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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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拍好后,他们请住在上海的林海音的三妹燕珠先看试片,林燕珠看了非常激动,她说:“我太怀念我离散的家人了!里头的爸妈和弟弟、姐姐真像!”
这部电影,至今每年还在大陆电视上一再放映,是什么原因?吴贻弓说:“林先生写的是人性中最美的、永恒的东西。这是人类共同的,是历久弥新的。‘城南旧事’电影给当时中国社会很大的启迪。我拍《城南旧事》是个缘分,这样的机遇一个人一生中也不见得会遇上,是非常珍贵的。”
而林海音直到电影在国际上不断得奖,在大陆轰动后,才知道她的作品被拍成电影。当时上海电影的制片厂也向林海音呼吁,在她方便时或委托亲友去领取稿费,如今这笔稿费仍保留在上海电影制片厂。
吴贻弓说:“我们当时无法与林先生沟通,完全按自己的想法,也不知道有一天林先生看了会不会认同。”
林海音初次看到《城南旧事》电影,是一九八四年在美国旧金山祖焯的家里,她很喜欢,认为吴贻弓拍出了原著的“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而剧中的角色也挑选得很好。尤其是电影中用了许多原著的对话,林海音说:“我那么好的对话,当然得多用啦!”
影片片头有一段作者怀旧口吻的念白,一个苍老的声音说着她多么怀念自己童年的故乡。林海音听了,以清脆爽朗的年轻声音说:“我哪儿有这么老啊!”如果吴贻弓先前见过林海音,大概就不会配上这么苍老的声音了。林海音后来见到温文儒雅的吴贻弓,非常高兴地跟吴贻弓说:“我得要向你一鞠躬,你使我在大陆成了名。”他们谈得很融洽;而“小英子”沈洁也和“林奶奶”结成了忘年交。
5。老少英子忘年交
一九九九年春天,我在上海见到了吴贻弓及沈洁,沈洁已不是《城南旧事》里十岁的小英子,而是一个温婉秀丽的二十六岁女郎了。她在上海复旦中学毕业后,远渡日本,学了两年日语即进入东洋大学念法律,并在日本放送协会(NHK)主持华语节目。法律系毕业后,从事制作电影及电视节目。
沈洁说,第一次读了《城南旧事》剧本,就迷上了小英子。那天她读到很晚,奶奶催她睡觉,她不听,反而对奶奶说:“小英子真好,有同情心,胆子大,还帮助受欺负的人。”她自认小时候跟英子很像,喜欢打抱不平,喜欢自己找答案。“记得我当时一边演,一边觉得英子真了不起。不,应该说林奶奶真了不起。她小时候想的,真的实现了。英子这个角色对我后来成长的影响很大,很自然地,我的性格和想法很接近英子。我已与英子合而为一了。如果我没有演英子,我长大后也不会想到独自出国读书,不会想到去实现我的梦想。”沈洁说。
小英子沈洁和老英子林海音初次见面,已是《城南旧事》电影上演七年后了。那时小英子是高中生,时间是一九九O年,在英子奶奶的同学、老演员白杨上海的家。“我对林奶奶的第一个感觉是,她的北京话真好,个性活泼,想什么说什么。当时林奶奶送我一本《城南旧事》,书中有林奶奶小时候的照片。我就想,不知我演得像不像。从那次之后,我和林奶奶就一直通信。林奶奶给我的信中,都称呼我‘小英子’。”
两人第二次见面,是在四年后。“一九九四年七月,林奶奶应日本老舍研究会的邀请,到日本演讲。那时我已在日本念大学了,林奶奶邀我和她一起在旅馆里住了几天。那次我正遇上大学考试,我每天早上从旅馆出门,都跟林奶奶说:‘奶奶,我去考试了!’那种感觉就像从家里出门上学一样。考完试回到旅馆,林奶奶总是关心地问我考得怎么样,这时我好像回到家一样。我在日本一向独来独往,现在忽然好像有了家人在身边,心里觉得很温暖。”沈洁说。
一九九四年后,沈洁和林海音一直没机会再见面。林海音的身体状况已不宜长途旅行,沈洁也无法到台湾。直到二○○○年一月,沈洁到台北,在林海音的家里见到思念的林奶奶。她们一起背诵《城南旧事》里的《我们看海去》这一段:
我们看海去!
我们看海去!
蓝色的大海上,
扬着白色的帆,
金红的太阳,
从海上升起来,
照到海面,照到船头。
我们看海去!
