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性图文思维教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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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教育在我们的老子思想当中，也就是老子所预言和揭示的“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的历史发展必然现象。我们可以看一下，老子的预言是否在历史中得到了验证？家庭教育、国家教育，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教育之路？是教育孩子们既具备慧性心灵的同时，也具备良好的“前识”头脑？还是仅仅教育培养孩子们和我们自己的前识而形成愚智，而丧失了对性慧心灵的教育和培养？那么，答案也就会自然地产生于每个家长、教师以及教育管理者们自己的心中。
　　我们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分析了人类的几种思维模式：伏羲、黄老、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2500年前的圣人们，他们运用的是内求法诞生的慧性思维方式；而轴心时代后期，中国的孔子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智者，所引领社会而诞生的是智能前识的教育方法。这种智能前识的教育方法，是演绎归纳的思维模式。这种外求法的智能思维模式，奠定了2500年以来人类的智能教育模式，根深蒂固，而且影响极为深远。所以，我们在回顾历史、回顾思维方法，要把这个关键点牢牢把握住。　。。

现行智能教育法的反思（2）
在智能思维模式大行其道的这一人纪末期，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却诞生出自己的直觉法思维模式，也就是图像思维模式。他曾经尖锐地批评学校智能教育的局限性。他说过这样一段经典的话：“能忘掉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学到了其他的东西，才算是教育。”这段话非常地经典，要求能够忘掉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学到了其他东西，才算是教育。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是他个人的深切体会。那么，学到了什么样的“其他东西”呢？如果用智能教育和慧性教育来进行判断的话，那么这个“其他东西”就是慧性教育。慧性自我教育获得的真知，才算是教育。
　　他的批评，虽然并未能对西方智能教育的体制产生一种革命性影响。但是，由于他那非凡的科学成就对人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他的思维模式才开始得以被世人重视和研究，开始重新审视人类智能演绎、归纳、推理、思维模式方法的片面性、局限性和误区性。但是，我看了一下、浏览了一下，西方对爱因斯坦图像思维的直觉法研究，仍然跟他们以前的智能方式大同小异，还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孤立型的研究、认知。
　　比如说，对脑科学的研究，就将整个科学研究完全局限在人体这个几斤重的大脑里面，还是缺乏全局观和系统论。只有东方的道德根文化，那才能够真正窥破爱因斯坦图像思维直觉法的真谛，使智能教育有可能真正走出自己的误区，使智能教育能够具备科学创造潜力的可培养性，只是看我们能不能发现和运用。发现了，我们首先可以在自己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有助于提高我们民族素质的幼儿园、学校、班级里面进行运用。
　　爱因斯坦的图像思维直觉法，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实从来都没有断灭过，没有绝迹，只是长期被儒学智能教育的“独尊儒术”所排斥和限制，未能重新登上文化教育的前台。道学文化教育的承传中，在每一个修身、修真学子实践的全过程中，由于是内求法的运用，几乎所有的内观过程，全部都是图文思维的运用、采用和直觉灵感的捕捉。所以，黄老思想的修身，如果离开了内观，离开了图文思维的运用，那么几乎是寸步难行。就像大家所熟悉的古代的河图洛书、易象太极、三才四象、五行六甲、丹鼎炉火的全息图文情景，其实全都是诞生于“内取诸于身，外取诸于物”。这个“内取诸于身，外取诸于物”的“内取诸于身”，就是运用了内观的图像思维法而诞生出来的。因而，道学的承传教育，丝毫不能脱离在体内对它们运用图文思维和直觉灵感的慧观性捕捉。可以说，离开了图文思维法，就不会存在道学教育的承传和应用。
