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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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性的市场、缺乏廉价和容易取得的煤），它也丧失了来自海外市场的任何刺激，这些情况意味着1815—1850年期间，它的工业增长率比英国低得多。在19世纪初期，英国的制造业产量与法国持平；但1830年，它是法国的；到1860年，又拉大到251％。此外，甚至在19世纪后半期，当法国的铁路建设和总的工业化速度开始加快时，它吃惊地发现，德意志的发展比它更快。
　　可是，这个世纪法国的经济竟被人轻率地贬低为“落后”和“令人失望”的，这令现在的历史学家再也弄不明白了。在许多方面，法国人走向民族繁荣的道路，完全与英国人所采取的另一条迥然不同的路线一样合乎逻辑。产业革命所产生的社会恐惧在法国不那么普遍；可是通过把力量集中在高质量的、而不是大量生产的货物上，每个制造业按人口计算的产值大大地增加了。法国人总的说来没有在国内向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投资，但这常常是计算得失的事，并不是贫困和停滞的迹象。事实上，国内有大量剩余资本，其中大部分在欧洲其他地方进行工业投资。法国政府不可能被资金短缺的问题所困扰，它在军火业和与武装部队有关的冶炼加工业中有投资。法国的发明家在佩克斯昂将军领导下生产了平射炮，他们进行了“拿破仑号”和“光荣号”的“划时代的造船设计”，还生产了米尼埃子弹和有来复线的步枪。
　　尽管如此，事实依然是：从经济角度看，以及在其他方面，法国的相对力量正在减弱。再重复一遍，虽然法国大于普鲁士或哈布斯堡帝国，但它再也不能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在任何领域中担任有决定意义的领导。它的陆军是庞大的，但数量少于俄国。它的不稳定地受法国历届政府支持的海军，一般地说仅次于英国皇家海军——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从制成品产量和国民产值看，法国落在其有开创精神的邻国后面。“光荣号”的下水，很快因英国皇家军舰“勇士号”而黯然失色，就像它的野战炮落后于克虏伯新设计的炮那样。它的确在欧洲以外发挥了作用，但它的领地和它的影响，又远远没有英国广泛。
　　这一切说明了另一个难以衡量——和常常难以部署——法国的真正力量的尖锐问题。它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各种因素混杂的大国，常常在其欧洲的和非欧洲的利益之间进退维谷。这种情况转而影响了它的已被意识形态和均势考虑弄得十分复杂的外交。阻止俄国向君士坦丁堡推进，比抑制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要求更重要吗？它应该设法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还是在英吉利海峡去向皇家海军挑战？它应该鼓励，还是反对统一德意志的早期行动？由于以上的每一项政策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所以看到以下的现象就不会惊奇了：人们常常发现法国人有矛盾心理，行动举棋不定，甚至在他们被视为欧洲协作体不折不扣的成员时也是如此。
　　但在另一方面，务必不要忘记那些制约法国的总的形势，反过来也使它能起到遏制其他大国的作用。如果说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尤其是这样，那么甚至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情况就开始如此。仅仅靠它的面积，法国的复兴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在低地国家，在更远的地方都有影响。英国人和俄国人在试图影响奥斯曼的事态发展时，都需要把法国考虑进去。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法国远比动摇的哈布斯堡帝国，甚至比英国，更构成了遏制俄国的军事力量。法国破坏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地位。确保英帝国不能在非洲和中国沿海拥有完全垄断势力的国家也是法国，虽然在这方面较少引人注目。最后，当奥地利和普鲁士“争霸德意志的斗争”达到最高潮时，斗争双方对拿破仑三世可能做的和可能不做的事情，都表示深切的关心。总之，随着1815年以后它的复兴，法国在随之而来的几十年中依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强国，它在外交上很活跃，在军事上相当强，与它为敌不如与它为友——虽然它本国的领袖意识到，它再也不像前两个世纪那样占有支配地位了。
　　四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国的衰落
