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你不同-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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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些评语，我脸红心跳，让我觉得这次暑期课程，如同一场噩梦。我的演讲能力和沟通能力这么差，我竞全然不知。而他们60 个人都能学会编程，并不是我教得好，而是他们本身就是天才。那些上课睡觉的学生，我以为他们困了，其实是被我施行了催眠术。
每个读博士的人，都可能把做教师作为一种职业的选择。我显然不是一个好老师。我忽然感觉，教师这种职业可能不适合我。我该怎么办？放弃吗？不。我决心突破自己的瓶颈，直击软肋。著名的哲学家伯里克利（Pericles）曾说过，“一个有思想，但是不能表达的人，如同自己没有思想。”而我欠缺表达，如同扼杀了自己的思想，这是理T 科学生不能忍受的。
我开始向系里知名的教授请教教学的技巧：如何才能做一个好的演讲者，如何使自己的话更加吸引人。而他们也给了我很切实的帮助，比如“不要做你没有兴趣的演讲”“演讲前，练习三遍，一定要录音，最好录像”“随机地去看观众的眼睛，接触3～5 秒”“如果你害怕，就看坐在最远处的观众的头顶，因为他们也分不清你在看哪里”。当然，这些理论实践起来，还是“知易行难”。不过，从那以后，我努力争取各种演讲的机会，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尽量做一个好的沟通者。
如今，我在各个学校里作巡回主题演讲，每年至少25 场，至少面对l0万名学生。当年那个羞涩、
内向、恐惧的小伙子已经不复存在。这还得感谢那个暑假的尴尬经历。它让我认清了自己，并让我勇于挑战自己。战胜世界冠军
1984 年8 月底，结束了“开复剧场”的表演，通过这一次的教学，我也开始关注计算机对弈这个
领域了。
奥赛罗是一种类似于五子棋的两人对弈游戏，棋盘为8 X 8，开盘时，棋盘正中共有4 粒棋子，呈对角线排列，两白两黑，由执黑者先行。写对弈程序的时候，就是要教电脑往后推算，一般来说，机器能够分析五六步，就感觉下得不错了。
在我教的天才班里，我认识了萨卓依·玛哈俊
（Sanjoy Mahajan），他是暑期班里的第一名，可以说是“天才当中的天才”。他设计了很多种不同的算法，将原来只有400 行的程序增加到两万行，把五层的推算搜索增加到了七层，我决定带着他一起继续在“奥赛罗”上努力。
那一年，我23 岁，我的“学生”萨卓依·玛哈俊16 岁。下课后，他就跟我一起沉浸在“奥赛罗”的运算里，晚上，我带他到我家去吃饭，吃完饭我们又冲回学校继续作研究。我们把统计的方法做进
“奥赛罗”里，虽然困难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但是成功也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最后，“奥赛罗”的运算比以前快了l 000倍，最多能够完整搜完l4层（就是推算下面所有l4 步棋的排列与组合，在还有l4步棋没有下时就能精确地预测输赢）。将统计学应用于奥赛罗棋，通俗来说，就是将过去的棋谱输入电脑，把所有输棋的选择都归纳成
“输”，赢棋的都归纳成“赢”，然后再做一个“分类器”来分辨输赢。我们共同下出了4 万盘完全不同的棋谱，每一谱走60 步，这样，我们得到了240万步不同的走法，每一步都定义成最终“黑赢”或者“白赢”，还精确地统计出赢的概率。到这个时候，每走一步棋，机器就能推算出之后l4 步的走法，并准确判定赢的概率。比如刚开始你赢的概率是51％，
再走一步，就可能是48％，如果走错了一步棋，那么它会告诉你，赢的概率是5％。精确的统计学使得我们的“奥赛罗”机器人无可匹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瑞迪教授时，他对我过去一个月的分心不但不介意，还鼓励我们参加世界杯的比赛。要参加比赛，我们就得给这个程序取个名字，我说：“奥赛罗来自莎士比亚名著，所以我们就命名为莎士比亚吧！”萨卓依说：“这样太死板了，不如我们用莎士比亚的名字威廉，叫威廉吧f，，我说：“既然要有趣，那干脆用莎士比亚的小名，叫比尔算了！”于是，“比尔”就这样进入了世界奥赛罗计算机比赛。
下一个就是经费的问题。我那可爱的瑞迪教授这回又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他拿出自己的私人经费，让我们花3 000 美元发表了学术论文，又花了1 000 美元，让我们飞到加州一个城市参加了世界奥赛罗计算机比赛。我希望借到老板最好最快的机器，瑞迪教授二话不说就借给了我们。比赛结束后，我们不负众望，打败了所有的对手，以八场全胜的成绩夺得了世界杯冠军，这让我们激动不已。
