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你不同-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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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的，他想回中国工作，所以我把他推荐给微软中国。但他们没有谈拢。我有邮件为证，你要看吗？
2005 年8 月26 日，这样的提问和回答几乎整
整进行了一天。律师就像轰炸机一样从各种角度对我进行问话。当我完成了“取证”，苏珊·哈里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用一个词表达了她的感受，“完美无缺！”她对我说，“开复，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答辩者，每一个回答都像程序一样严谨、真实、符合逻辑，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而对于那一天的表现，我还要深深地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新东方集团的徐小平先生。那一天，他是证明我人格的证人。他在那封保证函上声称，所有的证词真实准确，否则愿受责罚。
在取证之前，律师告诉我要找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帮我做人格担保。我本来认为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在我的朋友圈子中选择这样一个人并不困难。但后来我才发现，朋友们的顾虑已经超过想象。很多时候，当我告诉朋友的时候，朋友都是满
口答应，但和公司汇报之后，那些公司往往就会出于和微软的业务或者商业利益考虑，禁止雇员做这样对公司没有好处的事情！而也有很多公司听说微软是和Google 在打官司，就更不愿意因为偏向某一方而被牵扯进来，平白无故“惹祸上身”。
很多朋友最后都对我说，“开复，我绝对相信你的为人，也愿意为你作人格担保，但公司的规定不允许，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开复，我们合作过那么多次，怎么可能不了解你，但公司不愿意受到牵连，禁止我做这件事情，真的很对不起！”“开复，我百分之百相信你的为人，但我们公司的律师说，我们和微软有业务关系，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公司和微软的商业关系，所以，我很抱歉！”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感到无限的悲凉！而此时，徐小平先生向我伸出了援手。作为新东方集团董事，他和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我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对教育的看法。他这个人有激情、有理想，这一点与我对教育的感情很相似，所以我们一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当我找不到证人时，小平大度地说，“我愿意为你作证，我没什么好怕的。”他的直爽让我至今难忘。一直到今天，我的邮箱里还保存着他当初发给我的邮件。我非常高兴我可以帮助你做些事情。如果对你有帮助，我将非常高兴作为证人飞到西雅图。你的案子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尤其在年轻人当中也引起了反响。你希望到中国；为中国做些事情'的理由温暖了这里很多人的心。我希望你回归中国不是为了Google，而是为了更多的青年人能够近距离和你交流。我祝愿你早日解决诉讼并希望早日在北京看到你！
后来，他不远万里飞到加拿大的律师事务所，帮我签署了这份证人声明。而呈现在法官面前的这份证词，有力地证明了我在中国学生中的影响力，并且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微软阻挠我去 Google 中国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怕年轻的技术天才摒弃微软，加入Google，进而造成Google 中国的快速发展。徐小平在证词中说：我从自己在新东方学校与学生们的交流中了解到，李博士极大地影响了许多学生的人生道路。在面对时代剧变时，李博士的信和文章帮助他们转变了意识和观念。我每年都会向全国各地的学生发表数百场次的演讲，在与他们交谈时，我经常引用李博士的话。这些演讲的听众通常是l8～40 岁之间、从高中生到博士的学生。李博士睿智的话语和建议在我的听众中总是受到热烈欢迎，新东方学校还提
出请求并得到李博士允许，在我们学校的网站上转载他的多篇文章。我得知并确信我们的许多学生和
有意申请出国深造的人都通过这一渠道看到了李博士的文字。我的学生们无数次告诉我，他们认同李博士，并相信在充满困惑和矛盾的中国当今时代，他是一位值得学习、尊敬和信赖的人。我了解并确信李博士曾为学生们作过无数次演讲并撰写过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往往都从东西方两种文化结合的角度探讨教育、技术和企业话题。他的话语和信件多年来在中国学生中间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上所述，我本人也对李博士的许多文章相
