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通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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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集中精力从事西方学术论著的译介工作。在他看来，“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他翻译了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两章），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号召人们自强不息，“与天争胜”，以便救亡图存。他翻译了英国《穆勒名学》（今译《逻辑体系》）、英国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和英国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今译《社会学原理》）等，宣传唯物论的经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社会政治思想。他以为，如果这些理论、思想为中国人接受并且付诸实施，那么中国就不只是救亡有术，而且也是富强有道了。
第9节。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是直接在英、美等国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他说过：“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典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因而很早就主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从改良主义转向民主革命立场之后，他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他把自己的基本思想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他说：“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这就是说，他提出三民主义是直接参考了欧美的历史经验的。他甚至向西方国家“特别是向美国人民呼吁”，要求他们给予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以道义上的同情和物质上的支持，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当然，他也看到了“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这个事实，因而企图在学习西方时又能避免西方的社会弊病，由此，他形成了一种主观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在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即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不过，他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理论所制定的恰恰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当时，孙中山对于实行自己的方案，也是怀有很强的信心的。他说过：“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实现，不但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世纪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由此可见，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态度，曾经是十分热烈、十分认真和十分虔诚的，学习的内容是逐步深入、相当全面的。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二）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也不只是从思想上学习西方，而且还直接付诸行动。为了实行这些主张，他们进行过多方面的奋斗，甚至组织过政治团体和党派，举行过变法，发动过革命。但是，结果又如何呢？太平天国起义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天京城破，洪秀全病亡。《资政新篇》里的主张当然无法实行了。戊戌变法，有如昙花一现，不过百日，即告失败。光绪皇帝被幽囚，康有为、梁启超被迫亡命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则以身殉难。除了保留下当时兴办的一个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以外，所有的革新措施都一风吹了。就是这个大学堂也不再是培养革新者的摇篮，而是变成了造就封建士大夫的书院。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促使社会生活发生了某些积极的变化，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中国这个根本事实并没有改变，这场革命也没有取得成功。从形式上看，有了约法（临时宪法），有了国会，有了若干公开活动的政党，当时的中国，有点像共和国的样子了。实际上，全部政权都操纵在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手里。他们可以任意践踏临时约法，而另立有利于维护自身专制统治的所谓“约法”；可以把国会当作玩品，今天强迫国会选举某人为总统（不照办，就不准议会散会，不让议员回家），明天使这个国会无法活动，后天又成立一个新的御用国会；可以凭借实力扶植一些政党来为自己抬轿子，也可以压制另外一些政党的活动，直至随心所欲地宣布某个政党为非法。所谓“民国”，不过是一块虚有其表的招牌。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移植到中国这块土地上来，却成了封建专制政权的变种，这个历史事实确实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孙中山自己就说：清朝被推倒之后，“官僚之流毒日益加甚，破坏虽成功（按：其实也没有成功），建设上却一点没有尽力”。“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尤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而民愈不聊生矣”！真是“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陈独秀也曾愤然说过，这是什么“中华民国”，其实是“中华官国”、“中华匪国”而已。这场革命也流产了。

　　　　总之，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得并不少，但其结果，既没有使中国赢得民族独立和政治自由，更没有使中国变得富裕和强盛。相反地，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了，人民越发贫困了，国力更加衰弱了。以为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就会很快地富强起来，这种幻想终于被无情的历史打得粉碎。实践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使他们不能不对于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从根本上产生怀疑。

　　　　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呢？这首先是因为帝国主义不容许。

　　　　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便掠夺中国来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经济上不独立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一个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还会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与它们发展经济文化往来，但那时的中国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同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如同半殖民地时期那样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所不能容忍的。它们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更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无论怎样虔诚地向西方学习，怎样热烈地向它们表示友谊，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不能得到它们的同情和支持。事实上，袁世凯就是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的。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9页。这是讲得十分深刻的，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资本主义建国方案之所以在中国行不通，更是与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这个情况分不开的。
第10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发生一百年之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刚刚发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开始就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一是外国资本的压迫。它们在中国倾销商品和直接投资经营产业，致使中国的市场为它们的廉价商品所占领。二是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它们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其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供应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三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民购买力极其微弱，致使国内市场显得非常狭小。四是封建官僚政府的压榨。它们所实行的苛捐杂税等政策，使民族工商业获利变得十分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根本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发展。▲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在观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地主农业经济和个体农业经济占着显然的优势，资本主义经济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在华资本和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占了绝对优势，民族资本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就近代中国产业资本的情况来说，1894年，其总额为8952��6万元。其中外国资本5443��5万元，占60��7％；官僚资本2796��6万元，占31��2％；民族资本722��5万元，仅占8��1％。1913年，产业资本总额为154095��6万元。其中：外国资本123709��4万元，占80��3％；官僚资本14887��5万元，占9��7％；民族资本15498��7万元，仍只占10％。据专家估计，1911年，资产阶级的概数仅为52630人。

　　　　第二，在民族资本中，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了很大部分。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民族工业大多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多数为手工工场，劳动生产率低，其产品缺乏竞争力。

　　　　第三，相当多的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由地租转化而来的。他们的亲友中的许多人是地主，在农村从事封建剥削。他们自己也往往把经营工商业获得的利润到农村购置土地，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从事封建剥削，从而兼有地主身份。他们同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正是基于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状况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有力的证实。

　　　　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维新派，戊戌变法的倡导者把推行新政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开明的皇帝载湉一个人身上，随后又把排除顽固势力的主要希望寄托于新兴的军阀袁世凯一个人身上；他们不敢也不愿依靠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甚至错误地认为这种农民运动是足以使国家陷于“忧危”的境地的。他们痛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根本的原因正在这里。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起过主要的领导作用。但是，他们在这场革命中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主要是：第一，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因而也就不能以之号召和团聚全国的革命力量。第二，他们在革命过程中虽然也联合过新军（多数为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农民为主的秘密结社），但并没有集中力量深入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他们甚至不赞成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反对以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第三，他们未能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妥协地坚持进行到底。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些弱点，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场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当然，中国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斗争，尽管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斗争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封建主义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民主主义的宣传本身，就是一种启蒙，就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就曾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在实际上，当时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些斗争，对于帝国主义势力灭亡中国的企图，是一种打击和扼制，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一种推动。

　　　　对于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意义，尤其必须给予足够的估计。这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