　　因此，当我们研究爱因斯坦的天才成因时，与其跟在西方学者身后，亦步亦趋地、鹦鹉学舌般地进行纯智能性研究，还不如研究几千年前自己祖先早已固有的道学根文化。其中的结论，将会更符合自然大道的客观规律性。当然，这里我们并不是排斥西方的研究成果，相反，更应该西为中用，但是我们应该站在中华传统根文化基础之上，去进行洋为中用，用中解西，而不是用西解中。因为如果单纯停留在智能研究的框架之内，如果脱离了老子解析的“知其白，守其黑”的认识和最佳研究方式，也就不可能在我们双眼所能看到的白境中，得出最真实而又正确的结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现行智能教育法的反思（3）
通过几次的探讨，我们已经明确了人类的思维模式基本是三大类和五个形成阶段。我们只要掌握好性慧思维、慧智思维、智能思维这三大类思维模式的本质和形成过程，也就不难诞生出适应我们当代社会的最正确的教育模式。
　　但是，在儒学土壤当中成长而从未接触过道学文化熏陶的人，可能会问：是不是存在着第四种“智慧思维模式”，而被我们疏漏了呢？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黄老修身学说的实践者们千万不可以被改良儒学所创造的这个“智慧”一词所蒙蔽。你可以用它，但是却要看穿它，看穿“智慧”这一个词的实质。我们民族的教育，其实已经被这个“智慧”一词蒙骗了几千年之久，而不应当再被继续蒙骗下去。要想以智驭慧，那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也是一种智能独尊的鬼蜮伎俩。这种方式，比西方智能文化对慧性的压抑还要更为狡黠。西方的慧性思维（闲暇思维法）与智能思维（逻辑推理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分裂是一种决裂式地断开，看起来有点儿泾渭分明。至今，我们看这段历史，还是有一种非常直接的感觉，西方人的心胸非常直接，不会转弯。要分裂就分裂，说到桌面上。但是，我们再看东方的慧性道学向智能儒学的转变，那却是一种经过乔装打扮、粉饰遮掩的转化，很不容易被人们所直接窥破其中的“天机”。
　　人类的慧，是与生俱来、先天具备的生理特征，只是每个人的慧性全都被后天的智能压抑而封闭。并且，每个人的压抑封闭程度并不相同，其实只要教育方法正确，并且尽早进行，就能充分展开慧性。后天智能是先天慧性的天然之敌，如果后天智能没有“善”、“正”、“德”这三大元素对智能意识进行“中气以为和”的调控，而放任我们每个人的后天智能对慧性的驾驭，那么人类的慧性只会成为智能所建立起来的“劳改营”中的被改造者。让智能充当“管教干部”，而且还是非常严肃的“管教干部”，而让慧性成为被劳教者。这样一来，人类也就不可能真正发挥出慧性的作用力和功能。
　　如果承认具有“智慧思维模式”，无异于是在运用西医学说来解读中医学说，是所谓的“西中结合”。前段时间，国内之所以沸沸扬扬地展开那么热闹的反对中医学说的一股逆流，实际上，归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项目当中，就可以看到，是我们中国人在用自己的后天智能思维模式，在解读我们祖先的慧性教育模式；是想用西方的智能医学，取代中国慧智结合的生命真相科学。如果那样做，就是很典型的一种“西中结合”的方式，不仅难以正确解读，相反只会将中医改造得体无完肤和面目全非，最终只会使中国丢失慧智结合型教育的一块领地。其实，保护好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中医，也就是在恢复好中国道德根文化当中慧性教育的一块安全岛。
　　儒学对道学的解读，就是一种典型的以智解慧。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忘怀，还是在走这条错误的老路。以智解慧、以智驭慧的所谓“智慧”暗箱式操作，妄图把慧性剿灭在无形当中，这就是一批所谓的“科学斗士”所要达到的唯智为上、消灭慧性的目的。其实，这只是历史的重演。我想起，小时候老师所说过的，只要把中国的《春秋》读透了、读破了，世界历史的真相全部就都在自己的心腹之中。的确是这样，实际上是一种重演。因为以儒解道，在历史上同样是产生过惨痛的巨大损失的。　。。

现行智能教育法的反思（4）
例如一个“笔削春秋”，其实就是以儒解道的典型代表之作。“笔削”所削掉的是什么呢？是道德根文化中的后天智能不易真正解读的大量性慧人文经典，仅凭后天智能是无法解读的，是无法明晰的，都被“削”掉了，认为它们没用。“笔削”，同时也开创了汉代儒学的大肆“编修”。皇帝组织那么多的儒生，对周朝、前秦和六国时期经过战乱还幸存在民间和各国宫廷当中的典籍、经典，进行了一场前无古人式的编修，先后历时几十年之久。以儒编史（以智编史）、以儒取文（以智取文）、以儒删典（以智删典），也就公然抛弃了周秦六国遗篇中上古大量珍贵的性慧类史实典籍，开了历史先河，使社会历史几乎与道德根文化时期完全断绝了关系，只知道有孔学，却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文化，而只存留儒家独门智能之所需。
