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的新世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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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堑搅�2009年底，或者说2010年初，主要的经济体，像美国的经济，将开始进入一个恢复期，当然这个还取决于，比如说它的经济刺激，整个的这些项目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地通过、有效地实施。而中国从一开始就抓得比较紧，像美国还在谈刺激项目的时候，中国刺激的项目4万亿就已经早早开始实施了。所以中国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抓得比较紧，有可能中国就是受到冲击，也不会受到叫做“很重”的伤害，如果是这种情况发生了，我觉得中国会把这次危机变成一个更重要的像是一次机会，可能它发展得相对来讲会变得更强劲一些。
芮成钢：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些忠告和建议你觉得还有哪些？因为很多人对中国8％的增长速度保持谨慎而乐观的态度，他们觉得中国对出口依赖还是很大，或者他们没有看到我们的4万亿可能会真正产生多大的效应，他们的预测可能和我们的预测不太准确，世界对中国的预期普遍低于我们自己对中国的预期，你觉得在他们这些善意的建议或者忠告当中，哪些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赵令欢：相对来讲，比较乐观的，但是乐观的是姿态，作为一个管理者要比较谨慎从事，特别是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好。
我们的经济刺激，是一个全方位的刺激，它从金融到实体经济，从拉动到推动，从结构调整到新增我们的概念，比如中国人建立消费概念，它还是比较全的。有些东西会有一些短期的效果，有些东西会需要一些时间，而往往短期效果比较好的一些做法，有可能会引起一些长期的问题甚至是伤害。
芮成钢：在解决当前问题的时候，千万小心别给未来的新问题埋下种子。
赵令欢：对。实际上对中国来讲比较重要的，是建立信心，如把社会保证、保险、医疗这些东西做起来，对咱们中国长期发展，在国际竞争力上，是比较重要的；继续增强如教育，甚至是在全球范围内去吸引人才，这些事都是很有效，而且这些事往往对就业也是很高效的。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它的效果不会2009年就出来，你当年投资，可能两年后、三年后，甚至五年后效果才开始出来，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有一些近期的压力，而近期压力，比如说我们去大量地做公共设施的建设，对很长期的发展而言，又未必是精细的做法，而这些措施，因为资源有限，而这些事情都是多维的所以很难办。我总的感觉，现在咱们中央政府的这一套，一系列的配套，包括它的顺序、相对的结构，还是趋于合理，我只是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得到高效的实施，而且也希望在实施中不断调整，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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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第五章 执笔者的巨变（5）
芮成钢：很多企业家、商界人来达沃斯都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来这儿确认一下自己的观点，自己有一个判断，来这儿看看大家是不是能够认同我这个观点，确认我自己的观点。
另一个是把自己某个观点抛出来跟大家一说，然后自己被说服了，被纠正了，我不知道你这次来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赵令欢：我也是怀着一个学习、思考这样一个心态来的，三天下来，还真的觉得收获十分丰厚。我们是做直接投资的一个公司，而且中国是我们唯一的市场，中国兴旺我们就兴旺，中国不兴旺，我们没法兴旺。所以这次是带着很多问题，也肩负着很多压力而来。但是现在渐渐感觉到还是看到了比较清晰的出路，比如说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政府的各种各样的措施都在出台，有可能效果很好，而中国大，所谓基本面和大的趋势都没有根本性改变，而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信心去投入。
我们一开始担心，这个格局会有颠覆性的改变，特别是在中国这一块，因为这是我们的市场。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不会再有颠覆性的改变，而对中国来说，把几个基本的事情把握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有很多公司，我们投资的公司有很多，所以我在想，有一些公司可能要稍微关心怎么去把过冬的这个事情准备好，但是更多的公司，因为平时就注意得比较好，就要开始怎么考虑在这个严冬中进去，然后比较快速地提升它的竞争地位和它的市场地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次还是颇有收获，就是在谨慎中觉得信心变得更足了。
“这是我们这种投资公司和中国企业发展的最好的时机”
第四节哈佛大学教授乔希·勒纳
