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采访-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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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回来。”程维装作随意地说。这下车主来了话，气愤地说：“怎么不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哥家在相邻的石山县，那里收费就比我们这里少！”“具体多少还记得吗？有没有他们给开的票据？给我找找。”程维乘胜追击。这时又有七八个车主凑过来，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下好了，让记者反映反映，少收点。”有的说：“有什么用啊，你们忘了，去年不也来过两个记者吗？也是调查农机收费的事，到现在也没少收啊！”程维问那个车主：“那两个记者长什么样？是不是有一个矮胖矮胖的，下巴特别长？”那个车主说：“对！对！有这么一个记者。”
看周围的人陆续往他们这里凑，程维拉过杨建明，小声说：“咱俩分别采访，到车里去，免得围观的人太多。”杨建明和程维分别与被采访的车主坐到车里，拉上车门，围观的人见状慢慢散去。采访了几个车主，程维和杨建明把采访内容一综合，发现收费并没有超标，只是存在收费后不服务的问题。程维说：“分量不够，我们再到农村看看。”于是又租了车，拿出地图册选好路线，程维对司机说：“沿着这个路线走，见到农用车，比如四轮子什么的就停车。”走走停停，问了七八户有农用车的农民，也没发现超标收费的问题，但在一户农民那里，他们了解到一件事：管他们那一片的农机监理私自上路截没年检交费的农用车，截到了就放在自己家院子里收停车费等等。程维详细记下这件事后，一看表，已经十点，就不再按原定计划往下走，而是返回县城。
“你们农机监理站在不在农机局里？”程维问司机。司机说不在一起。“去监理站还是农机局？”杨建明问。程维说：“时间太紧，直接去农机局，主管副局长会把站长叫来的。”到农机局办公室，主任领他们到了分管的副局长室，程维刚说了几句，副局长就笑着说：“我知道这件事了，我马上叫站长来，放心，我们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打通农机监理站站长的电话：“有两位记者采访你们农机收费的事，对，和去年一样，你知道该怎么办吧？好，我们等会怡香阁见！”放下电话，副局长说：“两位领导，中午了，咱们先去吃饭，站长在饭店等着呢！”程维和杨建明照例推辞几句，随副局长下了楼。
人不多，除了副局长和站长，就只有两个司机。刚吃了一会，程维还没把事情说完，站长站起身说：“我去一下洗手间，程领导，你要不要一起去？”过了不长时间，程维和副局长一起有说有笑地从洗手间回来，程维不再说农机局的事，而是找一些别的话题，杨建*知肚明，也就不再提，只管喝酒吃菜，饭毕，站长要派车送程维和杨建明回省城，程维婉言谢绝，说还有点别的事，就不麻烦了。
“早知道这么顺利，还不如不下去采访了，这个副局长和站长挺有意思啊，也不问具体什么事，就是拿钱，要是所有的局都像他们一样就好了！”和农机局的人告别后，杨建明有些兴奋地说。“这就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个农机局，肯定是接待像咱们这样的记者多了，知道拿钱消灾，都成程序了，这种情况别的地方也有。”程维说。“程哥，你说那个矮胖的记者是谁啊？”杨建明问。“叫胡军，省报农村部的。”程维答。“省报的记者也这么干啊？”杨建明有些不解。程维不屑地说：“省报记者怎么了？也得吃喝拉撒睡，也得娶老婆过日子，也需要钱。那个胡军，并不是在编的记者，是聘用的，这么干都好几年了……对了，他和咱们领导很好，给咱们提供过很多线索呢！当然了，咱们有线索也会告诉他，这叫互通有无，互利互惠。”“他来过农机局，咱们来过，还有别的媒体的记者也来过吧？那农机局一年要拿出多少钱啊？”杨建明不禁有些感慨。程维不以为然：“你想想，像咱们这样的记者站，据我所知咱们省起码有几十上百家，记者要发工资，站长要挣钱，还要向总社交钱，还要完成发行任务，不往下跑怎么活？一个局，一年接待十家八家媒体，拿个几万块钱，也是正常的，他们完全承受得了。”
两人聊了一会，杨建明正要问下一步去哪里时，程维拿出手机，拨通了站长郑长征的电话：“农机的事采访完了，效果不错，我们没回去，还在天长县，我们想到工商局去一趟，是这样，采访农机收费时，有农民反映工商局车辆分局向他们收工商费，据我所知，即便是运营的农用车，现在工商也不收费了，更何况有的农民只是开车到城里卖菜……”放下电话，程维说：“走，到车辆分局。”杨建明却没迈步，有些疑虑地说：“程哥，咱俩一天到两个单位采访，这……合适吗？不会出什么说道吧？”程维拍拍杨建明的肩膀，笑着说：“瞧，做贼心虚了吧？虽然原则上咱们一天在同一个地方最好不要介入两个单位，但今天情况特殊，农机局那边太顺利了，等于没去，虽然咱们这次来天长县搞批评报道的目标是农机局，但现在情况变了，现在咱们来天长县就是去工商局，如果见到县里宣传部或其它部门，咱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杨建明想想，点点头。