我们看海去!
台北盆地的一月正值阴雨,看不见金红的太阳,也看不见海。老少英子又合唱了一遍《城南旧事》里李叔同填词编曲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就在台北这栋公寓里,年轻娇美的沈洁,白发皤皤的林海音,仿佛回到七十多年前北京南城的晋江会馆。十七年前拍的电影,北京、台北两千公里的隔离,仿佛一切都模糊了,也一切更清晰了!
《城南旧事》可以说是开了“散文电影”的先河,后来有一阵子大家都流行拍这种散文式的电影。吴贻弓是绍兴人,沈洁是上海人,这部纯北京的片子却是由南方人拍成功,这也是一个机缘吧!
6。出版与得奖
一九九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城南旧事》英文版Memories of Peking; South Side Story,由殷张兰熙女士及齐邦媛教授联合翻译。
早在六十年代,殷张兰熙就把林海音的短篇小说集《绿藻与咸蛋》译成英文出版。七十年代殷张兰熙担任《中国笔会季刊》(The Chinese PEN)的主编时,又陆续译了林海音《城南旧事》里的《冬阳·童年·骆驼队》、《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及《兰姨娘》等篇。为了译稿,殷张兰熙、林海音及齐邦媛三人定期聚会讨论,后来这种工作聚会变成了友情的分享,七十年代末期又加入了林文月教授,这每月一次的四人聚会一直维持了近二十年不辍。殷张兰熙、齐邦媛、林海音、林文月,都是工作认真、事业成功又兼顾家庭的女性,她们在一起谈工作,谈写作、翻译,谈生活,谈人生,从不谈闲话,因为“时间宝贵,可谈的事都谈不完”。而在这二十年里,她们也在互相鼓励、督促之下,做了好几件重要的事。《城南旧事》英文本的出版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八五年,齐邦媛因车祸在医院住了一个半月,出院后又在轮椅上坐了六个月才复原。殷张兰熙就对她说,何不利用这段休养期间,把《城南旧事》中的另外两篇《驴打滚儿》及《爸爸的花儿落了》译成英文呢?正好《驴打滚儿》是齐邦媛最喜欢的一篇。
于是,一条腿骨折的齐邦媛,坐在轮椅上,左手支着断了上臂的右手,以手写译完了这两篇,然后她又写了一篇英文序。英译的《城南旧事》大功告成后,她们发出了许多信征询出版,最后由香港中文大学在一九九二年出版,这个长达二十年的翻译有了一个圆满的成果。
今天,出版外文译本已不像以前那样困难,更不需花上二十年的时间,这本英译《城南旧事》是三位认真女性的合作纪念,也是三个好朋友的友情纪念。九十年代初期,殷张兰熙因病退休,也退出了文坛。齐邦媛每次看到这本英译的《城南旧事》,就不由得想起那些年的每月聚会。那样深度的友情,那样厚重的交往,是人生难得的缘分!
其他语言版本的《城南旧事》也陆续问世:一九九五年,日文版在日本出版,由日本庆应大学执教的杉野元子女士翻译。一九九七年,德文版在德国出版,由德国人苏珊妮·赫恩芬柯博士(Susanne Hornfeck)翻译。一九九七年,《城南旧事》德文版获得瑞士“蓝眼镜蛇奖”,这个奖由瑞士三个教育人权基金会共同设立,每年颁给各国文学作品的德译本。二○○○年十月,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为纪念《城南旧事》出版四十年,举办了“林海音作品研讨会”。
《城南旧事》从台湾走进大陆,从台湾传向国际,而且是在书出版一大段时期后,才散发出光芒。因为“林海音作品中所呈现的是一个安定的、正常的、政治不挂帅的社会心态。……掩卷之际,读者会想,‘看哪!这就是人生最简朴的写实,它在暴行、罪恶和污秽占满文学篇幅之前,抢救了许多我们必须保存的东西。”(齐邦媛:《超越悲欢的童年》(《城南旧事》序)
《城南旧事》入选香港举办的世界“中文小说一百强”。二○○○年又被中国大陆选为中国“百年百种佳作”,已是公认的文学经典。
7。台湾姑娘,北京规矩
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作家符兆祥说:“李乔的《寒夜三部曲》写的是台湾客家人在日本统治下生活的艰苦,他被界定为台湾作家。姜贵的长篇小说《旋风》写的是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共产党进入山东的前因后果,没有人写过这件事,他写了出来,被界定为那个时代的外省作家。林海音的作品里没有政治,写的是中国人儒家传统的仁爱,她不能归属于外省作家,也不能局限于台湾作家,她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作家。林海音是不能用政治地域或国界来界定的作家,我们应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林海音和她的《城南旧事》。台湾对林海音作品的研究还不够,特别是学术界!”
做过林海音作品中女性意识研究的彭小妍教授,也谈到这一点。她说:“像《城南旧事》这样的作品是禁得起考验的,但是,在台湾晚了一点,很遗憾,它早就该引起注意。”她认为,向往高文化水准的地方,是人类的共通愿望。对于日据时代台湾的知识分子来说,祖国当然是中国,那时的知识分子多半到日本或中国取经,像林海音的父亲焕文先生去中国找寻启蒙的根源,是很自然的事。而有林海音这样完整经历的人很少。她所做的事、她的作品都与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彭小妍说:“林海音先生不是没有根的,她的根在台湾。台湾解严后本土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每逢省籍争端浮现台面之际,由于她的京味背景,她总被排斥为外省人。然而对众多老一辈或中生代本省籍作家而言,五六十年代他们重拾文笔或跨上文坛之路,林海音是主要关键。像她这样的作家是时代造成的,台湾的人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林海音的父亲是客家人,母亲是闽南人,生长在北京,又嫁了个“外省人”,她的生命履历涵蓄了今天所说的“政治正确”的条件,她在每个立场都站得很稳,都敢说话。
林海音又如何给自己定位呢?她以一口清脆利落的北京话说:“人家爱怎么看我的作品,就怎么看,爱把我往哪儿安,就往哪儿安,我无所谓。”
林海音有两个故乡,却只有一个童年,那就是她的“城南旧事”!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林海音:《冬阳·童年·骆驼队》(《城南旧事》))
1。从“捐书”到“为台湾作家编…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她由萧乾、文洁若及张光正陪同,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由当时的馆长杨犁、副馆长舒乙接待。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是由当代老作家巴金在一九七九年始倡的,一九八五年正式成立,主要是为了搜集、保管、整理和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的手稿、著作版本、译本、书信、日记、录音、照片、文物等。数年来已成立了丁玲、冰心、巴金、萧乾、俞平伯等十数位作家文库。林海音对史料的兴趣一向很大,她自己多年来把朋友、作家给她的信,还有全家人及朋友的照片,都按姓名笔画及时间先后整理出来,一本本贴好保存着,所以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作家文库特别有兴趣。
舒乙说:“陪同林先生参观比较省事,因为她见景生情,随时随地会把心中的故事掏出来讲给你听,而她的故事又是那么多、那么方便、那么有趣。在每个房间都要站上半天,先是听你的,听着听着,就成了听她的了。萧乾老先生拄着手杖,停停走走,笑眯眯地听了一路故事,不大插嘴,光是乐。”
那天站在文学馆的图书书架前,林海音数了数台湾的文学书,一边数一边摇头说:“不全,不全,太不全。”她说,她回到台湾,要寄一套“纯文学”的书来送给文学馆。果然,一个多月后,中国现代文学馆收到林海音寄来的四大箱赠书,一共两百零二本,“纯文学”出版的书一本也没少。后来她又寄去了早已绝版的全套《纯文学月刊》。这套《纯文学月刊》是中国大陆惟一的一套。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收到的第一批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台湾当代图书。
接着,林海音号召当时台湾文学出版界的九歌、洪范、尔雅、大地等著名出版社,也把整箱整套的书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寄费完全由林海音出,这一大批书充实了台湾文库;大陆的研究学者、作家、出版社要看台湾的作品,要编字典,都向现代文学馆借。这些藏书,引起了大陆文学研究界高度重视。后来,其他的台湾出版社听说了也纷纷捐书。
“有了书,细细读来,大吃一惊,原来台湾当代文学相当的强,他们拥有一大批很有实力的作家,拥有一大批成功的作品。为什么不编一套书向大陆的读者介绍呢?”舒乙说。
这套书起名为《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每一辑出十本,介绍十位台湾作家及他们的作品,一辑辑陆续介绍下去。文学馆还请了冰心、萧乾、林海音三位担任顾问。林海音说:“我这个顾问可是又顾又问的噢。”她义务性地做这份工作。她说:“现代文学馆的展示、研究和搜集的资料相当齐全,又举办各种文学座谈会,像‘老舍文学创作生涯展览’、‘巴金创作生涯六十周年展’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