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人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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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沙面，“三自”为本
在与大陆签署合作协议之后，霍先生开始选地。广东省政府给他几块地供他挑，一块是现在中国大酒店那块，第二块是花园酒店的那块地，还有一块就是现在白天鹅所在的沙面这块。世界酒店业有一句名言：建设酒店的时候第一是地点，第二是地点，第三还是地点。因此酒店选址非常重要。
霍先生就考虑了，拿中国大酒店那块地来说，虽然距离火车站和飞机场都很近，赚钱是容易，但要在政治上有影响就难了。你想各国嘉宾每到一个国家，都希望住在最具这个国家地理特点和文化特点的酒店。如果人家一下飞机，就住在闹哄哄的市区，能感受到多少广州风光呢？所以霍先生很快就否决了这块地。
再拿花园酒店这块地来说，这块地当时是东风大队的菜地。广州市民如果没有菜吃是要造反的，三天不吃青菜就要造反。比如现在天一冷，一下雨，菜价一上涨，市民就怨声载道，所以他不愿用老百姓的菜地。最后他看中了沙面这块地。沙面在珠江江畔，风景优美，绿树成荫，常年花香鸟语。霍英东过去是搞海上运输的，他觉得这块地不错，紧跟着到湄南河的曼谷东方酒店看了一下，他们是靠在湄南河旁边盖了一个酒店，所以他觉得应该把地点选在这里。之所以选中这里还有一点，这里曾经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很多外商对这里很熟悉。当时在沙面可以看到一栋栋在绿树掩映之下的欧陆风格的楼房，历史上沙面曾经是外国的租界和外国驻华领事馆的集中地。如果在这里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宾馆，能大长民族志气。现在白天鹅所在的这个地方，原来是沙面岛的一凹口，淤积了很多泥，平时冲积了很多垃圾。为了节约耕地和减少珠江淤泥的堆积，霍先生凭借自己多年填海造地经验，不计成本地填滩造地。
选好了地点，就要开始设计和施工。对此霍先生提出三自方针，不仅要自己设计，还要自己施工和自己管理。当时的大部分港商的酒店业都是请外国人设计，外国人施工，外国人管理。既然自己从没涉足过酒店业，但为什么还要坚持三自方针呢？
霍先生最初想在广州搞酒店的时候，他曾经在香港找过外国酒店管理集团亚洲区的总裁。这个老外跟霍英东谈话时十分傲慢，他说他的价值是每个小时200到300美金。霍先生大受刺激，心里想中国人并不蠢，他因此定下了“自己设计、自己建筑、自己管理”的“三自原则”。这也是白天鹅的立命之本，它逐步成为白天鹅企业文化的精髓。
在当时的条件下，单是做到自己设计就非常不容易。由于内地建筑业对外封闭了30年，观念已经大大落后，而香港的建筑师也不熟悉内地的特殊情况，所以霍先生就组织了一批熟悉本地情况的内地建筑师去香港考察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大开眼界，回来之后发挥他们的智慧，终于设计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现代化宾馆。
1983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之后，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等七家香港财团投资建设的广州中国大酒店于1984年开业，利铭泽、李兆基等投资建设的广州花园酒店于1985年开业，杨元龙也在北京投资建设了香山酒店。白天鹅为华侨和外资在开放后的中国大陆投资带了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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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人气，再有财气
开业的第二天，白天鹅宾馆就“四门大开”，让民众自由出入。当时，酒店上下一片反对声，但霍先生非常坚持。我记得当时宾馆在引桥桥头竖了个牌子——“闲人免进”，霍先生来了，一见这牌子就生气了，说：“摘了赶紧摘了，要不谁还进来吃饭呀！”后来霍先生站在临江的玻璃窗前问我：“这个酒店是什么人的酒店？”我就在旁边说，当然是中国人的酒店。他一听，说我话中有话，你在飞机场、火车站看什么人多？当然是港澳华侨多，回国探亲的人多，外国人少。酒店既然是中国人的，没道理不让中国人进来看。
当年的酒店按照一位领导的说法，越高级酒店就越森严壁垒，想进去要查祖宗三代。当时，酒店在经营上有两个争执：前者强调先有人气，后有财气；后者则认为应该保持高雅格调。美国顾问就认为白天鹅应该保持高雅格调。
霍先生坚信，先有人气后有财气，既然要改革开放，就应该让百姓来看看什么是高档酒店，什么是好日子。四门大开的第一天就用去了400卷厕纸，虽然“挤掉的鞋子捡了一箩筐”的媒体报道有些夸大，但场面确实有些混乱。当时大家还是担心会不会由于人潮拥挤而出事故，但开放一段时间之后，群众反映很好，大家都觉得宾馆是正确的。这是内地第一家对百姓开放的高级宾馆。甚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看白天鹅”都是广州人的一件大事，有些人特地打车过来，认为必须打车才配得上白天鹅。
