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你不同-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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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台湾休假时，一直当心理医生的五姐李开敏帮我找到了台湾一位非常有名的心理医生，于是，我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和辅导。第一天，那个医生对我说，“你现在需要情感的宣泄。这样吧，你把我当成那些员工里的一个，你想对员工说什么，就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
　　我躺在躺椅上，闭上眼睛，尝试着对我的员工说话，但是，我刚说一句“对不起啊！”就痛哭了起来。医生没有说话，而是任凭我哭泣。情绪稍稍平复以后，我才开始把压抑在心中的话缓缓说了出来。
　　通过这种宣泄式的治疗，我最终从负面的情绪里逐渐走了出来。
　　回顾在SGl　的职业生涯，我觉得自己还是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管理经验。1．产品的成功．不光取决于技术，而且取决于市场，尤其是渠道建立得是否正确。2．在我的部门里，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财务官，他会提前把每一个季度的P&L（profit＆loss）做出来，这是一种可以提前预测风险、预知利润的方法。我从中学会了控制财务风险，学会了精打细算地使用公司的预算。3．我开始接触销售，而销售团队的酬劳一定要和业绩挂钩，我学会了设计鼓励销售人员的薪酬制度，也学会了如何激励销售人员。4．作为技术出身的管理人员，既有好处也有弊端。好处是技术人员可以看出一个产品的发展趋势，预测它的未来。而弊端就是，技术人员喜欢追求真理，而忽视整体运营，注重智商，而忽略管理中需要的情商。而作为一个管理人员，情商比智商要重要得多。在SGl　工作期间，我同样也充当了公司和中国之间的桥梁。1997年，SGl　为我在中国举办了第二代互联网巡回演讲，我再一次感觉到中国的成长和崛起。我看到了中国学生已经和l990年时大不一样，他们开始接触互联网，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也大大提高。也正是1997年看到北京繁华的街景，让我对回到中国更有信心。
　　当我决定放弃英特尔的邀请，回到中国为微软创立中国研究院后，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有一天，我回到加州的家里，先铃告诉我，“有一个叫斯蒂夫的人给你打电话。；‘不认识。”我茫然地说。“噢，他好像一直问你为什么去微软？为什么去中国？我以为他是你的朋友。我们聊了有大概15分钟吧。”“是哪一个斯蒂夫啊？”我还是一头雾水。先铃想了一会说，“想起来啦，叫斯蒂夫·乔布斯。”
　　哈，原来是苹果的乔布斯！这位苹果的创始人，被赶出董事会后，一气之下卖掉了他所有的苹果股票，创立了NeXT，又收购了导演卢卡斯创办的一个极不成功的动画制作室，并把它重构成Pixar　公司，这可是今天全世界最好的动画工作室，后来被迪斯尼公司以74　亿美元的高价收购！l997　年，由于苹果日益下滑的业绩，苹果的董事会最终还是把他请了回来。
　　因此，给我打电话的正是苹果的CE0、人称“传奇小子”的乔布斯。我接通了和他的电话。“你为什么不回苹果工作呢？”乔布斯在电话那头问我。“斯蒂夫，我离开苹果已经两年了，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件事。”我说。“听着，这无关紧要啊。我知道你，你以前的员工都觉得你是个好老板，他们对我说，应该把你搞回来！去微软之前，你来这里看看好不好？”乔布斯说。“对不起，斯蒂夫，我已经接受了微软的职务了。”“听起来，你决心已定？”“是的。”
　　虽然我没有答应他的邀请，但是乔布斯对我的认可，还是让我非常感谢。当时感觉到他和过去传说中傲慢的形象很不同，他表现出来的爱才、成熟，让我相信苹果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可以说，乔布斯的电话，是我去微软工作之前的最后一个诱惑了。
　　在这之后，为什么去微软？为什么回中国？无数的记者无数遍地对我提出这两个问题。我想，这和我“让世界因我不同”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世界上几亿的用户在使用微软的产品，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影响力，它有着无法掩盖的辉煌，也使得人类沟通与交流的方式有了非比寻常的飞跃。可以说，这是一家改变人类历史的公司，加入这样的公司，参与到改变历史、改写技术的进程中，我感到其中更为深远的意义。
　　回到中国，帮助中国的学生走向成功，也一直是我的梦想。这也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而那时，面临抉择的还有我的家庭。拥有一栋
　　自己的房子，是很多人对“美国梦”的最佳诠释。回想刚结婚时租的那间简陋的房子，夫妻俩还经常上蹿下跳忙着赶老鼠。到后来，我成了教授，在匹兹堡买了房子，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简单地装修后，这个家让我们倍感温暖。去苹果公司工作后，我们也不得不把房子卖掉，搬到了加州。
