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情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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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了！
谁能想到我们后来成了最好的朋友！那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曹德旺：我喜欢跟诚信的人交往（…
不过，当时他看上去很土的，只是聊天的时候很会侃。我看他那个样子就想他一定会喝酒，所以就找了一个年轻人帮我买一瓶二锅头，那个时候买酒都要找书记批，不过公社书记跟我关系好，所以我就弄了些鸡蛋，还有一瓶特批的二锅头。
那个晚上我们就在那个山沟沟的一棵树下喝酒，没有空调，还要不停地用扇子赶蚊子，但我们很开心，吃鸡蛋喝酒，酒喝过以后，他跟我讲他是连江馆头三兜农场场长。他说你给我去当推销员，不要在这儿干了，我心里想，看着他像个乡巴佬呢，可能他是吹牛。所以我嘴上说行行，明年再说这件事情，但是并不太当真的。
没想到，大年二十九下午，他又来了，又是一个人嘟噜嘟噜背着一个包包来了，见了我就骂：“你这个没得死的人，大年三十小狗都要回家，你这样的人上有父母，下有老婆孩子，你大年二十九了还在大洋，你不回去过年，你怎么交待得过去，你做什么人你啊！”他跟着我找到农场的书记，跟书记提出来要让我回去过年，并且说回去明年不来了。
这样我跟他两个人大年三十从大洋出来，中途他下车到福州，约我初五到馆头，我回到家里，我老婆跟我讲呢，年货全部买了，是那个老王买的。此后才知道老历二十八王以晃跟我爸在一起，陪我老爸喝酒，他买了很多东西给我爸，还给我家里买了很多的东西，年货都备好了，才去找我回去过年，我听说后心里想怎么还有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初五就如约去找他了。
我见到王以晃以后，他把我叫到他家去住，叫他女儿把他手上的手表脱给我，那时候手表很值钱，一架就要100多块钱，脱下来当时就给我戴上，把家里的毛线拿出来打羊毛衣，拿布给我做新衣服，从里到外把我换了一下，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有钱了有胆量，有衣服就有威，后来那一年在那边帮他推销，那是1974年，1975年，卖的钱我可以赚30％；我当初认为这已很高了，我会发财的。
我去推销都是王以晃把我领进门，教我到哪里哪里去推销。第一年我个人净赚了一两万元钱，而平常的日子都是王以晃亲自去安置我的孩子和老婆，给我家里买东西，他做这些事做了很多年。我们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既一起做事情又互相帮忙。应该说王以晃不仅仅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老师。直到今天，我的用人之道还是当年王以晃教给我的——信而用之，用而任之。
我现在选人，第一选人品，因为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我认为，用了就要信任人家，你不要半用半不用，不过，我一旦发现这个人有问题，就会马上跟踪分析这个人的动机，如果确实属于动机不纯，我马上就会把这个人辞掉，我就是这样子。
我和王以晃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死。现在他的几个孩子都在我的手下，他的二儿子后来考上武汉大学，毕业时我跟他说，你到我福耀来。现在他在福耀工作，水平很高，也已成家。
说起来，王以晃死得太早，看不到今天了。那是在1985年，他得了癌症。因为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所以得罪过很多人。在床上病了几个月钱都花光了，在他临死之前，他把我找去。
他得了肝癌，谁看了都不敢呆太长，可是我那天跑到他家，在一个床上跟他一起睡，头并头脚并脚，我觉得这才是朋友啊。他跟我说，他现在可以走了，但是长子已经订婚了，如果现在不给他办婚事，按照当地的规矩，他一死儿子就要守孝满三年才能结婚；可是如果马上办婚事，又没有足够的钱，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说：“马上娶，有办法，我来给你策划。”
我就去找当初一起做生意的朋友，那时候我已经在高山玻璃厂当厂长，我跟这些朋友说要他们赞助性地办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当初也是跟着王以晃做事的，所以都同意了。我先借来钱下聘金，办酒席，到结婚那天，朋友都争着送来礼金，这些收回来的钱不但办了婚事而且还有节余。
没过几天，王以晃就去世了，又过了几个月，他老婆也去世了。我觉得能让他和他的夫人放心地走，心里好受了很多。朋友不就是这样？想当年我去推销，老婆父母还不都是王以晃帮着照顾？我们那个时候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不只意味着互相信任，而且还意味着能够彼此“托付”。就是古代人说的“可以托六尺之孤”的“托”，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种朋友，平常在一起吃吃喝喝，遇到一点事情，跑得比谁都快。