人气有了，生意一下子好了，我特别高兴。以前我还有冲动拿着电话本，照着电话本，每一个单位都发一个邀请入住函。很快港澳侨胞都来订房了，很多华侨很感慨，说在美国住不起五星级酒店，几百美金在美国花一天就没了，在广州可以花半个月。所以回来以后感觉祖国在发展，在外国被人瞧不起，在这里觉得自己是一个人，觉得祖国确实是改革开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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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人才，出国取经
白天鹅宾馆刚刚开业的时候，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怀疑能否管理好这个高档酒店。就说餐饮，我们是搞旅行社出来的，接待客人很拿手，但餐饮就不行。后来餐饮这块，通过关系调了20个厨师，也协商调动了一个管理人员，就是现在的彭树挺副总经理，他在广州酒家做过。霍先生还请了一个外籍华人徐保罗，教餐饮部的人调酒。
酒店业还有一句名言叫：“在管理上，第一是人的素质，第二是人的素质，第三还是人的素质。”因此白天鹅宾馆始终十分重视员工的素质问题。霍先生知道培训的重要，筹建白天鹅的时候就专门同一所中学合作，专门培训白天鹅的员工。日校生800人，夜校生400人。所谓夜校生就是年纪大一点，但是长相、文化程度、思想各方面都不错，所以白天鹅宾馆一开业，就已经有了1200个中专生和大专生。白天鹅开业以后，我们意识到要加强员工的培训，尤其是管理人员。考虑到大部分管理人员外语不行，所以就从香港理工学院邀请了一些老师讲课。他们讲课后就编辑教材，供员工反复学习。此外，霍先生又聘请了一个叫莫尔的美国顾问。莫尔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专业，专门帮助国外的集团管理高级酒店。他到白天鹅之后，帮助我们进行员工培训，设计管理体制。
白天鹅是最早外派员工出国学习的酒店。开业的头两年霍先生就派人到香港和澳门考察学习。1983年，当时我是副总经理，去了一趟美国。我们的团长是当时的江苏省旅游局局长。他是农业书记出身，提出要到农夫家考察，想了解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在获得主人的允许之后，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卧室、浴室和厨房，真是开眼啊。卧室里铺着长羊毛地毯，卫生间很大，放了一个吸尘器。吸尘器在美国是日常生活用品，就连小孩儿都懂得如何使用。由于生活水平不一样，在当时我们这里吸尘器就是奢侈品，吸尘器的使用都必须培训，不培训的话我们酒店的服务员见了钉子都要吸。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它让我明白，管理要跟上国际，当时只有不断咨询，只有走出来参观。这一点真是感谢霍先生。这二十多年来，霍先生花了近6000万，请我们到香港和国外的酒店观摩学习。
我们很快发现在饮食上与国外酒店的差距。国外的饮食不仅讲究色香味，还讲究浪漫的情调。二十几年前国内哪里有这么讲究，但要开一流的酒店，就不能不讲究了。于是我们挑选了两个在世界酒店业有影响的学校，一个就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它的酒店管理统筹很好；瑞士洛桑的ECOLE管理学校，它的餐饮设计和服务很好。从1986年起，我们每年送8个人到康乃尔和瑞士洛桑学习，4个去美国，4个去瑞士。20年下来一共外派了160个，即使跳槽了100个，还能留下60个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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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人先，善于经营
在经营上，白天鹅宾馆敢为人先，为同行们作出了成功的表率。首先说信用卡的使用。尽管使用信用卡是国际惯例，但在1983年，白天鹅在全国酒店行业率先使用信用卡结账，还是引起了业内很大轰动。当时人们都是现金交易，而信用卡不但很少人使用，而且用户群的诚信也不得而知。只是一张小小的卡，如果客人住完了不付钱怎么办？当时，白天鹅的管理层多数倾向不使用信用卡交易，而且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没有这个业务，都是现款交易或支票交易。但如果白天鹅对外要进行国际业务，必须要遵循国际标准。霍先生力排众议，决定率先使用信用卡业务。我们当时是跟南洋商业银行合作的，再跟中国银行结账。结果一使用信用卡结算，高档的客人便都进来了。
注册商标这件事也不能不提。在上个世纪80年代，“白天鹅”三个字经常被人滥用。我当了总经理之后，突然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直接投诉，白天鹅宾馆是骗子。我想我得罪谁了，就也不吭声，先听他怎么说。三分钟之后，对方说，你怎么不吭声，不辩解了？我说，我怎么骗你了，我们明码实价。他说，你们白天鹅公司的录音带就骗我了。这下把我气坏了，我说这关我什么事，我们没有搞录音带，但我们有一个牙签厂是真的，你投诉牙签厂我可以接受，但是你投诉录音带就是无稽之谈了。对方又说，公司就是在你们沙面。我问，沙面多少号？他愣住了。我就说，你搞清楚再来！啪地把电话挂了，我赶紧找财务和各部门主管。我说“白天鹅”三个字不能给人家乱用，老被冤枉可不行。