　　我以为我不会离开加州，就算换工作也就只是在硅谷的不同公司。但要回中国的话，我们辛辛苦苦打造的“终身居所”也得卖掉了。
　　这是一栋很大的平房，坐落在一片林木茂密的山坡上，当时价钱很便宜，却穷尽了我们的全部积蓄。原来的房主在这块地上堆满了旧车，还养了鸡，所以一直卖不出去。我们把上面的小旧房推掉，重新盖起一栋500　平米的新房。我和先铃都偷着乐了很久，因为这是一块罕见的7　000　多平方米的平坦土地，从山脚伸向山坡上。
　　当时我和先铃为了装修这座房子，不得不住在旁边由陈旧的马棚改成的临时房里。我每天乐此不疲地设计着我们的新居。房子的地板，是用　1　000块大理石铺成的，我希望让所有的纹路衔接在一起，工人都觉得这种要求过于苛刻，不可能办到。于是，我和先铃每天自己趴在地上研究纹路的排列，终于将整个客厅的大理石排好，看上去整面地板浑然天成。而我和先铃也经常累得躺在地板上快要无法动弹。再后来，我们的装修预算不够了，我自己开着车从建材市场挑选最便宜的建材拉回来，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
　　终于搬进了大房子，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照料院子里的各种植物，尤其喜欢各种颜色的玫瑰花，但它们总被土拨鼠啃掉。我们展开了与土拨鼠的“游击战”，甚至采取了把开水倒进洞里的办法，但这场游击战还是以我们的失败告终。
　　自从1995年新房建成后，这里就是我们一起逃避喧嚣的港湾。因此，一想到要离开这里，我心里就会隐隐作痛。
　　我甚至都不好意思和先铃谈，对于她义无反顾地陪同我回国，支持我的事业发展，我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而那时候大女儿德宁已经7　岁了，小女儿德亭也已经3　岁。她们都已经习惯了这里的舒适和宽松的环境。德宁在学校里有很多亲密的朋友，小女儿更是活泼可爱，喜欢搞怪，受到所有邻居和我同事们的喜爱。想到要带她们去另外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她们是否能够真正接受，我心里也真的在打鼓。
　　然而这一切，与我回到中国开创新天地的梦想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我坚信，回到中国，是“追随我心”的选择。虽然相比之下，可以预见的困难非常之多，其结果也是未知的，但是我知道这么做，意义非凡。因此，无论成败，我想这至少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探索之旅。
　　我的目标是，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院。
　　第七章　创建微软中国研究院
　　■选择一个工作的标准，那就是成长、兴趣和影响力。
　　■作为领导，我相信，；架子最不值钱，而点子最值钱'，我们需要新的公司管理方式，需要用一种更加平等、更加均衡、更富有创造力的心态来认识、理解和实践领导艺术。
　　■可以说，白板文化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大胆地说出采、写出来，而且允许犯错误，因为白板上的字是很容易株去的。它更意味着一种团队精神，每个人都不是封闭的，你的思想可以建立在别人的灵感上。
　　
　　■有些企业，布臵得很奢华，老板的办公室比员工的要豪华得多，就可以猜到，它的等级观念可能很深。在我们的研究院，来访者看到那些白板，就可以感受到它鲜明的学术风格。
　　■总结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功，还在于一种创新的研究方式尽管我们也提倡放权，但是，科研课题是经过大家集体讨论有很大把握才去做的在美国的研究环境里，这种方式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那里，谁都无法使唤别人，因为人人是大师，人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丌可能的任务
　　有人说：“研究院是盖茨的宝贝。”
　　微软投资研究院的传统由来已久，这源于盖茨对“科技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念。微软设立研究院，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是“支持长期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而不受产品周期所限”，这是一种耐心的表现。
　　1991　年，当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我的老板里克·雷斯特，受邀组建微软研究院时，这家公司还不是后来为全世界熟知的“雷德蒙猛兽”，里克的一名好友说他甚至不相信微软5　年后仍将存在。两人还打了一个25　美分的赌。
　　当然，微软不但活了下来，而且成了全球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事实证明，尽管研究院声明，它所作的研究不为时问所限，但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资，却是微软回报率最高的。