白居易在《琵琶行》里有这样两句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和王以晃就是这样，以前我们不认识，偶然在一起喝过酒，然后他就到我家里，替我孝敬父母，给我买年货准备过年，又去工地上把我找回来，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我觉得要做朋友，就要做这样的朋友。□
张 跃：我只有为数不多的…
我很难把一个人叫做朋友，我一般把他们叫做熟人。
我只有为数不多的朋友。我想这也许是因为高素质的人，大家都不容易有时间，而交朋友是需要时间的，没有时间怎么可能互相了解呢？至于低素质的人，我永远也不会把他们看做是朋友的。我觉得财富是一定会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的，没有钱的人，比如像我以前，我就不能想象有钱以后人是怎样做人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在有点成绩以前和以后，对事物的认识看法并没有什么改变。
我的朋友应该是那种各方面都比我强的人，他比我更有才能，比我情操更高，不论是审美趣味还是一些对生活的认识，他都比我高，这样的人，我才会认为他是我的朋友，我才会愿意和他交往，当然也需要我们彼此都有好感，不能是我单厢情愿的，因为朋友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够互相欣赏。
也可能是因为我的这种脾气秉性，所以我的兴趣一直在于独立思考，如果很长时间和很多人在一起，比如说3个小时，我就会觉得比较难受了。有的时候想想，觉得自己对人的要求可能有些苛刻，我想也许这是因为受我母亲的影响吧。
我不会随随便便就和一个人交往，那些素质差境界低视野狭窄的人，即使他们想和我做朋友，我还要躲着一点。对于不够努力，不够诚实的人，我的指责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很恶毒的。常常事后回头一想，觉得自己有点过，可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点都不愿意在这个事情上有所妥协。
我从1984年11月下海，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和任何人有什么不良的经济关系，也没有请客送礼，我做过很多生意，空调、电扇、彩色胶卷，别人做生意好像特别难，而我总是比较容易。那时是短缺经济，找货源比较难，不过我每次都能找到，别人都特别信任我。80年代中后期最流行录像机录像带，郴州是全国的一个走私集散地，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走私过，我看见别人走私就反感，觉得恶心，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实事求是地说，我做生意一直比较顺，这也和认识人有关系。我下海之后两个月就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卖摩托车。当时我没有一分钱，在一个婚礼上认识了一个银行的人，他认识我父亲，靠这层关系，我在银行贷到了5万块钱，第一笔生意就赚了将近2万。
这就是认识人的好处，认识人互相知根知底就容易信任。不过，我一直坚信，一个人要做事，诚然需要别人的支持，但最关键的是要能够自己踏下心来埋头苦干，求谁也不如求自己，信谁也不如信自己，这是我的体会。朋友是一种精神上的互相欣赏，事业上更多的要靠团队，团队关系和朋友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团队中，一个企业家相当于一个领袖，处于核心位置，他不能跟这个人讲交情，跟那个人讲交情，他应该讲管理，这方面我是有经验教训的。
在1985年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个咖啡馆，里面有60张桌子，10年后好像都是郴州规模最大的。咖啡馆里一切都是模仿广州白天鹅宾馆的标准布置的，那时候我的服务员有60多个，加上厨师有90多名员工，我们的服装也好、菜单也好，都做得非常雅致。服务员的工资比别处高4倍，什么都是高标准的。我当时自己画了，还叫同学画了很多画挂在咖啡厅里，还安了钢琴，搞文艺表演。但是由于不讲管理，结果亏得一塌糊涂，比如我们买的几百套不锈钢餐具，两个月后发现几乎都没有了。这样经营一年，亏了七、八万元，我想我之所以会亏，是因为我当时走的是专家路线，我总是相信别人什么事都做得比我好，我连厨师都是从广州请来的，服务员都派到白天鹅去学习，非常理想化。
但在这件事情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定要相信自己，自己去做一件事情，心里就要认定没有人会比你更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情，我也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去想，如同远大人的信条：完善自我，出类拔萃。
说到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人生得一两知己足矣；做事业的人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做事业上，对于企业家来说，重要的不是自己能交到什么样的朋友，重要的是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合作伙伴。