为此，白天鹅宾馆开始向国家工商部门寻求对“白天鹅”商标的保护，以维护宾馆的声誉和形象，但当时中国仍未开始有服务商标的注册。1987年，为保护宾馆自产包点、面包等食品的商标专用权，白天鹅宾馆在第38类注册了糕点、面包、茶食的“白天鹅”产品商标，这个产品商标和宾馆一直使用的“白天鹅”服务商标完全相同，也是白天鹅宾馆最早注册的商标。1994年10月，国家工商局开始办理服务商标注册，白天鹅宾馆的“白天鹅”商标因为最早提出申请而光荣地成为中国第001号服务商标，也由此掀开了中国服务业保护知识产权的新篇章。2000年9月27日，白天鹅宾馆注册并在宾馆服务上应用的“白天鹅”商标终于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驰名商标。迄今为止，白天鹅商标仍然是中国唯一应用于宾馆服务上的驰名商标。
1991年，我们出版了《白天鹅宾馆管理实务》，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呢？我发现当年同行来白天鹅参观学习的时候，都会偷偷复印我们的一些守则。我想，与其偷偷摸摸，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搜集起来，重新整理讨论一下，然后出一本书，推而广之。当年我们到香港的酒店想要借一本《员工守则》都会非常艰难，自然不能让历史重演。霍英东也跟我说，中国这么多酒店，不可能全部请外国人管理。中国仅星级酒店就一万两千多家，这么多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不可能全部派到外国去学习吧？所以白天鹅宾馆应该给中国酒店业办点好事，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五星级酒店，我们也的确有责任和义务对过去的经验进行总结，让酒店从业者从中受益。
冯仑小传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中国的改革史上，这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南巡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冯仑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生于1959年的陕西西安人冯仑，是中央党校法学硕士，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这一年5月，冯仑决定到海南去碰碰运气。这一年，他通过关系，用数万元“换”来了一家信托公司500万元的投资，然后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冲冲地南下到了海南。 此时的海南，用冯仑的话说，“已经热得一塌糊涂了”。由于受特区开发政策的影响，海南一直颇受投资商的关注，据称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有10万大学青年渡海淘金，到了南巡之后，热浪终于席卷全岛，而首先遭到爆炒的就是房地产。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的公寓房售价是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而到1992年6月，售价已上涨到每平方米3 500元。炒卖地皮成为最快的暴富手段，冯仑回忆说，一些从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块地，仅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上千万元，看得让人心惊胆战。很多楼盘一拿到报建批文就登广告，连地基还没有开始打，价格已经驴打滚一样地翻了几倍，海南重现当年倒车时的疯狂景象。据经济观察家阎卡林的统计，海南省这一年共出让2 884公顷的土地，而实际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闲置，被用来囤积炒卖。 冯仑在海南碰到了五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兄弟”，后来均成了中国商业界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汹涌迷乱的海南，他们倒卖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那个时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涂。”冯仑后来说，“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清醒地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