　　俄国的相对力量在1815年以后国际和平和工业化的大部分时期趋向衰落——虽然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时（1854—1856年）才完全地表现出来。在1814年，欧洲曾经慑服于俄军的西进。当沙皇随哥萨克旅进城时，巴黎的群众曾经谨慎地高呼“亚历山大皇帝万岁！”和平解决本身主要基于保守主义的考虑，重点在于反对未来的领土和政治变动。这种解决得到了一支80万人的俄国军队的保证——在陆地上这支军队远远胜过其他任何对手，就像在海上英国皇家海军胜过其他舰队那样。奥地利和普鲁士都被这个东方巨人所压倒，甚至当它们与俄国宣布君主团结时，也害怕它的实力。当专制的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继承了以救世主自居的亚历山大一世时，俄国作为欧洲宪兵的作用——如果有的话——扩大了。尼古拉一世的地位因1848—1849年的革命事件而进一步加强，当时只有俄国和英国像帕麦斯顿指出的那样是“傲然挺立”的强国。哈布斯堡当局要求援助去镇压匈牙利叛乱的紧急呼吁，得到了俄国派出三个军的报偿。相比之下，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对国内改革运动的动摇，再加上要求改变德意志邦联的各种建议，激起了俄国持续的压力，直到柏林宫廷接受在国内实行反动政策和在厄尔米茨做出外交让步时为止。至于1848年以后的“变革势力”本身，所有的人，不论是被打败的波兰和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或是灰心丧气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反对欧洲进步的主要堡垒，长期以来一直是沙皇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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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2）
可是，在1815—1880年期间，俄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正在惊人地衰弱下去，至少在与其他强国相比时是如此。这并不是说它的经济没有增进，虽然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他的许多官员一直对市场力量或对任何现代化的迹象抱敌对态度。人口迅速增加（从1816年的5　100万，增至1860年的7　600万，又增至1880年的1亿人），而城镇的人口增长得最快。铁产量增加了，纺织业的规模成倍扩大。据称，在1804—1860年期间，工厂或工业企业从2　400个增至15　000个。蒸汽机和现代机械从西方输入。从19世纪30年代起，一个铁路网开始形成。历史学家曾就这几十年中俄国是否发生“工业革命”的问题争论不休，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事物在进展之中。
　　但是，确凿的事实是，欧洲的其余部分进展得更快，俄国正在衰落。由于远为众多的人口，在19世纪初期，它曾经不费劲地拥有最大的国民生产值（GNP）的总数。两代人以后，情况再也不是这样，这从表9可以看出。
　　表9。欧洲列强的国民生产总值（1830—1890年）
　　（以1960年美元和物价的市场价格为标准；单位：10亿）
　　但是，当研究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产值，这些数字甚至更令人吃惊（见表10）。
　　表10。欧洲列强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产值（1830—1890年）
　　（以1960年美元和价格为标准）
　　数字表明，这些年俄国国民生产值总数增加的最大原因，是它人口的增长（不论是通过生育，还是通过在土耳其斯坦和其他地方的征服），而与产量（特别是工业产量）的实际增长无关。俄国的人均收入和国民产值一直落在西欧后面；这时差距甚至愈来愈大了，例如，1830年是英国人均收入的一半，60年以后拉大到英国的1/4。
　　同样，在19世纪初期，俄国铁的产量翻了一番，但这与英国30倍的增长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俄国已从最大的铁生产国和出口国，变成日益依赖进口西方制成品的国家。甚至铁路和轮船运输的进步也需加剖析。到1850年，俄国拥有略多于500英里的铁路，而美国则有8　500英里。在大河流或黑海和波罗的海进行的轮船贸易的大部分增长，则是为了运输国内大量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和向英国运输小麦以偿付进口的制成品。出现的一切新的发展往往掌握在外国商人和企业家的手中（出口贸易肯定是这样），这使俄国越来越成为经济先进国家的原料供应国。经过对材料的周密考察就可以看出，大部分新“工厂”和“工业企业”雇佣的人都不足16个，而且它们大概根本没有机械化。资本的普遍缺乏、消费者的低需求、弱小的中产阶级、遥远的距离和严酷的气候、专制和多疑国家的高压手段，使俄国工业“起飞”的前景实际上比欧洲任何地方都难以实现。