哈佛商学院投资银行学的教授Josh Lerner长年从事于对风险投资的研究、实践和教学工作，是世界金融学界中著名的PE领域专家，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着独到的研究和深入的实践经验。
此次，Josh Lerner教授作为PE行业内的学术专家受邀请参加本次达沃斯2009世界经济论坛，就PE行业的未来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的走向参加了深入的讨论。
PE研究著作：《精明机构作出愚蠢的选择》
关于投资于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者的大量研究都把机构投资者看作一个单一的研究个体，却忽视了对于不同机构投资者之间投资业绩差异的考察。Josh Lerner教授在2005年撰写了文章《精明机构做出愚蠢的选择：有限合伙人的业绩谜团》，该文章专门研究了在有限合伙制下私募股权基金领域机构投资者之间即有限合伙人（LP）的投资绩效的差异，并通过统计分析试图揭示这些差异的来源。
PE方面的研究，数据是一大障碍。Josh Lerner教授通过Asset Alternative、Venture Economics’online数据库以及其他渠道搜集整理了1398个LP作为样本，以内部收益率（IRR）作为衡量收益率的指标，并剔除了管理费和附带利息的影响。并且根据投资模式，又将样本分为前期风险资本、后期风险资本以及收购基金三种。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该样本总体并不能反映美国机构投资者真实的数量分布情况，但这并不影响文章对各种机构投资者投资绩效的研究。在得到样本数据以及相关行业信息后，Josh Lerner教授主要通过以下五个反面的研究试图揭示这些差异。
Josh Lerner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某些机构投资者（如捐赠基金和养老金）由于较早进入该领域，已经与优秀的基金机构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导致其在后续的投资中占据了先导地位。但即便如此，去除该因素影响，捐赠基金在选择新的GP时，也体现出了更强的甄别能力。当然这种分析存在的问题是忽略了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因为很多机构在选择新的GP时并不一定以当期收益率作为唯一目标，出于拓展投资渠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等方面的原因，也会成为LP选择GP时可能考虑的因素。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大学校友捐款基金和退休基金开始向VC注资，成为最初的“投向基金的基金”，30多年来LP在美国不断成长壮大，类别不断增加，成为美国PE/VC投资的主要力量。目前中国作为PE/VC资金供应商的LP有限，这也是PE/VC发展缓慢的原因。中国尚没有捐赠基金，银行不许投资于企业，且社保基金的投资方向受限，这些政策层面的因素限制了LP对PE/VC的投资。成熟的市场与LP的投资理念，这两方面对于PE/VC的运作都至关重要。可以预料，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和机构投资者的成熟，LP的成长会促进中国PE/VC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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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第五章 执笔者的巨变（6）
记者：这些价格对PE有怎样的影响？
Josh Lerner教授：很严重的影响。试想一下这些私有部门在之前几年是如何工作的，他们，至少是美国和欧洲一直都很依赖于信贷。尤其是银行和其他投资机构提供的低廉的信贷。但现在，这种信贷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信贷了，结果就是他们也无法再筹钱给企业，或者是进行新的买卖了。所以，一切市场活动都中止了下来。
记者：在过去的10年到20年间，PE发展得非常快，和其他公司相比，他们有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还涉及到商业管理。那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优势呢？
Josh Lerner教授：那些基础私有经济部门的模型是非常好的。他们的确是和企业合作，给企业提供帮助。这不仅仅在美国、欧洲有价值，在其他经济正在发展的国家，比如中国也适用。有很多公司有着很好的理念和很有才华的企业家，但是没有他们需要的工具来实现他们的远见。私募基金具体做法的就是，帮助公司改善和完成理念，并让他们的经济增长上一个台阶。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在这个方面，中国比美国的机会更多。在美国，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处理。而在中国，尽管也有问题存在，我想企业能够更快地利用经济增长中的机会。
记者：最近，人们一直在谈论金融管制，好像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加强金融管制，加强行业的支配管理。我觉得，从业内人士的角度，他们并不赞成这些管制。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Josh Lerner教授：当然，我是说，比如你参照美国的经验，我们过去对于PE并没有这样的监管。这几乎是一个意外，因为当1940年制订法律的时候，PE太不起眼了，大家都把它忽略了。然而，随着市场发展，他们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以至于现在，大家都说，“我的天，我们应该对它有所管制”。很明显，业界并不喜欢这种管制。但我认为，现在很多业界的资深人士已经意识到这正在发生，他们不是一味抵制说“我们不需要管制”，而是应与制订规则的人们一同讨论，弄清楚PE到底是在干什么，并制定合理的规则来解决问题，但又不能太过头，让政府过多的干预进来，而影响大家工作。
