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我和光明15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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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钟厂的老师傅们刮目相看，在那个时候，这也算一个奇迹了。
与此同时，农场的另一支队伍也在半年内完成了改建厂房的工作，1981年的6月，我们的联营厂正式开业了。但就在一切顺风顺水时，变局也在酝酿。联营厂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地方，注定要伴随着利益矛盾发展，市场供求和价格制定原则带来的利益分配，永远像扯不完的乱麻般缠绕着工农双方。一段时间下来，我们与中国钟厂的合作因为总量没有大幅度增长，工方要保住原有利益，农方投入也要分得利益的纠缠，一直处在矛盾争论中心。我使尽浑身解数，四处周旋，风风火火地活动在各部门间：我在农场的党委会上争取到必须发展的主导方针，又去钟厂的领导那里要求下放更多的零部件生产和给予更好的价格，我总结联营厂的情况，争取得到钟表公司和轻工业局领导的支持……在我最无奈的时候，我甚至在星期天直接去敲市计委领导的家门，心急火燎地请求领导相助。我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给当时计委的一位主任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到农场局协调，希望调我到市计委工作，只是农场不肯放而作罢。
钟表生产的复杂性在于计划性，上百种规格的产品，几十个零部件有上千道工序，还有成品钟15天的校准期，没有科学管理的系统，就是整天“救火”的命。因此我在摸透了联营厂的要点后，将重点放在计划和质量部门，并和上海总厂建立了直通快线，这样的改革让我对工业管理有了信心。与此同时，在钟厂工作期间我又考进了上海电视大学工业管理专业，花了两年业余时间学完三年制大专的全部课程，这也大大提升了我的管理能力。在毕业前夕，我结合我在联营厂工作的经验，撰写了《联营企业发展问题思考》的论文，最后成为我们学校最佳优秀论文。
那的确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很多成败经验都成了我的宝贵财富，而很多管理的感悟也在那段时间里沉淀进我的血液，为后来的公司生涯储存了营养。我记得当时我们厂有位副厂长，是部队转业来的，为了给和他亲近的车队长加工资，他和我较上劲儿了。他不买我的账，我也非要和他说个明白，我们俩的矛盾就此闹开了，最后我们跑到场部领导那里去明辨是非，领导听后给我们各打了五十大板，说这么点事用得着闹腾吗，便劝说我们“将相和”，说来也怪，到那时我们互相看着对方，都差点笑出来，想想也是，企业里哪有这么多是非对错，很多事情不是简单到非黑即白，领导班子关键是要沟通，除了必须坚持的原则外，领导间的友谊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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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荡（9）
“你那么有胆量为什么要走？”
我在联营厂工作了4年后，到1984年，社会上涌起选拔年轻知识干部进领导班子的热潮，我又一次被选进场部领导班子，担任场工会主席。那时上海钟表公司和轻工业局的领导很赏识我，希望我能留在联营厂或作为他们的干部管理联营厂，我婉言谢绝邀请，回到了农场。
其实当时是一次很好的离开农场的机会，但或许当时我是太想证明政治上的清白了，而若当时留在联营厂，也便没了后来的我。回到农场我给自己的工作定了目标：要在两年内做成农场局最优秀的工会。我选择在民主管理和班组建设上突破，为此我深入基础抓班组长培训，用心地参政议政，为场领导出建议，从晚上给班组长培训，到组织几千人的大型活动，从给场领导干部民主评议，到每次工会开会时扫地搬桌子，我凡事都带头干，俨然一副带头大姐模样。而到星期天又常设家宴，犒劳我工会的弟兄们。一番努力下，我的工作迅速有了起色，我们场在农场局的各工会中很快成为标杆农场，这带给我很高的成就感，但同时我也在工作中找到了很多乐趣：那段时间里，晚上我基本不会闲着，学弹电子琴，又学做缝纫，后来甚至达到了能给儿子做漂亮小西装的水准。