赢得TSJL 耕L 赛以后，我们就希望能够挑战人类的冠军，看看在人和机器的博弈中，我们设计的机器能不能战胜人类。通过一本《奥赛罗棋》的杂志，我们很容易地找到了当时的世界冠军布赖恩·罗斯（Brian Rose），他听说要进行人机博弈，也非常感兴趣，他对自己的技艺非常有信心，一口答应要和我们进行比赛，我们约定三局两胜。
一天下午，这场世界冠军与机器之间的比赛通过电话开始了。机器走一步，对方通过电话告诉我们他走的是哪一步。我们进行现场操作。这个时候，“奥赛罗”的智慧开始发挥出来，当世界冠军最多一步棋想之后的四五步的时候，机器已经开始想之后的十四步如何布局。刚开始走的l5 步之内，两者的输赢率还差别不大。然而，在第16步，布赖恩走出致命的错误一步之后，我们的机器显示，机器的赢率达到了95％。但是，这时布莱恩还没有意识到大势已去。几步棋后，我们才听到他的叹息，知道早已进入了“比尔”的陷阱。再接着走下去，世界冠军最终“溃不成军”。他崩溃了，气愤地说：“不玩了。”最终，他放弃了第二局和第三局的比赛。我们的机器奥赛罗“比尔”，以56：8 战胜了人类冠军。
这是机器第一次打败人类冠军，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而在计算机学界，人们对人工智能充满了信心，而我也对计算机世界中的统计学有了更大的信心。我和萨卓依·玛哈俊在最高级别的期刊《人工智能》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萨卓依·玛哈俊成为第一个在《人工智能》上发表论文的高中生作者，后来，他在剑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教授。
后来，“比尔”被系里的汉斯·柏林（HansBerliner）教授知道，他约我吃饭，对我说他正在做一个国际象棋的硬件，希望打败世界棋王，看到我统计学工作的成绩，希望我考虑加入他的组，把统计学的方法应用在国际象棋上。他说：“这样你很快就可以毕业了。”但是，我拒绝了他，因为我还是希望做一个真正有用的软件，而不是把游戏作为自己的论文。另外，瑞迪教授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能无缘无故就离开他。1988 年最重要的科学发明
就在我暑期忙着教书，秋天投身奥赛罗时，瑞迪教授从美国国防部得到了300 万美元的经费做不特定语者、大词库、连续性的语音识别。也就是说，他希望机器能听懂任何人的声音，而且可以懂上千个词汇，懂人们自然连续说出的每一句话。这三个问题都是当时无解的问题，而瑞迪教授大胆地拿下项目，希望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他在全美招聘了30 多位教授、研究员、语音学家、学生、程序员，以启动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语音项目。而他也期望我在专家系统方面继续努力，得到突破，在这 30多人的队伍里面发挥作用。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我正想着如何脱离这个30 多人的队伍，脱离专家系统的研究。奥赛罗的人机博弈，让我对统计概念有了充分的理解，我开始相信，建立大型的数据库，然后对大的语音数据库进行分类，就有可能解决专家系统不能解决的问题。
怎样向他提这件事？我一直在犹豫，他已经向国防部立项，经费已经到位，专家系统的方向是势在必行的，我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大弟子，如果我这么不配合他的方向，他会怎么处理呢？会试着说服我继续做专家系统？会大发雷霆？还是会好言相劝？
再三思考后，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向他坦承我的看法，因为我想起当时海博曼院长对我说的：“读博士，就是挑选一个狭窄并重要的领域作研究，毕业的时候交出一篇世界一流的毕业论文，成为这个领域里世界首屈一指的专家。任何人提到这个领域的时候，都会想起你的名字。”如果我做专家系统，我就愧对了海博曼院长的期许，也浪费了我大学三年苦读，更对不起我自己。
于是，我决定鼓足勇气，向瑞迪教授直接表达我的想法。我对瑞迪说：“我希望转投统计学，用统计学来解决这个‘不特定语者、大词汇、连续性语音识别’。”
瑞迪一点都没有生气，他轻轻地问：“那统计方法如何解决这三大问题呢？”这正是我思考很久的三个问题。然后，我就长篇大论地说了十分钟，瑞迪教授耐心地听完我激情的回答后，用他那永远温和的声音告诉我：“开复，你对专家系统和统计的观点，我是不同意的，但是我可以支持你用统计的方法去做，因为我相信科学没有绝对的对错，我们都是平等的。而且，我更相信一个有激情的人是可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的。”