像杨建明这样为了弄钱到下面搞批评报道的记者，在圈里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那就是去一个地方搞事，一次只到一个单位，而不要“饥不择食”，为了多弄钱，“搂草打兔子”，找到哪个单位的毛病就去哪个单位，因为说不定这家单位的领导和宣传部熟悉，把你的情况反映给宣传部，碰巧那家单位领导也和宣传部熟，也和宣传部通了气，那人家宣传部或单位就会有想法，就会怀疑，两个政府部门的毛病，几乎被同一时间举报到了你们同一个报社，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再者你的目的是来弄钱的，这个单位的钱你收，那个单位的钱你也收，那稿子你还写不写？你不写稿子，那你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虽然地方宣传部奈何不了上面来的记者，但人家和省委宣传部可是能直接说上话的，如果省委宣传部想调查一下你这个记者站，那你十有*会倒霉的，因此聪明的记者即使发现了别的问题，也会当作一块肥肉一样先放着，等过一段时间再来吃。走了几步，程维见杨建明低头不语，就说：“建明，这个工商局的问题，是咱们通过调查农机局的问题发现的，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杨建明脑子灵光乍现，恍然大悟说：“对呀！同一个线索，可能涉及到不同的职能部门，我们在调查时还真得留心啊！”程维得意洋洋地点点头说：“孺子可教也！”又意犹未尽地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指着其中的一段话，对杨建明说：“你看，人家名记也是这样想的。”杨建明接过来一看，是唐师曾写的《我第三个愿望》，那段话是这样写的：我觉得我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干，现在回顾我当记者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什么任务是领导指派给我的，我的老板写过一篇文章说，我没派过唐师曾做什么事，所有事都是他自己找的。时至今日，我已经不习惯别人指派我去干什么，我习惯自己去找我想干的事。杨建明看罢抬头看看前面大步向前的程维，心想这小子还真能瞎联系，同时，一种伤感又水一样无法阻挡地漫延开来，都是记者，人家干什么，咱们干什么，继而又忿忿不平地想，如果我有新华社那样一个平台，我也会成为名记的！
车辆分局领导正好在家，见是记者，就说：“咱们先到局办公室吧，看看主管领导在不在家。”在工商局办公室，主任了解了一下情况，让程维和杨建明等一下，径自出去了。过了一会，主任回来说：“我和局长汇报了，局长说咱们工商系统内部有规定，要经过上级领导批准，才能接受采访，所以请你们先到市工商局，市局领导同意了，我们才能接受采访。”程维说：“也不算是正式采访，就是想了解一下，按照文件规定，你们车辆分局还应不应该向农用车收工商费，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你们应该知道。”主任一脸公事公办：“没有上级领导同意，我不会接受你们采访，也不会回答你们任何问题，请原谅！”程维做最后努力：“据我所知，你们工商系统已经下发了文件，不允许对农用车收费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即使你不说，我们也会通过别的渠道搞清楚，现在的事实是，你们现在还在对农用车收费。”主任刀枪不入：“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我只想告诉你，我们局和省委宣传部关系很好，你们最好慎重一些。”
程维和杨建明灰溜溜地走出工商局大楼，程维说：“这回我们算是白来了。”杨建明说：“咱们回去弄清楚，如果真不允许收了，咱们就发稿子，到时看他们还牛不牛！”程维说：“老弟，消消气吧，发什么稿子啊，领导不会同意的。”见杨建明不解，程维接着说：“发了稿子，咱们什么也得不到，还和这个工商局闹僵了，以后想来都来不了了。更重要的一点是，那个主任说他们和省委宣传部熟，咱们就更不能发了，得罪了省委宣传部，咱们的记者站就完了。”“也许他是吓唬咱们呢！”杨建明有些不服气。程维长叹一声：“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你不知道，以前省报农村部有一个记者，到下面一个乡采访，乡党委书记没有理他，那个记者的确抓到了问题，就说回去就把稿子发出来，那个书记则说，你发完稿子，第二天我就让你回家！那个记者不信邪，回去就把稿子发了出来，结果第二天他就以所发稿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给报社和被采访单位造成极严重的负面影响为由被解聘了，事后他一打听，你猜怎么着？