　　汉儒智能的独尊，就是对人类慧性的一场大清洗，其实就是文化*，就是文化的专制。中华道德根文化，在历史上遭遇的鲁地之笔削、秦朝之焚书、汉代之儒编，这是三次重大的人文历史创伤，是对道学慧性文化教育的全面阉割、彻底阉割。也正是因为智能儒学这番殚精竭虑的“努力”，才使得有别于智能文明的中国性慧文明历史完全堕入智能文明的时代。只是由于中国的慧性教育所诞生的文明成果，远远比西方更深重，更厚实得多，所以到今天为止，西方人还仍然仰慕于中国的古文化。
　　在中国古代的慧性文明转向智能文明时期中，东周末年已经是极为典型的时期。一句“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现象，应当并非孔子个人的思想，在进入东周时代以后，人们的智能屏障慧识已经发展成为社会共性，这类以智否慧，逐步形成一个时期的社会共识。这个智能社会强势展开以后形成的共识，在数百年之间，造成了中国古籍中大量与玛雅文明相似、相同的记载，被人们所逐步主动清洗掉；而慧识仍然幸存的极少数人，从周代朝庭流落社会中以后，则改变笔触写了一部神话般的《山海经》，万幸般地保存下来，成为稀世珍品。中国的慧识文化典籍，被自己人所逐步淘汰，而与玛雅文明失落的方式异曲同工，这是幸运还是悲哀，还真难评判。
　　现在，我们中国人只知道历史上存在着儒学智能教育的千年史，却不知道还存在着道学慧性教育的绝代史。绝代于战国以后的秦汉时期，被灭绝了，这就是中国教育的历史。中国教育的历史在2500年以前的那一片空白，是用什么进行教育，如何教育，都不甚了了，这就是中国教育的一种现状。
　　历史上，中国道德根文化系统的慧性教育，比西方的“闲暇”式思维法强大得多。道德根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教育体系、完善的经典教材、成熟的学习培养技术、强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地位基础；并且，还有无数经过这一教育系统而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作为世间的典范和表率。例如，最着名而影响深远的有：伏羲、广成子、黄帝、老子、庄子，而其他载于史册的人则更多。从黄帝时司音乐的伶（职务）伦（名字）起，史称洪崖先生的慧智型人才，那可是历代不绝世。尧时有许由，禹时有皋陶、化益、真窥、横革，商朝时有傅悦，周朝时有姜尚，战国时有孙叔敖、鲁班、扁鹊等等大量杰出代表人物。这些历史的沉淀，汉代智能儒学根本无法撼动，也不可能全盘抹杀他们运用性慧的巨大创造力。他们在各个领域中所作出的丰功伟绩，以及表现出修身成就的表率作用力，对当时社会和后世历史的影响十分深远。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慧性教育成果能够尚有所保留、并且存在下来的原因。

现行智能教育法的反思（5）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成果，是通过什么教育方法获得的？中国的智能儒学对此就加以曲解，加以边缘化，加以否定，把这个本来是最良好的教育方法非教育化，从来不把它称之为教育，而是把它技术化。这正是因为中国的智能儒学无法像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创西方智能文明那样，公然去宣布“我爱老师，但更爱真理”，剩下的一句话就是“Bye　Bye”，而与他跟随了将近二十年的老师柏拉图分道扬镳，完全摆脱、丢弃自己老师尚未形成完整教育系统性的内求法。研究了西方的哲学史，就可以看到，古希腊的这个“闲暇思维法”内求法，的确是没有形成系统性，根本不能与中国古代的慧性教育法的完整性进行相提并论。亚里士多德依据“我爱老师，但更爱真理”的信条，从此独立开创了智能演绎思维的外求法。
　　智能型的儒学，在中国所导演的慧性向智能的全面转换过程，在表面上看起来，那的确是显得既“仁义”，同时又合“礼仪”，其过程也相对隐蔽和机敏得多，以至于我们现代的文化研究者，也常常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陷入汉儒们给我们后代所构筑的“改造营”，从而对于秦代以前的历史，难以建立起正确的认知。研究时，同样会顺着他们设置好的这个杆子往上爬，同样去以智释慧，以智能解析慧性，以儒解道，而难以对道德根文化的真面貌进行正确地研究和认同。现在国际上，国外的学者都能够大胆地承认，我们现代思维方式与古代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不相同的，他们无法去解读。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却认为自己可以用智能的方法，去解读老子、解读黄帝、解读古代的慧性教育法所诞生的一切，连外国人的这一点自知自明，都不具备。这个文化差距，还是可以显示出来的。这是因为受到了儒学几千年乔装打扮的影响，根深蒂固。
　　为了使大家更能明确这里面的辩证关系，我在这里引述一个历史上曾经记载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对我们了解和掌握中国道学慧性思维法教育与儒学智能思维法教育的差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