当熟悉，包括《美国教育启示录》以及闻名遐迩的；给中国学生的四封信'。我还访问过李博士回答中国学生问题并提供建议和咨询的网站，从中我了解到，李博士作为一位学生导师、顾问和引路人，在中国广为人知，并深受尊敬。我了解并确信，2004 年1 月，李博士当选为《程序员》杂志评选的中国软件业最具影响力的20位风云人物之一。2005 年1 月，李博士当选为《人物周刊》评选的2004 年中国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评语中，《人物周刊》组委会称李博士为；传奇人物……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正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文中的；奇迹'是指李博士推动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不懈努力以及教育学生们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人物周刊》原文的复印件，以及经过鉴定的此文英文翻译版一起，作为证1 附在本证词声明后。我在此声明，在华盛顿州法律之下，我的上述证词真实准确，否则愿受责罚。
小平在加拿大签署了这份证词。后来，我的律师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有可能需要他到西雅图出庭作证。小平当时马上说：“如果要出庭，那我可能需要买一套正装啊，我一件正式的衣服都没有带！”于是，徐小平第二天就在加拿大匆匆忙忙买了套西服，准备出庭的时候穿。不过，后来律师也没有让他去西雅图的法庭上作证。因为有了证词就ok 了，那套西服，也就白买了。
徐小平是一个非常风趣可爱的人，他的直率和坦诚，他的无所畏惧和拔刀相助，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感受到了人性的可爱。后来，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总之，2005 年8 月的最后一周对于我的人生而言至关重要。不仅仅因为那一周是取证的日子，而是这个阶段里我度过的每一天、经历的每件事、遇到的每个人都让我感慨万千，我既体会到人情的凉薄，同时也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我相信，无论时间如何流逝，这段时光对于当时的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是一生的回忆，它会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或浅或深的痕迹。我知道，无论未来有多遥远，我们都终将面对灵魂的拷问。我深信，对于这种拷问，我将作出无愧我心的回答。而对于其他的“伤害”，我也会将其当做一种宝贵的历练。因为，每一种创痛，其实都会带来一种成熟。出庭前的“魔鬼训练〃
取证阶段度过之后，两方律师都会对彼此掌握的证据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而双方也会整理出一份诉状送达给对方的律师。这样的诉讼程序体现了美国法律的一种观念，“公平竞争”。这样，在真正的庭审阶段，双方就不会认定还有隐藏的证据没有发现，也不会让事实产生歪曲。
律师们都觉得我在取证阶段的表现沉着、冷静，没有在对方律师的狂轰滥炸之下乱了阵脚，他们都为我松了一口气。他们说，“这些表现为诉讼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接到了微软的“诉状”以后，律师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们发现，微软希望在《如何在中国成功》一文上大做文章。他们指控这篇我离职前发给Google CEO 艾瑞克·施密特的文章不当地使用了微软购买的数据。
我这时又回想起，鲍尔默在取证阶段不断重复着的几个奇怪的数字，比如英特尔在中国卖了多少芯片？惠普在中国卖了多少 PC？我也想起我在日记里的疑惑，“为什么鲍尔默会对这些和微软无关的数
据长篇大论？难道是他们的律师在其中发现了什么，然后以此引诱我跳进他们设好的陷阱吗？”《如何在中嘲成功》确实是我在微软任职期问撰写的一篇文章，内容主要论述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取得成功，以及微软应该怎么去赢得中国市场。当时，微软在中国的政府关系以及公众印象都已经降至舆论冰点，为了让比尔·盖茨以及微软的其他高管更加理解中国，我在文章里讲述了很多中国国情，并且还提供了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实现“适者牛存”的方法！
但是，我发给艾瑞克·施密特的那个版本是个公开版本，早在我离职前一年就已经发表。里面不但删除r 所有有关微软的字样和内容，甚至连感谢人中的微软员工的名字都删除了。当时我提供给艾瑞克·施密特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让 Google了解在中国运营的困难。如果Google 希望在中国取得成功，那么它就必须了解在中国放权和具备长远眼光的重要性。另外，我也希望知道Google 是否愿意充分放权并是否有着长期的打算。