　　在很长时期，这些不祥的经济趋势并没有转变为显著的俄国军事弱点。相反，1815年以后大国普遍表现出的对旧制度结构的偏爱，再也没有比在它们军队的社会成分、武器和战术中看得更为清楚的了。各国政府仍处于法国革命的阴影之中，关心它们军队的政治和社会的可靠性更甚于军事改革。不再面临大战争考验的将军们自己很注意等级、服从和谨慎——这些特征更因尼古拉一世迷恋讲究形式的检阅和大行军而突出了。由于这些总的情况，俄国军队单纯的规模和它大量征兵的稳定性，对国外的观察家来说，比诸如军事后勤和军官团一般教育水平等不显眼的事务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更有甚者，俄国的军队过去是有战斗力的，常常在频繁的深入高加索和跨越土耳其的扩张战役中取胜，这些挺进已经开始使印度的英国人不安，并使19世纪的英俄关系比18世纪的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对外国人来说，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俄国对1848—1849年匈牙利叛乱的镇压和沙皇的主张，即他随时准备派40万大军去平息同时代的巴黎叛乱。但那些观察家们却没有注意到一个较不显眼的事实：俄国的大部分军队总是受制于国内的驻防任务、在波兰和芬兰的“警察”行动，以及诸如边境巡逻和军事殖民等其他活动而不能动弹；所剩下的部队并不是特别有战斗力的——例如，在匈牙利之役遭受的伤亡中，除一千人外，全是由疾病引起的，因为军队的后勤和医药供应工作毫无效率可言。
　　1854—1855年的克里米亚之战，非常惊人地证实了俄国的落后。沙皇的部队不能集结。联军在波罗的海的行动（虽然一直不很严重），再加上瑞典干涉的威胁，把多达20万的俄军牵制在北方。在多瑙河诸公国的早期征战，以及奥地利将干涉的威胁转为现实这一极为严重的危险，对比萨拉比亚、西乌克兰和俄属波兰构成了威胁。在高加索与土耳其人的交战，就像防卫远东的俄国领土那样，对部队和供应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当英法军队对克里米亚的攻击把战争转到俄国领土的高度敏感的区域时，沙皇的武装部队没有能力把这种入侵拒之门外。
　　在海上，俄国拥有一支由干练的海军将领指挥的相当规模的海军。1853年11月，它能在锡诺普彻底摧毁较弱的土耳其舰队；但是一旦英法舰队参战，形势立刻逆转。许多俄国船只是用枞木建造的，经不起风浪；它们的火力不足，船员未经充分的训练。联军拥有远为众多的蒸汽战舰，其中有的配备了榴霰弹和康格里夫火箭。尤其是，俄国的敌人有建造更新的船只（包括几十艘蒸汽炮舰）的工业能力，因此，随着战争期的延长，他们的优势就变得更大了。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3）
但是，俄国陆军的处境更糟。一般的步兵打得不错，并且在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和工程天才托德尔本上校的鼓舞人心的领导下，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长期防御是一个了不起的业绩。但在一切其他方面，陆军可悲地不能胜任其任务。骑兵团不敢冒险，他们的练兵场上的马匹不能投入艰苦的战斗（在这方面，非正规的哥萨克部队要更好一些）。更坏的是，俄国士兵的武器非常差。他们老式的燧发滑膛枪的射程为200码，而联军的步枪能够有效地射至一千码；这样，俄国的伤亡人数要大得多。
　　最坏的是，甚至当知道了任务的庞大性时，俄国的体制作为一个整体，却不能对它做出反应。陆军的领导很差，充满了个人倾轧，始终未能产生一个有凝聚力的宏伟战略——在这方面，它完全反映了沙皇政府的普遍的无能。受过训练和教育的中级军官很少，而普鲁士军队中却有大批这样的军官；主动性全遭白眼。令人惊讶的是，在全国性的紧急状态下，可以征召的后备军却很少，因为短期服役制的大规模采用，将会导致农奴制的垮台［10］。实行这个制度的一个后果是，俄国长期服役的军队包括许多超龄的士兵；另一个甚至更加致命的后果是，约40万在战争开始时匆忙入伍的新兵完全没有受过训练（因为没有足够的军官担任这项工作），而且从农奴市场抽出那么多人，损害了俄国的经济。
　　最后，存在着后勤和经济方面的弱点。由于在莫斯科南部没有铁路，马拉的供应车不得不穿过数百英里的干草原，那里在春季解冻和秋季下雨时是一片泥泞的海洋。况且马匹自己也需要许多饲料（饲料又必须由驮马来运送，等等），以致巨大的后勤努力所产生的效果小得不成比率。通过海路，在3个星期内可以把联军及增援部队从法国和英格兰调到克里米亚，而来自莫斯科的俄国部队有时则要花3个月时间才能到达前线。更令人震惊的是俄军装备库存的枯竭。“在战争开始时贮存了100万件枪炮；（在1855年末）只留下9万件。在1　656门野战炮中，只有253门可用。……火药和子弹的库存情况甚至更糟。”战争的时间拖得愈长，联军的优势变得愈大，同时英国人的封锁阻止了新武器的进口。
　　但是，封锁的效果还不止于此，它切断了俄国粮食和其他出口品的流通（除了从陆路把这些物品运往普鲁士），并使俄国政府不借巨额贷款就不能支付战争费用。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占这个国家岁入4/5的军费，从1853年的亿卢布，增至1854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