚有毛病、没有正式工作，而且家里还有“历史问题”的男人做丈夫呢？
有一次，阿星提前下班，偷偷地跑到我家来找我，当时我不在家。新津是个小地方，所以阿星的父亲很快就听人家说阿星上我家来了，就又让她妹妹来我家找她，阿星就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可是家里穷得连个藏人的柜子都没有，情急之中她看见我家楼梯外面悬放着一个空的大木架，木架上放着几块木板、一个空箩筐和一些杂物。她凭着少女时练就的体操功底很轻松地翻到梯子外面，蹲在那块悬放的木板上，四弟刘永好则机灵地用箩筐罩住她，还把一些杂物堆在筐上。刚刚伪装好，她妹妹就进屋了。刘永好主动带着她妹妹房前屋后八方搜寻。直找得她妹妹失去耐心无功而返。这时母亲从房里走出来，看见四弟正拿开罩在阿星头上的箩筐，吓得目瞪口呆，因为那地方非常危险，摔下来咋办？
后来阿星和我说起这事的时候，连我都感到后怕。那几块木板本来就不结实，架个箩筐都是马马虎虎的，她要是摔下去可真不得了。一直到现在，我母亲谈起这件事，还心有余悸。
我们是真的患难夫妻，结婚的时候，连一个衣柜都买不起，用12块钱买了张床，我用5块钱买了点油漆刷了一下，加上从家里搬的一张写字台和一架我自己装的电视机就算结了婚。我们这种苦日子过了很多年，现在回忆起来，关于那段生活，是一种既温馨又含一点点辛酸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当时我是四川彭州师专的一名学生，每月只有国家给的几十元津贴。阿星在老家四川新津县的幼儿园里当老师，每月的工资是30多块钱。我们还有一个4岁的孩子，可以想见我们的生活有多紧张。那是1979年的春节前几天，我们只剩下两块钱，所以我们就打算买点素菜过年算了。但是儿子吵着要吃肉，阿星不忍心，就让我去买一只鹅。鹅是农民自己拿到县城里来卖的，很便宜，好坏也是肉食。于是我就在赶场的时候买了一只。
那个时候，我们住的是妻子单位分给我们的平房。鹅刚买回来的时候，我把它放在院子中的水池里。可是4岁的儿子看到鹅在水池里一个劲儿地叫唤，就一定要我把它放出来和它玩。我依了他，可是小家伙玩了一会儿就把鹅给忘了。等我们再出来的时候，发现鹅找不到了。
我不想怪孩子，孩子还那么小。爱玩和想吃肉都是孩子的天性，但是买鹅已经把我们仅剩的两块钱花去了一块多。我们是他的父母，过年想吃一顿肉，这么简单的要求我们都不能满足他吗？
虽然我儿子在丢了鹅以后就不敢再说过年吃肉的事儿，但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