我们公司跟人家做生意，我会要求我的员工把人家公司老板的人品放在重要位置，如果是和跨国公司做生意，则多数是以品牌为准，我认为这很重要。在企业界，有一个说法，叫“强强联手”，我觉得好的企业和好的企业合作就是强强联手，这就相当于两个素质很高的人之间的真心交往。我在交朋友一事上是很苛刻的，我努力避免和素质不高的人交往，我这种态度影响到我做企业，这使我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能够找到好的合作者、支持者。
朋友不在多，在于质量。一个人如果交了不好的朋友，就像一个企业没有找到好的合作伙伴一样，对自己的未来是没有好处只有坏处的。□
曹德旺：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
我早年的苦难人生给了我丰富的经历，有时候酒喝醉了会想起过去，我就哭得很伤心，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这是我一生的财富。我晚年准备写一部书，就叫《我的母亲》。她1991年去世，是很伟大的一个女性。
我妈原来是一个大家闺秀，人长得也很漂亮，她是大地主的女儿。我1946年出生在上海，我爸妈原来在上海是做生意的，上海就要解放的时候，他们担心上海解放后会没收财产，就把家迁回福建来，我老家在福清。那个时候，我爸在上海生意做得还可以，所以迁家时购了一条船，把财产全部放在船上，我们全家坐在油轮上回福建，可是那条装满财产的船却始终没有回来，说是沉掉了，搞不清是真沉了还是被船老大他们怎么了，这下就傻了——全部财产都没了。我爸到福建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做，刚开始租房子住在福州，一年后，我妈说如果还住在这里，会坐吃山空的，就这样，我妈把金银手饰全部卖掉，在福清高山买了几亩地，同时还买了一块地盖房，在盖房子的时候，遇到国民党军队撤退，把做工的师父都捉走了，结果我爸就被当地人捉住要他赔人，爸爸只好跑回上海，余下我跟兄弟姐妹——我姐姐，我哥哥，我，我妹妹，我弟弟——五个孩子仍在那个地方，我妈原来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不会做事情，就只有靠舅舅他们来帮我们种几亩地，那几亩地是靠天吃饭，我们那里那段时间天气总是不好。
童年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的，一般一天吃两餐。鲁迅在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生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话，说是因父亲去世，家道中落，结果饱受世态炎凉。那段话写得很痛心。如果要我讲自己童年的生活，我怕自己讲起来也会很伤心，会流泪的。
我9岁才念书，因为家里穷，没有钱，14岁就不念了，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欺负我。也许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在感情上一直认为滴水之恩一定要涌泉相报。我懂得一个人处在困境的时候，是多么需要别人的帮助，而这个时候，周围的人中能有同情心的是很少的。
“不要怪那些没有同情心的人，但是要感激那些给你同情给你帮助的人。”我母亲很优秀，她一直在教育我们——贫穷的时候，也可以热爱生活，也可以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后来我就没法读书了，但我求知的渴望是很强烈的，所以格外痛苦。现在如果谁跟我讲哪个孩子念书有困难，我一定会资助，因为我能体会那种情感。早年贫穷的生活，因为贫穷受人歧视的遭遇，使我明白人的善良有多重要。善良是一种高尚的感情，它之所以高尚并不是说一个人对富裕的人、和自己生活水平一样的人善良，而是要对贫穷的人、处于绝境的人善良。我今天成功了，很容易就得到别人的尊敬，但是我并不觉得所有对我客气的人都是善良的，善良要像我母亲那样，自己生活得艰难，但是还要对别的人好，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帮助别人。
我不上学以后，我妈就向生产队申请领一头牛回来养，因为我父母不会种田。我早上去放牛晚上回来，一天赚两个工分，可是村里的人总是指指点点说牛没吃饱，整天到我家来告状，这样过了一年，我爸对我说：“我们不放牛了，你跟我去做生意吧。”
我爸是因自幼出洋不会种田的。他每天从福州拿点烟丝回来卖，也没有多少，二、三十斤烟丝拿回来卖他半个月，可是一捉到就是投机倒把，就没收他的烟丝。后来我父亲发现小孩子如果在路上跑，人家不会注意他是做这个生意的，这样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常骑着自行车到长乐把烟丝拿回家，大约平均5天一趟，从高山到福州有100多公里，来回跑200多公里。后来烟丝生意不好做，到我十八、九岁以后，也就是1966年、1967年的时候，就改做水果生意，从高山骑车到福清去卖，来回80公里，早上去，晚上回来，自行车上装300斤水果，这样跑一趟，纯利润是两块多的钱，一个月要跑20趟。
那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