1986年下半年，农场局又要调动工作，考虑到我的出色表现，领导要提我当芦潮港农场场长。在这桩美差面前，我犹豫了半年，因为当时我的儿子和家人都在上海，因此我也有心回上海照顾他们，而恰逢当时上海也有工作机会。我犹豫再三，组织为此找我谈了好几次，左思右想后我还是决定服从。最后，我又孑然一人走进了一个我从未去过、不认识一人的新天地。1987年的春节来得很晚，过完春节后，我挥别家人，仅带着一件正在编织的绒线外套就踏上了去芦潮港农场的道路。打毛衣是我一生的爱好，在老农场我也练就了一流的编结水平，但没想到这件毛衣却成了我的封箱之作，自那以后再没有碰过。
芦潮港农场是我们系统里最年轻最穷的农场，1986年刚摘了亏损帽，领导迫切希望我去打开局面。凭借我在星火农场党委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一到芦潮港我就把握住了问题的本质。我和领导班子一起先确定当年盈利的目标，然后在凝聚人心上下工夫，因为我明白，在制定了一个共同目标后，一定要激起大家的热情才能成功，这是屡试不爽的铁律。我召集了老三届知青干部的座谈会，在听完他们的想法后，和他们很实在地说开了：我和你们一样下乡十几年，特别想回上海，但既然命运把我们安排在这里，我们只能认命啊。认命有两种选择，一是抱怨的心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二是树立目标，好好在这里干出个名堂。农场的天地广阔，我可以给大家“师长”、“旅长”的空间，我们干出成绩了，自身的价值提高了，就会有人要我们，社会就会选择我们。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的话在老三届的心中荡漾开了，人性的积极面被我唤醒，在动员会之后，听的人纷纷来与我交流想法，而我也适时地把他们安排到了重要的工作岗位。用好人、用对人从来都是组织成功运行的关键，这些本来就该是农场建设精英的干部，迅速撑起了发展经济的大局，而我的工作重点，则放到了寻找新发展的增长点上。
作为一名经营者，一定要具备敏锐的嗅觉，从而在平常事物中把握住商机。就像吴仁宝在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新闻后，连夜召集人马囤积钢材，从而为华西村的崛起挖到了第一桶金一样，当我探到上海市政府正在筹集资金建设大型菜篮子基地，要保证上海副食品供应的消息后，我知道属于芦潮港的机遇来临了。我迅速展开活动，一次次邀请市政府及各委办、专家来考察，用迫切要求发展的真诚来感动领导，用科学的态度来打动专家，并动用一切可用的社会力量，包括利用我先生在农委计划处工作的优势去争取项目。经过十几次论证后，我们终于争取到了3 000万元的大型蛋鸡场项目。紧接着从立项、建设到投产，我又投注了全部的热情和心血。由于初次遇到这种大项目，农场在运作过程中发生很多问题，比如在集中建场和分散发展的问题上，连农场领导层的意见也不一致，汇总到我这里时我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星期天，我带着儿子奔走于市禽蛋公司总经理和上海市养鸡专家的家里请教，我一家家拜访求教，儿子万般无奈下只有和司机坐在车里玩，但我却从拜访者那里找到了最合适的答案。再比如我走出农场广觅人才，从而用最少的投资、最快的速度建成了上海最大的蛋鸡场。
最后，我们的用心和效率终于结出了果子—上海市禽蛋公司终于把最核心的种鸡场都建在我们农场。
在农场时，我一天的工作分成了三个半天，白天的工作结束后，每天晚上我还要花四个小时去“访贫问苦”，解决现实问题，从而推动农场各个部门的改革，但这也未能如愿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当时我们场有位因工伤而高位截瘫的知青，我很同情他，积极帮他解决生活上的各种问题。他先是提出要在上海买房，我们破例同意了，没想到紧接着他又提出各种在当时无法满足的离奇要求，最后我们的对话陷入了僵局。更令我意外的是，这位知青在要求得不到满足后，开始缠住我不放，时不时地坐着轮椅闯进会议室，打断我们的会议，或者跟着我上厕所，动手拉我，严重干扰我的工作和生活。见此情景，人们往往同情他的伤残，又害怕他性格扭曲后的暴力，所以没人敢碰他。
我记得有天晚上，他带着狗和石头在我宿舍下施虐，那晚我正好在一位女科长家谈事，我们党委副书记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情况，他说：“你今晚就住这里，明天一早让司机先送你回上海，在家避几天比较合适。”此情此景令我欲哭无泪，整夜无法入眠，我想自己倾心为农场工作，却遇到这种事情，究竟该怎么办呢？想了一夜也没答案。第二天天刚亮，司机带着我匆忙离开农场。开出半小时后，我的司机猛然回头问我：“王场长，你平时不很厉害吗，你那么有胆量为什么要走？一个残疾人就把你吓成这样？”一夜没睡好的我一直沉浸在我为何会有此遭遇的思绪中，听到司机之言我猛然醒悟过来：就是这个道理，我躲得了今天能躲得了明天吗？回避问题只会把问题搞得更复杂，我需要的是面对。于是我让司机马上掉头回农场。到农场后，我紧急召集领导班子开会，高度统一了对这件事的处理意见。当日下午，我又召开中层干部会议，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大家，要求大家一起来处理。说来也怪，原来大家都小心翼翼避让的心理，在意见统一后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意见高度透明、众人高度参与的情况下，主管干部出面与那位知青协调，这件困扰农场许久的棘手事当晚就顺利解决了。