原来那个乡党委书记和省报的一位主要领导是直系亲属！你说说，这是什么世道？你要记住，咱们做记者的，并不总是牛皮哄哄的，也有憋气窝火的时候，这时一定要忍，不要意气用事，这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两人正聊着，站长郑长征突然打来电话，要他们马上回单位，不要再到别的地方去了。回到单位，郑长征把一张报纸递给他们，杨建明一看，是一篇关于假记者站和假记者涉嫌敲诈勒索的文章，大致意思是现在有一些假报刊，包括已经被取缔的或是在香港等境外注册的，在国内一些省市建立了假记者站，假记者站聘用的假记者冒充真记者对一些有问题的政府职能部门或企业进行敲诈勒索。看完后，郑长征对程维和杨建明说：“你们以后下去采访，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过你们大可放心，咱们报纸是国家正式出版发行的报纸，是真报纸，咱们的记者站是经过省新闻出版局批准成立的，是真记者站，你们是聘用的记者，虽然没有新闻出版总署的正式记者证，但总社那边已经备案，是真记者。再有一点，你们下去采访，主要是写稿子，因为我们每月要向总社传四篇稿子，得完成任务，所以不下去采访，怎么能完成任务？另外，对于钱的事，你们不要有思想负担，我们没有张口管人家要，就没有敲诈勒索，他们给钱是他们自愿，再者数额也不大，一二千块钱，没什么问题，就当润笔费了，这是记者行业内的潜规则，一些大报的记者也这么干，数额大的，超过五千，一律走广告，给他们发个东西，也不会出说道。总之你们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尤其是建明。”杨建明想了想，觉得站长的话未尝没有道理，也就放下心来。
回到家里，杨建明像往常一样上网浏览关于记者方面的新闻，赫然发现一篇文章，部分内容如下：
繁峙县矿难11名记者采访过程中受贿内幕
2002年6月22日下午3时30分左右，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区发生特大爆炸，38名金矿矿工不幸罹难。
时隔一年多，2003年9月15日，中国最大的官方新闻通讯社———新华社在报道繁峙矿难的进展时却出人意外地宣称：“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事故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存在严重的经济违纪行为。”
消息甫出，社会上一片哗然：到底是哪个记者收受贿赂？收受多少贿赂？
面对质疑声浪，9月26日，新华社再次详细公布了11名涉案新闻记者名单。分别是：新华社驻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山西经济日报》的苏勇，《山西法制报》的刘玉柱、白建芳、阎珍寿，《山西生活晨报》的魏停、樊武杰、郭龙。11名涉案记者受贿金额合计万元人民币。
令同行震惊的受贿内幕
2002年6月27日，陕西《华商报》和《中国青年报》记者接到举报，并先后赶到矿难现场。28日、29日，两家媒体先后披露了非法矿主转移、掩埋、焚烧死难矿工尸体和地方官员隐瞒真相的内幕。
其实早在6月24日，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4名记者，已在接到繁峙死难矿工家属举报后赶到繁峙。但他们并未去矿难现场，而是先找上了繁峙县委、县政府，并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盛情款待。县委书记王建华还专门把忻州市委宣传部胡某请到繁峙商量对策。胡某出主意说：“这事需要打点打点。”于是，县长王彦平从县财政上提出部分钱来安排。
事后新华社披露说，“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鄯宝红、安小虎分别收受现金2万元、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记者王东平、谭旭各收受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
2003年9月26日，新华社对外公布：根据调查结果，决定给予鄯宝红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给予安小虎开除留用察看处分，分别给予王东平、谭旭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新闻掮客撮合金钱交易
据《山西法制报》社有关负责人介绍，2002年6月2日山西繁峙县义兴寨金矿爆炸事故发生后，《山西经济日报》社聘用记者苏勇，召集《山西法制报》驻忻州记者站的站长刘玉柱（聘用）、白建芳（聘用）、阎珍寿（特约）3名记者前往采访。刘、白、阎三人结束采访离开繁峙后，在山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