记者：那您认为这些管制会起到作用么？
Josh Lerner教授：有些措施还是会有帮助的，比如其中之一就是信息披露。因为现在人们很难搞清楚，市场中，私募股权投资团体到底在干什么。而且随着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扩大，我们甚至不知道这样一个很大的经济群体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我认为，应该鼓励这些私有团体更多地披露信息，比如他们筹集了多少资金，他们投资了多少，投资到什么地方去了。但也有其他的管制条例让我比较担心，比如，当政府官员在讨论，我们将要做决定，有多少借贷是正确的级别，哪些是不对的。但从历史来看，政府自身对于投资好像并不在行，所以最好还是让私有投资者们自己决定比较好。
记者：从我们的对话里，我感觉您还是不赞成政府监管太多。 Josh Lerner教授：我认为，这总是需要有一个平衡。我们需要比现有更多的管制，但是纵观世界历史，有趣的是在很多的例子中，各国的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最后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或者使经济恶化。
记者：在中国，PE仍然还处于萌芽阶段，那么您认为在这次危机后，中国会变得对PE更有吸引力么，或者是和西方一样，因为中国也存在自己的问题。
Josh Lerner教授：当然，我们必须了解，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我想，我们知道这次危机影响到了世界上的每个角落。可能几个月前，都没有人想到危机会到来，在中国也可能会有矛盾。现在，世界各地的私募基金都受到了影响，这让人沮丧。不过，我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增长的机会和私募股权投资创造价值的能力的结合会起作用。因为这一行在中国还很年轻，他们不会像美国和欧洲一样犯很大的错误。这意味着PE在中国会比在世界其他地区有更多发展空间，在很多方面，从长远来看，中国的PE行业已经处在了一个非常有利于增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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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第五章 执笔者的巨变（7）
记者：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也在着手于它产业结构升级，开发新的产业，那么哪些产业最能吸引外国、西方PE投资呢？
Josh Lerner教授：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我不认为这有一个绝对的、单一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私募基金，PE投资者非常关注于转型投资，在全球投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美国。但我认为，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到底是清洁技术、网络，还是生物技术，并不重要，只要他们能够产生一些根本的变化。所以，如果我们能看到在中国的投资不仅局限于发展成熟的大公司，也能越来越多涉及到一些年轻的公司，我会感到很惊喜。
记者：中国的宏观经济，关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否需要再扩大，延伸？
Josh Lerner教授：呵呵，你知道的，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我就会去帮奥巴马总统处理财政问题，而不是当教授了。中国政府的这一刺激计划非常主动，有魄力，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但我不知道这够不够，我认为也没有人知道这够不够。但即使不够，中国政府也能从世界各国政府的措施中有所启发，尝试巩固金融机构，为小公司和大公司提供更多的信贷，鼓励各种经济活动。
记者：很好，很高兴和您交谈。希望这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Josh Lerner教授：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金融体系被削减，而且我们看到世界范围，信心在蒸发。说到一些措施，比如经济刺激计划、向银行注入资金、收购借贷，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解冻大家的恐惧，重新恢复信心。
第五节澳大利亚鲁尔国际集团主席迈克·鲁
作为私募基金公司Roux International的主席，Michael Roux先生在本次达沃斯2009世界经济论坛中也对PE行业的未来发展表达了个人和企业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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