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通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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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82页。无产阶级既没有剥削阶级的偏见，也没有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它有可能高瞻远瞩，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它的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它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它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具有一致性。
第13节。
　　　　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备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主要是：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中国工人阶级由于“经济地位低下”，“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有一个情况特别值得注意。在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资本家往往把从殖民地掠夺得来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去收买少数工人，从而在工人中培植起一个工人贵族阶层，并经由他们去散布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以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家只是个别地收买工人充当工贼为自己效力，却没有能力培植出一个工人贵族阶层来。毛泽东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正因为如此，中国工人运动一开始就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第二，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中程度比较高，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所以易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量。

　　　　由于中国的近代工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发生的，多数产业工人集中在沿海沿江的中心城市。如1894年，仅上海一地即集中了中国工人总数的将近一半。又由于近代工业的主体部分是由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举办，他们所经营的多为大型企业，在这里也就集中了多数的中国工人。如1910—1911年对13个省的统计，雇用工人500人以上的大型厂矿就集中了当时工人总数的70％。这种情况，有利于工人阶级集结成为强大统一的力量，有利于显示他们进行的斗争的浩大声势和扩大这种斗争的政治影响。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

　　　　中国工人大多是不久前破产的农民，许多工人的妻儿老小也还在农村生活，因此，他们对于广大农民的疾苦和要求是比较了解的，他们提出的政治号召和进行的革命斗争也比较容易得到广大农民的理解和响应。中国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占了80％以上。中国工人阶级一旦与广大农民联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伟大的战斗力量，他们在政治上也就成为不可战胜的了。

　　　　基于以上的这些情况，毛泽东指出：“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645页。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社会阶级的基础。尽管工人阶级人数不多，但这个基础是良好的、坚固的。（二）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被掩盖着的，比如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就被等价交换的关系掩盖着（工人出卖劳动力，资本家按劳动时间计算发给工人工资），资产阶级专政就被人们在法律面前的形式平等掩盖着。如果不系统地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如果不借助于人类知识的优秀成果去进行这种总结，就不可能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无疑地，工人阶级具有伟大的智慧和创造才能。但是，“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因为在旧制度下，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即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造。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具有久远的渊源，经过了全面的加工，拥有多得无比的传播工具，它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列宁说过，“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即结成工人团体，与厂主作斗争，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范围以内的战斗，它的任务是改良工人被剥削的境遇，而不是消灭剥削制度本身。所以，工人阶级单靠自己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科学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是工人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正因为这个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工人阶级受苦难的原因和指示他们争取摆脱这种苦难的道路，工人也就比较容易领会这个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就其形式来说，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它是在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知识的优秀成果，特别是19世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产生的。所以，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8页。这类知识分子叛变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投向了工人方面。他们在斗争中与工人打成一片，注意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当他们把这种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使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工人阶级中才有可能产生理解旧社会本质、理解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本阶级历史使命的先进分子。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创立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第14节。
　　　　对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需要自己从头去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造，这个工作已经在七八十年前由马克思、恩格斯做过了。不过，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在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摸索之后所作出的一种历史性的选择。

　　　　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顾了中国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而历尽千辛万苦、寻找革命真理的经过。他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知道马克思、列宁这句话，不能从绝对的意义上去理解。事实上，在这之前，即1945年4月，他在《关于“七大”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就这样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据考证，在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是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册至124册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节译、中国人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尽管作者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连马克思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弄清楚，但这篇文章毕竟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半个世纪以后，第一次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及其学说了。

　　　　清末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曾亡命欧美。他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隔、矛盾深刻，敏锐地预感到，“社会主义其必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但他对社会主义并不真正了解。他认为，中国当时还处于“产业萎靡之时代，当未有容此问题（按即社会主义问题）发生之余地”。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及其战友朱执信等，曾经真诚地确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孙中山讲过，“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中国在学习欧美的时候，必须预防欧美社会已有的弊病和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因而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朱执信是同盟会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何香凝语）。他著文论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并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有所论列。孙中山等人“在主观上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压迫群众和剥削群众”，但他们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他们为了预防资本主义的流弊而提出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在实践中被还原成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这就是“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4页。

　　　　在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先进分子也仍然是主要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去寻找思想武器的。他们虽然知道社会主义思潮正在西方流行，一些人在自己的论著中对社会主义思潮也有所介绍和评论，但他们同时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0页。他们并没有想到要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指示中国的发展道路。

　　　　确实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历史事件。这个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上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织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这个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指引下赢得胜利的。它昭示人们，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十月革命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遭到严重的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于极度的徬徨和苦闷之中的时候。封建主义的老一套不行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又走不通，中国的出路究竟是什么呢？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它确实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当时就讲过，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页。
第15节。
　　　　十月革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推动力量，大体说来，还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示自己走向解放之路。

　　　　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以为自己的面前只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他们认为以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那还是在遥远的不可计及的将来才需要考虑的；那么，十月革命开始改变了中国人的这种认识。这个革命发生在俄国，而中国有许多情况和俄国相同或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十月革命使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潜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震惊了整个世界，全人类和中国人都对俄国人另眼相看了。十月革命的实践告诉人们，“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