　　比尔·盖茨的长期左右手之一，微软首席研究及战略官克瑞格·蒙迪（CraigMundie）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历史上有很多次，因为新的趋势诞生并流行，外界就试图宣判微软的死刑，但微软总能够对这些新科技作出反应，并能在长期取胜，是基础研究的实力让我们获得了减震、参与竞争、应对市场各种事件的能力。”研究院成了微软的另一面“金字招牌”，成了研究者的“梦工厂”。这里汇集了全世界最非凡的大脑，有图灵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沃尔夫奖得主等大师级人物，也有计算机科学、物理学、数学领域的顶尖级专家。
　　回到中国，我能否复制一个“雷德蒙的奇迹”呢？
　　1998年夏，我开始着手准备回中国成立研究院。我需要说服一些人跟我一起去开创新天地，可是，什么人会愿意跟我去中国呢？我知道，这几乎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好几次，听说我要在中国做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很多人会毫不留情地显露出“赤裸裸”的不屑，“在中国随便拉几个人，只不过是微软的小玩具。”他们说。一些好心人劝我打消回国的念头。“别回去了！这件事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哪能找到那么多高水平的博士啊！你得手把手地教他们，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累了！”身边的人都觉得我疯了，如同堂吉诃德，满怀理想，却注定要失败。可越是这样，创造奇迹的渴望就越强烈。我开始不停地往微软总部跑，打听哪些人有回国的意愿。在雷德蒙研究院，40　岁以下的研究员中，华人差不多占了10％，在硅谷，这个比例会更高，大概有20％。那段时间，我一回家就给他们发邮件——“我将在中国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院，那里将成为与雷德蒙研究院、剑桥研究院一样伟大的研究院，是一个适宜进行脑力激荡的地方！如果你愿意，可以带领一些来自中国的博士，开创一项新的事业。我相信，这样的开创性的工作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激情和成就。”
　　发出邮件后，我开始马不停蹄地约见十多位华裔工程师，跟他们谈在中国开创研究院的计划。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一开始，他们的创业激情似乎都被点燃了，兴致高昂地畅谈研究院的前景，可一谈到回国生活和工作，他们就全都开始迟疑了。“开复，你的想法很好，可是我太太和小孩已经习惯美国了，要让他们改变，我估计不太可能。”“我赚的钱已经够多了，真的不够hungry（饥饿）去做这件事情！”
　　“搬家太麻烦了，现在的生活挺好的。”“让我去，我觉得机会成本太大，再说，大陆还是太脏乱了啊。”
　　每次被拒绝、被打击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我是对的，并给自己打气——只要找到5　个一流的资深研究员，我们就一定可以打造出亚洲最好、世界知名的研究院。
　　退一步说，就算没有一个资深研究员跟我回去，我也可以做一个中国最好的外企研究院。中国学生那么聪明，我们一步一步来总能行的。先做中国第一，再做亚洲第一，两三年做不成，我就做l0年。l0年后，无论如何都会让所有人刮目相看的。
　　最重要的是，这是父亲的遗愿：把尖端科技引入中国，为中国和中国人做点事情！
　　所以，在一片否定声中，我继续寻找志同道合的人。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微软的软件测试经理陈宏刚以及资深软件工程师凌小宁，他们虽然不是世界知名的研究员，但确实是我真正需要的人才。
　　陈宏刚当时大约37　岁，长得虎头虎脑，留着整整齐齐的刘海，架着……90　黑边眼镜，说起话来激情洋溢、手舞足蹈，还带着浓重的四川15音。陈宏刚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后来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完成博士学业。当时是微软的软件测试经理。
　　而凌小宁的经历很传奇。他生于50　年代，1967年跟着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回到北京，他发现自己对科学有着强烈的兴趣，就把所有零花钱都花在科研上，自己做天平，做各种各样的火药。后来，凌小宁被分配到一个轧钢厂工作，每天只是重复一个动作，把沉重的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但他干得很开心，因为这能让他每个月挣到l8元。他把所有的工资用来买晶体管，做半导体收音机，也从此迷上了计算机，考入了北大。经过一段求学之路，在40　岁那年，他终于成为了微软的软件工程师。
　　看到凌小宁的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逻辑缜密的儒雅学者，一个寡言少语的冷静工程师。尽管大器晚成，但当时他在微软已有十年的经验，受到众多华人的尊敬。
　　陈宏刚的性格是一
　　条道走到黑的那种。他听说我已决
　　定去开创微
　　软中国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