在跨国公司中，大家都很自律，言行举止都很谨慎，生怕泄露出本公司的机密。比如，即使Google副总裁在面试我的阶段，也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公司的技术，尤其在谈话中，不泄露哪怕半点口风。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泄露公司机密不但违法，而且也是有违道德的。若有泄露，永远不会有公司敢再雇你。”
因此，在传递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严格按照职场规则，发送给艾瑞克·施密特一个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使用的删节版，里面保留的内容是适合于任何跨国公司的通则。而且，我在高校演讲时曾将这篇文章复印过多次，将其作为演讲的教材分发给商学院的学生们。于情于理，我也想不出这篇文章究竟存有何种商业机密！“没有秘密！是公开的版本！”我坚定地对Google 的律师说。“那你是否有证人来证明，你这个版本是公开版本呢？”他们问。
这句话一下子让我陷入，沉思！虽然我确实复印
过很多份，也分发给很多听演讲的学生，但那些学生我并不认识，更不知道如何在茫茫的人海中将他们找到。
一时间，我陷入了沉默！
我闭上眼睛，开始在记忆罩搜索，有哪些我能够联系上的朋友可以帮我证实这件事。谁帮我打印过这份资料？有谁在演讲现场帮我散发过资料？渐渐的，我的眼前浮现出那张满是笑容的面孔——玛丽·何熏登（Mary Hoisington）。一个快乐的老人，花白的头发，慈祥的声音，还有她总在认真凝视的眼睛。她是我在微软期间的秘书，在给我当秘书之前，她是我微软研究院时代的老板里克·雷斯特的秘书。每一次我去大学演讲，不都是她细致地帮我打印数百份资料吗？
我相信，这位善良的老人一定会帮我，因为她总是乐于为别人着想。
想起她当初和雷斯特一起访问中国时，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傣家村吃饭。为了吃到当地的特色，我特意点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菜肴，例如蚂蚁、蝎子、蛇血等，她每样都吃得很香。我觉得这个老人很有意思。但多年后她才告诉我说，她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中国人请客，那么客人一定要给面子，不但什么都要吃，而且还要吃得很香，所以在傣家村她才显得如此“享受”。其实，她很害怕吃那些菜，以致后来的一个星期都没有食欲。
玛丽·何熏登和我的关系一直非常好。她会经常提醒我注意哪些部门的员工士气不高，哪些事情应该特别关注，而且她也介绍了很多的微软高管给我认识。她因为上了年纪所以反应不是很快，但我一直很体谅她，常常忽略她犯的一些小错误。
还记得她要退休的时候，我走到她的桌边问她，“玛丽，你要退休了，要怎么帮你庆祝？”她温和地笑着说：“那就先请我吃上一顿大餐，然后再痛饮一瓶酒，最后再潇洒地抽一根大雪茄吧！”后来，我们真的就是这么做的。
那一天，我拨通了玛丽的电话，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开复，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她听我讲述完来龙去脉以后，很爽快地对我说，“我非常乐意帮助
你。”她还说，“开复，看到报上那些批评你的文章，我很伤心，但是我一直没有打电话给你，因为我知道你特别忙。我祝愿你早点渡过这一关。”
除了答应对打印资料作证，她还帮我找到了华盛顿大学邀请我讲课的教授，那位教授愿意证明我的文章确实早已公开。
我非常感动，她在微软公司已经服务了15 年，而且因为加入微软的时间很早，拥有许多公司股票。其实，她完全可以用种种理由拒绝如此麻烦的事情，但她答应得却如此爽快。直到今天，我对玛丽仍心存感激。
有了证人的证实，我悬着的心轻轻放下了。但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又差点儿把我推向深渊！可以说，这是我整整6 个星期以来，唯一一次有了放弃的想法。
8 月下旬的某一天，我从西雅图飞往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记不清这样的飞行有多少次了，只是这次飞行，心情最为沉重。因为微软律师刚送来他们的诉状，诉状附录了几百页支持诉状的证据。
在机场，我开始阅读整本诉状。我刚打开诉状时感觉还算轻松，因为我有了玛丽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的证词，我想当然地觉得里面的控诉是荒诞无稽的。
但是，当我看到作为附录PPT 文件的其中一页时，我的心忽然一沉。我看到了那张写着英特尔和惠普数据的 PPT，在它右下方不起眼的角落里写着
“A 咨询公司提供给微软”几个非常小的英文字！而这些就是微软指控我在《如何在中国成功》中引用的“不当数据”。怪不得鲍尔默总是重复这些数字，我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玄机。
仔细一看，这些数据来自一个与微软合作的咨询公司。如果微软是从这家公司购买的商业数据，而这些数据又恰巧被我的文章使用，那就可以说这篇文章使用并公开了微软的内部数据，无论这些数据看起来是多么无足轻重，无论我是否早已把这篇文章公开！天啊！
如果法律如此认定，那我这场官司将毫无胜算！那一刻，我眼前一阵发黑，脑海里急速闪过无数种
可能！巨大的创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