很多问题往往是因为信息不通畅、意见不统一而变得棘手的。这件事之后，我忽然像武侠小说中打通任督二脉的侠客一样，信心满怀起来—我相信再也没有什么我害怕的事了，我也找到了解决矛盾冲突的最好方法，那就是发动群众，让一切透明起来。我永远感谢我的司机，正是他在关键时候的一句话救了我。事后我想，要是当时我走了，我又该什么时候回来，回来后又该怎么收拾这个局面呢？我庆幸在芦潮港农场里有那样一片天地，给我的一生留下了勇气的积淀，因此当三年零九个月后我调任上海农场局工业外经处处长离开芦潮港农场时，我丝毫没有为在任期修建的宽敞马路、职工住房、漂亮的幼儿园而沾沾自喜，也没有为农场经济快速发展、盈利大幅跃升并成为局系统表扬单位而自傲，在临走的那一刻，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我真心感谢在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农场留给我的坚强、勇敢和无畏，只有社会的大学，才会给人留下这样的智慧和激情。
在人生的起伏感悟中，我来到了40岁的又一个路口。
第二章 初入光明（1）
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斯蒂芬·茨威格
中央领导对上海国企改革的调研，是对过去几年，国企“两个根本改变”的总结，更是新一轮国企市场化改革的动员，我有幸亲耳聆听中国最高决策者的思想，分享中国国企改革中最优秀公司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搞好国企的信念从意志的坚定变为认识的全面，从着重内部整合变为全国战略，从内部机制的改革转向体制和股权的改革。
改变命运的谈话
1992年2月，中国迎来了农历春节，对于上海来说，这一年更是意义非凡：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连续第五年选择在上海过春节，这是其他城市从未享受过的特殊待遇。而在这里，谁都不知道邓公下榻的酒店为何总是彻夜通明，一直要到邓公南巡到广州，整个中国才知晓，原来他是在酝酿石破天惊的重要讲话，世界将为之震惊。
3月27日，一篇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刊发在全国各报的头版头条，“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公的这些言论让人精神大振，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邓小平南巡”是一个重大事件。在有些时候，它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尽管当时的人很难全面把握历史的潮流，但经历了多年改革的上海已明显感到“春江水暖”的那种冲动，这一年一定不同寻常。
2月8日年初六中午，我们一群农场的同事正在姚明宝家进行聚会，这是我们每年春节的传统节目，看望老领导、聚会聊天。觥筹交错之际，我接到了罗大明局长的电话，他约我下午两点到他家。罗局长一向以工作作风严肃著称，怎么会请我去他家呢，我心里一阵嘀咕，猜想着是否会是工作变动的人事谈话？因为春节前，我刚从市委党校“跨世纪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毕业，5个月的学习培训，我原汁原味地学了一大堆马列原著，踌躇满志正准备迎接新工作的挑战。回到局里时我听说牛奶公司的总经理要调到农委下属的一家投资公司任职，牛奶公司领导缺位，罗局长是否会想到我？再说牛奶公司近年和农场局在感情与工作中沟通不顺畅，因此领导人选一直是罗大明局长的心头之忧。我隐隐感觉到会和牛奶公司有一段姻缘故事。
在忐忑不安中我提前离席，两点准时叩开了罗局长的家门。罗局长一改平日的严肃，热情招呼我，坐下后我们的谈话就直奔主题。罗局长首先开腔：“今天找你的目的很明确，想说服你出任牛奶公司总经理。”
这种直白的说话方式我早已习惯，而且罗局长所说的事情我已有预感，但听了之后我依然有些意外和犹豫，主要是因为我调到局里工作才10个月，然后立马又去党校学习了5个月，工作刚刚上手，而局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