那一刻，我的感动无与伦比。因为对一个教授来说，学生要用自己的方法作出一个与他唱反调的研究。教授不但没有动怒，还给予经费上的支持，这在很多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统计学需要大数据库，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大的数据库呢？瑞迪教授看到我愁眉不展的样子，再一次给了我支持。他说，“开复，虽然说我还是对你的研究方法有所保留，但是，在科学的领域里，其实也无所谓老师和学生的区别，我们都是面临这一个难题的攻克者，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数据库，那么，让我去说服国防部去帮你建立一个大的数据库吧！”
统计学的方法也需要非常快的机器，瑞迪教授帮我购买了最新的Sun 4 机器。每次有新的机器，他都会说：“先问问开复要不要。”做论文的两年多，我至少花了他几十万美元的经费。
瑞迪教授的宽容再次让我感觉到一种伟大的力
量，这是一种自由和信任的力量。伏尔泰曾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瑞迪教授这样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这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家的精神。他这种“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深深地影响了我。这种无言的伟大，让我受益终生，也让我以这种信念对待他人的不同意见。
24 年后，当我的员工郭去疾离职的时候，他是这么描述我的：“8 年来，作为我的师长，开复很多次支持了我的理想，改变了我的命运，也宽容了我的缺点。当你离一个人很近，从他身上学到太多，你可能反而不知道该怎样总结你的收获。但我知道，现在当我遇到一个难以处理的困难，我常常会去想，如果是开复，他会怎么做。假如只能选一条收获来分享，那么开复让我铭记终身的教益是：‘Youcansincerelv disagreeand full heartedlysupport at the same time（你可以同时真诚地反对和全力地支持）。’以前读到开复的文章里提及他的博士生导师怀疑却又支持他的研究方向的时候，我以为那只是一种雅量。而当开复身体力行地一次次怀疑却又支持我的时候，我才慢慢明白这是一种珍贵的领导力。”
这种领导力只能归功和感谢我的导师——瑞迪教授。
在导师的这种力量的支持下，我开始了疯狂的科研工作。我每天上午9 点起床，到学校完成自己必须做的课业、助教等工作，中午回家，从中午 l点工作到凌晨2 点，一星期有6 天都是如此，只有星期天是承诺妻子的“休息日”。就算星期天，我也会多次上机去看看我的实验是否在跑。一天18个小时，一周l00 多个小时，我坚持了三年半。
从1984 年底到1987 年初，我带着另一位学生一起用统计的方法做语音识别。同时，其他30 多人用专家系统做同样的问题。从方法上来说，我们在竞争，但是在瑞迪教授的领导下，我们分享一切，我们用同样的样本训练和测试。在瑞迪教授的支持下，我也慢慢得到了其他教授的认可。
在1986年底，我的统计系统和他们的专家系统达到了大约一样的水平，40％的辨认率。这虽然还是完全不能用的系统，但毕竟是学术界第一次尝试这么难的问题，大家还是比较欣喜和乐观的。
1987年5 月，我们大幅度地提升了训练的数据库，我又想出了一种新的方法（triphones）来建模，不但能够用统计学的方法学习每一个音，而且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学习每两个音之间的转折。针对有些音的样本不够，我又想出了一种方法
（generalized triphones）来合并其他的音。这三项工作居然把机器的语音识别率从原来的 40％提高到了80％！统计学的方法用于语音识别初步被验证是正确的方向，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瑞迪也同样为我感到欣喜万分，他决定把我的成果带到国际学术会议上去演讲，让世界知道统计学的方法初获成功。而我鼓起勇气对瑞迪教授说，“这是我自己做出的成果，您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去讲。”瑞迪教授马上回答，“好啊。那很好，我马上给你订机票。”就这样，我带着自己准备4 年的成果，跟着我的恩师出发了。有趣的是，那一天，我开着有 l5年车龄的“老爷车”去接瑞迪教授，没有想到，刚刚走到一半，整个车子都开始冒出滚滚黑烟，我和瑞迪教授只好狼狈不堪地跑下了车。“不好意思，汽缸爆了。”我掀开车盖里看到一幅狼藉的景象。“没事，我们还是赶紧换坐出租车吧，否则要赶不上飞机了。”瑞迪教授安慰我说。就这样，我们好不容易拦下了一辆出租车赶往机场。后来，瑞迪教授的秘书偷偷地告诉我，瑞迪教授其实被吓坏了，他害怕地说，“再也不坐�
