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通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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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和中国人都对俄国人另眼相看了。十月革命的实践告诉人们，“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由此想到，既然俄国的国情同中国相同或近似，那么，俄国人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就不可能这样做呢？。tenluo

　　　　青年毛泽东兴奋地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种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毛泽东给蔡和森、萧旭东并在法诸会友的信》，1920年12月，《新民学会通信集》第3集。彭璜认为，“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亦不必抄袭过激主义，惟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也”。李达也认为，“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李大钊还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此作了论证。他说，俄罗斯“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特质而并有之”，“俄罗斯之精神，实具有调和中西文明之资格”。“世界中将能创造一种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故“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第二，十月革命后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以前，不少中国人曾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协约国抱有幻想，以为中国既然在战时参加了协约国一方，战后就有权收回日本、德国在中国攫取的特权。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有力地击破了中国人的这种幻想，激起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极大的愤怒和仇恨。

　　　　与这种情况形成强烈的对照，社会主义的新俄国对中国采取了平等的态度。1919年7月，苏维埃俄国政府公开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废弃（俄国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特权”等。这个宣言于次年3、4月间冲破中国反动当局的新闻封锁，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得知宣言的内容之后，无不感到“无任欢喜”。

　　　　这两方面的情况，对中国先进分子转变自己的思想方向，使他们把自己的目光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瞿秋白指出，对于五四爱国运动，“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6页。李大钊指出，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摧凌的中国人民，“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7页。一些人由此出发，主张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像俄国人那样，选择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这是合乎逻辑的。《新青年》杂志刊登的中国舆论界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反应中，就有人这样说：这个宣言体现了新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当由此前进一步，去“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

　　　　第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历史性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青年毛泽东指出：“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由此，人们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十月革命的方法是“可以普及于全世界”的，“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341页。

　　　　董必武曾经是孙中山的坚决的追随者。他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孙的路子不对头，总是靠军阀。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五四运动后，我们（就）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吴玉章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他说：“从前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他也是通过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学习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激流归大海。中国的一批最优秀的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走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来了。正因为如此，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注入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并且逐步地发展成了这个运动的主流。如果说，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人们的主要注意力还集中于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只是偶尔才涉及社会主义；那么，在这时，中国已经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为一股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的思想潮流了。

　　　　不过，开始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瞿秋白回忆说：当时，“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然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7页。人们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一时还确定不了自己的信仰。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只是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的，是李大钊。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独具慧眼，首先指出这个革命将开辟历史的新纪元。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他认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中，他再次强调，“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1919年9月、11月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改造世界原动的学说”，说明“马氏的社会主义理论，可大分为三部”，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指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与以往的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了基本正确的阐释。这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